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的實業(yè)家,張謇
辛亥革命至今100年的中國歷史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振興中華，百年求索。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喊出了“振興中華”的時代強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客觀上成就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90年前，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后，繼承辛亥革命百折不撓的精神，并將“振興中華”當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也好，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也好，“振興中華”始終是主旋律。100年來，志士仁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為圖存圖強而前赴后繼，為振興中華而上下求索。在為振興中華而艱辛開拓、不斷求索的仁人志士中，國內(nèi)立憲派領袖張謇是我們不能忘卻的人物，他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振興中華作出過重要努力。
張謇（1853—1926），我國近代著名實業(yè)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是毛澤東強調(diào)的中國民族工業(yè)不能忘記的四個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在科舉仕途艱難跋涉近三十年，終于摘取了科舉皇冠上的明珠——狀元，并被授翰林院修撰官職。然而，19世紀末的中國，內(nèi)侮外凌，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此國難當年，張謇毅然放棄做官，走“實業(yè)救國”和“教育救國”的道路，在家鄉(xiāng)南通興辦實業(yè)、教育、文化、公益等各項事業(yè)，引領近代南通走向早期現(xiàn)代化。張謇雖然辭官，但卻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政治參與，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在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政治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作為國內(nèi)立憲派領袖，張謇一直被認為是辛亥革命的反對派。的確，他曾熱衷于君主立憲，并多年為此奔走呼號，祈望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將皇權分離一部分出來，彷效日本及西方國家，設立國會，大力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張謇也曾懷疑過革命，認為革命意味著流血與破壞。然而，他對革命、對民主共和的認識及態(tài)度有一個根本性改變的過程，即從不贊成革命到轉(zhuǎn)而擁護民主共和，并為新生的民國東奔西走、上下溝通、殫精竭慮。在辛亥革命及其前后，張謇的政治參與極為活躍，他在各地獨立、南北議和、清帝退位、民國建立及運行等方面作出過重要的貢獻，產(chǎn)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呼吁改革政體，力主實行君主立憲，以達富國強兵
1894年，張謇在殿試中奪魁高中狀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此時的張謇可謂是春風得意，仕途在面前延升。如果不是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張謇也許會順著從狀元到宰相的仕途一路前行。然而，兩件大事深刻影響并改變了他的人生抉擇。一是甲午戰(zhàn)爭，二是其父親病逝。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使丁憂在家的張謇極為憤慨。除了割地賠款外，《條約》還允許日本資本輸入，對中國進行經(jīng)濟侵略，使得本來就很貧弱的中國更是陷于不能自拔之中。張謇日思夜想，但苦于想不出一個好的辦法來。這時，張之洞奏請朝廷，讓張謇在其家鄉(xiāng)南通辦廠。辦廠與外國人爭利潤，這正暗合了張謇的心意。一介書生，一沒資金，二沒經(jīng)驗。即使這樣，張謇仍義無反顧地開始了他辦企業(yè)的艱難起步。在吃盡千辛萬苦之后，他的大生紗廠終于開車了。從此，張謇便祈望遠離政治，遠離官場，在南通開始了其“建設新新世界雛型”之實踐。
然而，晚清社會，危機四伏，矛盾交織。張謇雖想遠離政治，但政治卻無處不在。崛起的西方力圖瓜分中國，而清政府對外妥協(xié)退讓，委曲求全，對內(nèi)則專制集權，固步自封。
中國到底何去何從？內(nèi)憂外患使得張謇深深感到“須亟改革政體”，較為可行的是實行君主立憲。于是，張謇一邊大辦實業(yè)、教育，一邊致力于此。張謇緣何如此熱心君主立憲？一方面，受傳統(tǒng)教育40多年并終于摘取科舉皇冠明珠的張謇，他希望通過和平的手段、漸進的方法來改良政治，特別是，在張謇看來，光緒皇帝是位開明的、力圖革新的皇帝，因此，可以在保全皇位的前提下，將皇權分出一部分，以實行君主立憲；另一方面，作為企業(yè)家、實業(yè)家的張謇，他的南通事業(yè)正蒸蒸日上，他當然不希望有大的社會動蕩，當然希望有一個和平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使之能大力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以實現(xiàn)“實業(yè)救國”和“教育救國”的理想。于是，張謇在“實業(yè)救國”和“教育救國”的旗幟下，一方面大辦企業(yè)、大辦教育、大辦社會事業(yè)，另一方面為君主立憲奔走呼號。于是，想遠離政界的張謇便又主動投身于政治的漩渦。
早在1901年，張謇就撰寫了《變法平議》，主張效法日本，上設議政院，下設府縣議會。1903年張謇在日本參觀考察70多天，所見所聞更使其深感改良政治的重要性及迫切性。70多天的考察中，張謇對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作了詳細的調(diào)查與考察，感觸頗深。
后來，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夠下決心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與張謇等立憲派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在那段時間，張謇為此進行了大量的活動。如：不斷地與友人蒯光典、越鳳昌、沉曾植等討論立憲；不時地與魏光燾、張之洞、湯壽潛等商討立憲；讓張美翊上書軍機大臣瞿鴻禨，請其倡導立憲；與趙鳳昌刻印《日本憲法義解》和《日本議會史》等資料分送給首席軍機大臣奕劻等宮廷官員及社會各界人士；與朝廷寵臣鐵良深談，力促朝廷派員出洋考察政治；等等。為了得到盡可能多的資源支持君主立憲，張謇甚至一再寫信給自己曾經(jīng)鄙視且20年不通音訊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希望他支持君主立憲。張謇等立憲派還辦報、結社，利用報紙雜志等進行呼吁。這一系列行動，讓王公大臣及社會各界對君主立憲有了較多的了解，認識到“立憲救亡”的道理。加之，日俄戰(zhàn)爭的結局亦給人們極為震驚。王公大臣們也感到改革的急切性，便紛紛奏請朝廷請求考慮立憲之事。在各方壓力下，清政府最高層終于意識到了問題的重要性，不得不直面立憲。慈禧便讓大臣們討論立憲，派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嘗試政治制度的改革，頒布“彷行憲政”的詔令，各地紛紛成立“預備立憲公會”等等。這一切，與張謇等立憲派的奔走呼號是分不開的。其實，清末自上而下的“預備立憲”及自下而上的“立憲運動”，兩方面都與張謇密不可分。
在清政府的這場政治改革中，張謇始終起著標桿和促進作用。他率先在蘇州成立“江蘇立憲學會”，并親自擔任會長。又與鄭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先后擔任副會長、會長。
清政府于1907年10月正式下令籌設咨議機關后，張謇便在江蘇著手并籌辦“江蘇諮議局”并擔任議長，并在南京碑亭巷設立了江蘇諮議局籌辦處。從此，張謇為江蘇諮議局的籌辦等各事項而奔忙，包括諮議局辦公大樓的選址、設計建造等，都傾注了大量心血，甚至對司選員培訓也都親自過問。江蘇諮議局后來先后成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參議院所在地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在地。
1908年8月，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及《逐年籌備事宜清單》等一系列憲政文件，確定1916年正式召開國會，實行憲政。這樣的結果，使得張謇等立憲派人士感到欣慰，因為政府終于打破堅冰，將立憲提到了議事日程；但同時，張謇等又深感不滿，因為9年時間實在太久。從此，張謇一方面領導江蘇諮議局為建設立憲政治與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官僚進行博弈，不斷推進各項改革活動；另一方面，又以江蘇諮議局為依托，展開了聯(lián)合各省諮議局進行國會請愿運動，他發(fā)動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三次國會大請愿運動。
發(fā)動三次國會大請愿，領導諮議局爭取民主權益，客觀上助燃革命烈焰
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各省諮議局紛紛成立。1909年10月，在諮議局開會的前一天，張謇拜見了江蘇巡撫瑞澂，請其聯(lián)合各省督撫請速組織責任內(nèi)閣，而自己則聯(lián)合各省諮議局請速開國會。這樣，各省諮議局第一次開會時，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就發(fā)起組織諮議局聯(lián)合會。張謇的提議得到各地的熱烈響應。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聯(lián)絡，先后有16省諮議局代表于12月18日陸續(xù)到達上海，開會商量請愿速開國會之事。張謇分別以“預備立憲公會”和江蘇諮議局研究會等名義宴請各省議員代表。對于請愿書和請愿團成員，張謇都仔細斟酌，并發(fā)表《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nèi)閣以圖補救意見書》，情真意切，情理交融，從列強瓜分中國談起，將國家的危機娓娓道來，最后落腳到只有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nèi)閣，方可全國上下一心以共同抵御外侮，否則，就使得愛國者灰心，人心殆失。上海會議決定成立國會請愿同志會。張謇在為16省議員代表餞行時發(fā)表演講說：“秩然請禮，輸誠而請。設不得請，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這也是張謇為請愿定下的基調(diào)及方針，和平請愿，不成不收兵。于是，1909年底開始，轟轟烈烈的請開國會運動序幕拉開了。
1910年1月，各省請愿代表團代表到達北京，向都察院呈遞了“速開國會”請愿書。各省督撫也紛紛致電清廷，請求速開國會。第一次請愿未能得到政府的重視，這使更多的人感到義憤。半年后，請愿代表團成員擴大到150人，帶著征集的30萬人的簽名，開始了第二次請愿，但遭到清廷的拒絕。張謇也曾再次向攝政王上書，強調(diào)速開國會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但亦未被重視。在這樣的情況下，1910年8月，第三次請愿又開始了。此次的請愿更是聲勢浩大，且多層面展開。先是各省舉行千萬名民眾的游行活動，并帶著數(shù)十萬甚至上百萬民眾的簽名向各省督撫請愿。然后，各省代表帶著本地各階層人士的簽名，分批到京請愿。同時，上書多方，包括攝政王、都察院及資政院等。在如此聲勢浩大的請愿運動驅(qū)使下，朝廷不得不作出讓步，攝政王載灃宣布提前三年召開國會，原本準備開國會的年份由1916年提前到1913年。
1911年5月8日，皇族內(nèi)閣公之于眾，人們大失所望。內(nèi)閣成員共13人，滿族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4人。這個結果令全國嘩然，立憲派更是深失所望。立憲派期望速開國會，朝廷卻以9年為期；而期待的責任內(nèi)閣，竟然又是皇族內(nèi)閣！
至此，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人士十多年的奔走呼號換得了這樣的結果。這個結果與張謇等立憲派的初衷具有較大的距離。當然，朝廷從反對開國會到同意開國會，這畢竟是一個重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應該是張謇等立憲派的一種勝利，那樣一個固步自封的朝廷在立憲的聲浪中也不得不順應時勢，做出姿態(tài)，這畢竟可視做清廷在改革的道路上邁出的一步。
但是，這一步邁得未免太小、太晚，民心已失。立憲派不滿意，革命派更是不可能接受。在立憲派為請開國會而掀起大請愿運動、清廷磨磨蹭蹭被動應付之時，革命派的武裝起義正如火如荼，此起彼伏。盡管起義屢遭挫折，但革命志士前仆后繼，百折不撓，終于爆發(fā)了武昌起義。革命者一呼百應，一夜之間占領了武昌城，三天之內(nèi)占據(jù)了武漢三鎮(zhèn)。革命之火焰迅速向全國各地蔓延。
武昌起義后，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清政府就這樣遭到拋棄。此結果，實為清政府咎由自取。這樣的局面固然與革命派多年的宣傳、發(fā)動，多年的起義影響分不開，同時也與張謇等立憲派多年的奔走呼號相聯(lián)系，與立憲派人士掌控的各省諮議局的附和分不開。張謇等立憲派不是革命的發(fā)動者，但他們的種種努力客觀上為革命的實現(xiàn)奠定了基礎。張謇等十多年對君主立憲的鼓吹擴大了社會影響，觸痛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權，客觀上推動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張謇等千呼萬喚的責任內(nèi)閣被異化為皇族內(nèi)閣，這便成為了革命的重要口實，客觀上為革命的爆發(fā)提供了催助劑。張謇等立憲派在領導諮議局爭取權益過程中揭露的政治落后、官場腐敗等亦給革命注入興奮劑，客觀上也助燃了革命的烈焰。曾為袁世凱幕僚的張一麐研究后認為：“辛亥革命，皆以諮議局為發(fā)端?！?/span>
順應時變，與清廷決絕，致力民主共和
在革命的滾滾洪流中，張謇也實現(xiàn)了自己的政治轉(zhuǎn)向，由不贊成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到擁護民主共和。
張謇等立憲派及其所掌控的諮議局之所以會贊助革命，既是大勢所趨，也是他們對清廷的失望乃至絕望所致，同時，也還因為他們與革命者在思想、觀念上有趨同之處。
對清廷的絕望是張謇拋棄君主立憲并進而贊助民主共和的要因之一。在“皇族內(nèi)閣”出籠后，清廷又宣布了“鐵路國有”，這使張謇感到很失望。但是，張謇仍然想作最后的努力，他邀上海老朋友湯壽潛、趙鳳昌等一起聯(lián)名上書給攝政王載灃，望朝廷“危途知返”，改組內(nèi)閣。他建議朝廷注重民生，實行憲政，政府承擔川路虧空，并全部收購商股以平息保路風潮等。張謇的各種努力未能奏效。此時的張謇仍對朝廷抱有一線希望，在武昌首義時，張謇希望迅速平息起義。張謇作這些努力，其根本原因是想結束炮火紛爭，以免工商業(yè)受戰(zhàn)爭之傷害。其實，此時的張謇已經(jīng)對朝廷失去信心，認為朝廷“舉措乖張，全國為之解體”，此等結果，是朝廷咎由自取。張謇心目中，朝廷之亡是遲早的事，他曾坦言：“亟求立憲，非以救亡；立憲國之亡，其人民受禍或輕于專制國之亡耳。”由此，我們可深感張謇對政府的失望。
“皇族內(nèi)閣”已使張謇極為失望，而其出籠后兩個月還未見任何改革動靜，更使張謇感到絕望。張謇上書新內(nèi)閣，請其發(fā)表政見，并指出“循是不變，國家前途之危險，有不忍終言者矣”。張謇認為如仍因循守舊，則必將亡國。
各地“和平光復”改變了張謇對革命的看法。武昌起義發(fā)生時，張謇正在武漢。為慶賀大維紗廠開車，張謇于1911年10月4日到達武昌，10月9日出席了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所設的午宴。此間，張謇與有關政要會談。10月10日晚，張謇在漢口所乘的輪船開動后，他發(fā)現(xiàn)長江對岸火光沖天，這正是武昌起義的炮火。當他順流而下到達安慶的時候，革命軍已經(jīng)占據(jù)了武昌城，安慶的新軍也在起義準備之中，這一切，使得張謇不得不放棄原計劃與安徽巡撫朱家寶商談導淮問題而急忙趕回南京。此時的張謇對局勢的發(fā)展很是擔憂，他不希望看到戰(zhàn)爭和內(nèi)亂，不愿看到流血，也擔心“實業(yè)救國”計劃落空。于是，他想盡快平息這種局面，使“實業(yè)救國”計劃有一個和平環(huán)境得以實施。他先趕回南京，請求江寧將軍鐵良、兩江總督張人駿“亟援鄂”，未果。又趕往蘇州，連夜替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改組內(nèi)閣宣布立憲疏》，請朝廷立即解散“皇族內(nèi)閣”，組織責任內(nèi)閣，以穩(wěn)定局勢。他又擔心列強干預，便以江蘇諮議局名義致電各省，呼吁不得借助外兵，否則將亡國。此時，革命的烈焰正在燃向各地，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上海宣布光復，蘇州、杭州宣布獨立，江蘇巡撫程德全被革命黨人推舉為都督，張謇的實業(yè)、教育發(fā)祥地通州也宣告獨立。至此，全國已有4/10的省份宣布獨立。這一切，使張謇感到獨立之勢難以阻擋，清廷大勢已去。張謇雖不贊同以武力方式推翻政府，但贊同革命派發(fā)展實業(yè)、富國強兵的主張。黃炎培視他為摯友，同盟會會員有難張謇出手相救。同時，各地宣布獨立，沒有流血，也未對工商業(yè)有大的損害，“和平光復”使他看到了希望。多種因素使得張謇最終轉(zhuǎn)向了民主共和。為紀念民國誕生，張謇自撰“民時夏正月，國運漢元年”的嵌名春聯(lián)，可見其喜悅與期待。南北議和期間，有人認為“人民程度不夠、土地太遼闊，不宜共和，宜君主立憲”，張謇曾撰長文進行說服。
張謇在思想上轉(zhuǎn)向民主共和之后，在行動上便作出努力。一是給奉命進攻湖北民軍的袁世凱，勸告袁要認清形勢，順應時勢，在人心已趨于共和政體的情形下，應趕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盡快與南方達成協(xié)議，確定共和政體，以穩(wěn)定時局；二是寫信給江蘇督撫鐵良與張人駿，勸告他們放棄武裝反抗，“響應革命”；三是出任江蘇臨時議會議長，并真誠履職；四是到上海會見革命派人物章太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并與之商談；五是剪去大清臣民標志的辮子。
在接受民主共和之后，張謇即與清廷公開決絕。一是拒絕清廷的任命。對清廷關于江蘇宣慰使的任命，張謇在日記中譏諷：“何宣何慰耶？”他拒絕出任農(nóng)工商大臣，認為“理無可受”。二是奉勸清廷認清局勢，盡快讓位。他與伍廷芳等聯(lián)名對清廷作最后之忠告：“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涂炭，保滿漢之和平?！眲衿湔J同共和，盡快讓位，不使民生遭殃。
作為立憲派領袖，張謇政治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有著重要的意義及舉足輕重的影響。他的轉(zhuǎn)變實際上為一大派別力量的政治轉(zhuǎn)向，這就使得革命派與清廷力量的對比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至此，革命派與立憲派可謂是殊途同歸。
效力臨時政府，促南北調(diào)和及清帝退位，力阻袁世凱稱帝
臨時政府雖然成立了，但當時的局勢極為不穩(wěn)?；实圻€在皇宮，新政府經(jīng)費沒有著落。如果不能使清帝退位，結束南北紛爭，那么新政府執(zhí)掌全國政權便無從談起。如果不能解決經(jīng)費的燃眉之急，那么新政權便難以為繼。在新政府萬難之時，張謇盡一己之責，作出巨大的努力。
他任職于新生民國，并力解臨時政府燃眉之急。臨時政府組成采取比較折中的辦法，革命派人士與立憲派人士均于政府任職，各采取“部長取其名，次長取其實”的辦法，部長一般由立憲派人士擔任，次長一般由革命派人士擔任。任命張謇為實業(yè)總長。盡管張謇深知實業(yè)總長之任的艱難并曾推辭，但最終還是勉為其難赴任。盡管總長只是取其名，而并不需謀事，但張謇決不愿做擺設而尸溺其位，既在其位就須力謀其政。當時，頃刻間的成功，使得革命黨人幾乎沒有心理準備，更缺少經(jīng)濟實力作后盾。張謇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經(jīng)費問題，他認為新政府每年經(jīng)費缺口至少8000萬兩。為籌經(jīng)費，孫中山與黃興已費心盡力。張謇想方設法先后籌款達百萬元，這樣就緩解了臨時政府關于經(jīng)費的燃眉之急。
他以中間人的身份調(diào)停南北方，促其議和。張謇幕僚趙鳳昌的家成為策劃、商討的重要場所。張謇主動擔當起通“南北之郵”，多次以中間人身份，約北方代表唐紹儀、南方代表伍廷芳及黃興等進行商談。在革命派取得半壁江山時，南北對峙，相持不下。具政治經(jīng)驗并握有軍權的袁世凱顯得舉足輕重。此時，各方也普遍看好袁。孫中山認為袁世凱為有力量之人，善駕政局。黃興視他為“中國之華盛頓、拿破侖”。時人甚至認為，袁世凱是效忠清廷還是贊成共和，將決定中國亡與不亡的大局。張謇認為，如果不迅速結束南北紛爭，發(fā)展工商業(yè)無從談起，國外勢力亦會介入，中國前途確實岌岌可危，而能使清帝退位的最佳人選非袁世凱莫屬。張謇雖與袁世凱曾斷交近三十年，鄙視其人品，但對其才能卻是認可的。辛亥革命前夕，張謇與袁世凱有番交談，道故論時，張謇感其已大有長進，認為其見識“遠在碌碌諸公之上”。在張謇等人的全力斡旋下，袁世凱終于表示擁護共和、促清帝退位。清帝遜位詔書出自張謇之手，300多字的遜位詔書得到了當時各方的贊同，認為真大手筆也。
張謇規(guī)勸袁世凱，唾棄其稱帝。武昌起義后，他致電袁世凱：“環(huán)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薄芭c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于共和主義之中?！币?guī)勸袁世凱順應潮流以擁護民主共和。然而，正當張謇為和平、統(tǒng)一和秩序而奔忙之時，袁世凱的圖謀逐漸浮出水面。張謇便寫信對其進行規(guī)勸，希其用實際行動消除人們對“帝制復活”的疑慮。袁世凱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在復辟帝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撤銷國務院，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等等。張謇在再三勸阻無效之情況下，深感“國民實業(yè)前途，茫無方向”。于是，張謇堅決辭去農(nóng)商總長職務。得知袁改元洪憲時，張謇更是憤然唾棄：“叛跡益露矣。”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后想再邀張謇北上被其斷然拒絕。在聽到袁世凱的死訊后，張謇在日記中嘆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來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群小之手。謂天之訓迪吾民乎？抑人之自為而已?！?/span>
綜上所述，張謇與辛亥革命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呼吁改革政體，力促君主立憲，發(fā)動三次國會大請愿，領導諮議局爭取民主權益，這些從客觀上推進了革命的進程，助燃了革命的烈焰。特別是，他在轉(zhuǎn)向民主共和后，為各地獨立、南北議和、清帝退位及民國成立和運行立下了汗馬功勞。革命報紙曾稱張謇為“偉大之人物”。從某種意義上講，張謇等立憲派與革命派共同推翻了清王朝。
毛澤東于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講話中說：“我們研究黨史，只從1921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敝袊伯a(chǎn)黨繼承了辛亥革命的精神，其早期領導人大多受過辛亥革命的洗禮；辛亥革命在客觀上成就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并為中國共產(chǎn)黨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經(jīng)驗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