對民間借貸案件中舉證責任分配的思考
《合同法》第197條規(guī)定，公民之間的民間借貸合同為不要式合同，當事人可以采用書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在現(xiàn)實生活中，由于借貸關系的雙方當事人之間多有親屬關系或同事、同鄉(xiāng)、同學等較為親密的社會關系，其借貸形式往往比較簡單和隨意，少有簽訂書面協(xié)議的，即使簽訂也最多是由借款人出具一張內容簡單的借據(jù)。一旦發(fā)生糾紛，借貸雙方都很難舉出說服力很強的證據(jù)。而且，在現(xiàn)實中由于法制環(huán)境還不夠完備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一些虛假的“借貸”，包括非法發(fā)放高利貸、離婚前夫妻一方虛構“借貸”的事實意圖多獲取夫妻共同財產、以借貸形式掩蓋非法的賭債等，還是大量存在的。這些非法情況，都需要根據(jù)當事人自身的舉證情況，甚至是法官在庭審過程中通過有技巧的詢問等來識別和判斷的。因此，在民間借貸案件糾紛中，如何分配舉證責任，法官如何運用庭審技巧，都會對案件的結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根據(jù)《民事訴訟法》及《證據(jù)規(guī)定》的規(guī)定，當事人對自己的事實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jù)加以證明，沒有證據(jù)或者證據(jù)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根據(jù)《證據(jù)規(guī)定》第5條的規(guī)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合同是否履行發(fā)生爭議的，由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因此，從結果意義的舉證責任角度來說，在民間借貸糾紛中，出借方應對雙方之間存在借貸關系以及出借方已將借款提供給借款人負有舉證責任。而借款人則對其已履行還款義務負有舉證責任。
當然，在現(xiàn)實生活中，由于當事人雙方存在證據(jù)的提供和反駁過程，而民事訴訟的證據(jù)判斷又是一種“蓋然性”的判斷，這就會產生原告舉證時，初步判斷下來其可能性較大，但在被告提供相應證據(jù)或者口頭反駁后，原告的證據(jù)又顯得不夠充分的情形。此時，原告就需要進一步補強其證據(jù)，否則，其主張的事實將可能不被確認。反過來也是一樣的，如果被告提供的反駁證據(jù)還不能推翻原告舉證的真實性，則被告就有進一步補強證據(jù)的義務。這就是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通俗地說，也可以把這種情況稱為當事人之間“舉證責任的轉換”。如在有些案件中，常常發(fā)生被告對原告所提供的借據(jù)不予認可，并否認借據(jù)上的簽名系被告所簽。此時，誰應當負進一步的舉證責任，就容易引起分歧。實際上，當原告已經提供了有被告簽名的借據(jù)時，已經提供了初步的事實。被告否認借款事實存在，但借據(jù)的存在事實是客觀的，在被告沒有證據(jù)推翻這一事實時，仍然應當認可借據(jù)證明的事實。至于被告認為借據(jù)上簽名系偽造的事實主張，其實并不是單純對不存在的事實的舉證問題，因此，不能適用“對不存在的事實無須舉證”的規(guī)則。因為，原告已經提供了被告的簽名的書面證據(jù)，被告的“簽名”已經是客觀存在了。被告主張借據(jù)上的簽名不是他簽的，實際上就是說借據(jù)上的簽名是別人簽的。也就是說，被告實際上是用簽名是別人偽造的這個事實，來推翻已經客觀存在的簽名的真實性。而這顯然是一個積極的事實主張，而不是一個消極的事實主張。盡管在表面上看，被告使用了“不是自己簽的”這樣一種否定的表達方式，但這并不代表這種表述就是在主張一種不存在的消極事實。因此，如果被告否定簽名的真實性，就應當進一步提供自己的真實簽名以供法官作為鑒別真?zhèn)蔚膶Ρ取Ｈ绻桓嫣峁┑暮灻浄ü勹b別后，法官認為能夠明顯看出借據(jù)上的簽名與被告簽名不一致的，則法官就有了可以推翻之前“高度蓋然性”的事實判斷，可以確認原告提出的借據(jù)是不真實的。那么，再進一步“補強”就應當是原告要做的事了。也就是原告如果要證明借據(jù)上的簽名是真實的，則原告需要進一步舉證，或者借助于筆跡鑒定的方式來確認被告簽名的真實性；如果法官在對比了被告提供的真實簽名和借據(jù)上的簽名之后，還是難以作出借據(jù)上的簽名系偽造的結論的，則說明被告僅僅提供自己的親筆簽名，還不足以證明原告提供的證據(jù)就是偽造的，原告的證據(jù)仍然處于比較優(yōu)勢地位，則被告就應當負進一步“補強”自己證據(jù)的責任，也就是被告需要通過申請鑒定等方式來證明借據(jù)上的簽名是假的。
其實，通過上述案件中的舉證責任分析，無非是說明：如果從結果意義上看，“誰主張，誰舉證”的規(guī)則是比較明晰和確定的；但如果從訴訟程序上是不斷推進和變化的來看，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則是隨著當事人證據(jù)攻擊和防御的推進，在個案中隨時都可能在當事人之間不停“轉換”的。因此，法官在分配舉證責任時，注意根據(jù)個案中當事人“對戰(zhàn)”的進程，隨時注意合理分配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而不存在絕對不變的應由誰來承擔舉證責任的問題。因為，訴訟程序中設置當事人舉證制度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通過當事人的舉證，讓法官對哪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jù)符合事實真相的可能性更高作出判斷。也就是說，一個正常、理智的法官在案件審理的任何時候，如果他認為某一方當事人的舉證已經使其對事實判斷達到高度蓋然性目標的話，他就可以認為進一步提供證據(jù)來推翻其判斷的責任，已經應該由對方來負擔了。
在民間借貸糾紛中，很多情況都是需要結合諸多因素來判斷舉證責任應當如何分配的，而不是簡單地確定某一方當事人應當負舉證責任，然后就始終按照這個思路來處理的。比如，傳統(tǒng)的民間借貸案件中，債權人與債務人通常有特定的關系。如果互相不熟悉，是不會輕易借款的。所以，一般來說債權人對于債務人是否有配偶、夫妻關系如何等狀況，會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近年來，通過介紹人出借款項、商人之間大筆拆借等情況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往往對債務人并不熟悉，自然也無法了解債務人婚姻狀況等。但我們又很難說這些相互不熟悉的人之間大額借貸就一定是在搞非法的借貸，或者就是賭債。而因為這方面事實的缺少，就又減少了案件處理時可參考生活常理和一般情況，進而減少了判斷案件事實時可參酌的事項，為審理民間借貸案件認定個人債務還是共同債務增加了難度。所以，在當前的情況下，審理這類案件在分配舉證責任時，我們就很難簡單地把舉證責任分配給債權人或是債務人，而是需要法官憑借生活經驗和司法智慧，綜合審查借款的目的及用途、當事人庭審時的表現(xiàn)，區(qū)分常態(tài)與非常態(tài)，合理確定舉證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