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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變以后，清廷擔心東南出現(xiàn)一個新的得到中外認同的政治重心，開始重視拉攏南方的社會精英，1904年，上諭給張謇加三品銜、頭等顧問官（原來他的翰林院修撰只是六品），這雖然是對他辦實業(yè)的嘉獎，也未嘗不含有這層意思。
張謇（1853—1926）
從1900年推動“東南互?！钡胶髞硎栈芈窓?quán)運動，張謇和東南精英人物趙鳳昌、湯壽潛、鄭孝胥等人結(jié)交，這個圈子在晚清立憲運動和辛亥革命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的走向與命運。1906年，預(yù)備立憲詔書的下達與他們多年來的奔走分不開。同年11月，預(yù)備立憲公會在上海成立，張謇當選為副會長（后為會長），入會者都是一時精英，東南工商界、出版界、教育界、報界的重要人物幾乎囊括其中，比如高夢旦、張元濟、狄平子、孟昭常、孟森等，有一半會員都曾投資辦企業(yè)，包括榮家兄弟、李平書、虞洽卿、朱葆三、周金箴、王一亭、王清穆等。留日歸來、年輕而有活力的雷奮、楊廷棟成為他的得力干將。我在南通檔案館看到過當年預(yù)備立憲公會交納會費的一張收據(jù)，印制漂亮，綠色邊框，紅色印章，一百多年后仍光鮮如初。他認定：“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yè)教育為自治基礎(chǔ)；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钡么邕M寸的思想在他心目中扎根已久。1901年，他起草《變法平議》，提出42條非常溫和的改革意見，沒有被朝廷接受，他失望之余，即決心從實業(yè)、教育入手，在民間層面做努力。憑借自己辦實業(yè)、教育的基礎(chǔ)，以及多年來奔走立憲，他和湯壽潛不僅望重江南，而且成為全國立憲派的領(lǐng)袖人物。
1906年秋天，為了在家鄉(xiāng)普及憲政知識，推動地方自治，張謇特意在南通師范開設(shè)法政課，請留學日本的楊廷棟前來主講，同時為地方“法政講習會”講課。
早在南通師范開辦不久，因為編印教材、講義的需要，大生也要印賬冊、商標等，1903年，以大生紗廠為主集股辦了一家翰墨林書局，《日本憲法義解》《日本議會史》《英國議會史》等譯作都在這里出版。以日本地方議會制為藍本的《地方自治綱要》也是1907年由翰墨林書局印刷的。張謇將這些書送給官、商、學各界友人，包括鐵良這樣的朝廷重臣。有一次，慈禧太后看了《日本憲法義解》，對大臣王公說了一句“日本有憲法，于國家甚好”，沒有讀過此書的顯貴們瞠目結(jié)舌，趕緊派人到上海去買書。
1909年，全國各省諮議局成立，張謇毫無懸念地高票當選為江蘇諮議局議長。處處以日本為師的他，不僅為南通師范請了許多日本教師，在南京建諮議局大樓之前，他還派孫支廈去東京考察日本國會，不只是了解議事規(guī)則，而且把日本國會的建筑圖紙畫回來，現(xiàn)在南通檔案館仍保存著孫支廈當年畫的多份草圖。
從1909年到1911年，張謇等代表的立憲派以諮議局為依托，先后發(fā)起三波全國性的國會請愿浪潮，他聯(lián)絡(luò)江南開明派的督撫，與各省諮議局代表磋商，參與起草或修改請愿書。1909年10月30日，于右任主辦的上?！睹裼跞請蟆穼λ鬄橘澷p，稱他為“偉大人物”。1910年1月21日，請愿代表謁見朝廷王公大臣，《申報》報道，權(quán)重一時的慶親王奕劻對代表說：“諸君由國民公舉來京，足見我國民之可愛可敬，我亦是國民一分子，豈不關(guān)心國事？況現(xiàn)時各國均行憲政，我國斷無不實行憲政之理。此次請愿，我有一分力量定為諸君獻一分力?！彪S后問及湯壽潛、張謇兩君對此事意見如何，各代表回答，湯、張都極力主張，慶親王又問張謇為何不來，代表回答張是議長，未能前來。請愿書要求朝廷立即頒布議院法和選舉法，一年之內(nèi)召集國會，但措辭很有分寸。居中堂之位的那桐對代表說：“請愿書前日已經(jīng)見過，詞意都極為得體，出于何人手筆？”代表回答說以張謇的主張為主。[1]
慶親王等權(quán)貴重視張謇的態(tài)度是可以理解的，他因為辦大生成功，成為工商界領(lǐng)袖，因為辦教育有成，他先在1906年創(chuàng)立的江蘇教育總會上被選為會長，后被選為中國教育會會長，在江蘇諮議局他又被推為議長。在朝廷外面，他的一言一行無不引人注目。
1911年5月，張謇受上海、天津、湖北、廣東等地商會公推北上時，第三次國會請愿運動已經(jīng)落幕，立憲派一而再、再而三的熱情呼號，換來的只是清廷提前三年（到1913年）召開國會的承諾，并不許代表再次請愿。張謇此次進京離他上次戊戌年南下已跨越了14年，14年來，他以南通為基地，大辦實業(yè)、教育，推動地方自治，開創(chuàng)風氣，在東南乃至全國眾望所歸。朝廷對他表現(xiàn)出了意外的倚重，視他為長城。他雖低調(diào)進京，不想驚動各方，然而，王公大臣、滿漢顯貴的宴請、迎送還是讓他應(yīng)接不暇，行程排得滿滿當當。重頭戲當然是攝政王的召見，他當天日記記得很詳細，年輕的攝政王不僅賜坐，而且稱許他在外辦事辛苦，名譽甚好，朝廷深為嘉慰。他回答，自1894、1895年以來就注意實業(yè)、教育，后來國家推行新政，又辦地方自治，自己雖沒有做官，但未曾一日不做事。當時，清廷已風雨飄搖，處境維艱，他是狀元，又是新型的實業(yè)家、教育家，對已故的光緒帝懷有感恩之心，確有在朝廷和民間之間做橋梁的意圖，希望朝廷早日立憲、變革求新。他暮年回首，認為自己一生的憂患、學問、出處，最重要的事不是實業(yè)，不是教育，也不是南通的自治，而是立憲的成敗。
但是歷史的腳步等不及了，就在張謇南歸之際，武昌起義的火光映紅了滔滔長江。他在長江輪船上目睹革命的爆發(fā)，最初還想挽救他多年來寄予希望的王朝，但是當他發(fā)現(xiàn)被腐敗的達官貴人們蛀空的清廷已無可救藥，只有接受共和才是結(jié)束動蕩、重建秩序的最佳出路，他迅速做出了自己的抉擇。11月27日，他寫信對許鼎霖說，不為愛新覺羅爭萬世一系的皇統(tǒng)，除共和之外沒有別的路可走。他親自寫下《建立共和政體之理由書》，并再三敦促北上途中密談過的故交袁世凱轉(zhuǎn)向共和。
[1]《海門縣文史資料》第8輯：《張謇——故里征稿專輯》，1989年12月，26頁。
【摘自《大商人：追尋企業(yè)家的本土傳統(tǒng)》 / 傅國涌著 鷺江出版社授權(qu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