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墨跡本，現(xiàn)在世上僅存一本，已經(jīng)流失日本，為小川氏所藏，俗稱“小川本”。
臨寫的智永《真草千字文》殘卷（敦煌本）
智永俗號“永禪師”，歷經(jīng)梁、陳、隋三朝，高壽近百歲。他一直生活在風景怡人的會稽境內(nèi)，先居嘉祥寺，后來為了守護七世祖王羲之墓，與兄惠欣在“山陰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置寺而住。王氏世代信奉天師道，智永卻落發(fā)為僧，梁武帝感念兄弟倆崇信佛教，于他們的僧名各取一字，賜名永欣寺。智永皈依佛教，正當南朝佛教興盛之際，似乎有趕時髦的嫌疑，而我更相信，智永這個舉動是為自己選擇一種隱逸的生活方式。
托命佛門的智永，私心所好是書法。后人說到他，往往和王羲之聯(lián)系起來，很少有人知道他出自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這一房。當年王羲之的七子一女中，徽之的名士習氣最重，“蓬首散帶”，一副不修邊幅滿不在乎的樣子，興致來了就要大聲歌詠，晉人叫做“嘯詠”?；罩把┮乖L戴”最能顯示他卓犖不羈的性情。居山陰時，值雪夜初霽，他興致大發(fā)，獨自酌酒，詠嘆左思《招隱詩》，忽然想到隱居剡縣的戴逵（安道），乘小船訪之，天亮才到戴家門口，卻不見而返。人問其故，徽之回答:“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一語驚人，便成千古佳話。
徽之先后在大將軍桓溫、車騎將軍桓沖府中任參軍，不干活，白拿俸祿，用漢朝人的話說叫“尸位素餐”，在東晉卻是名士的一種做派，名曰“不以事務自嬰”。有一次，早晨例會，桓沖對他客客氣氣地說:“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要他做點分內(nèi)的事。徽之不接話茬，兩眼望天，將記事用的手版支著臉說:“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蹦菚r桓氏雖然掌握兵權，但是門第低賤，喜歡任用王謝子弟裝點門面，對徽之只好聽之任之。后來徽之任黃門侍郎，侍從皇帝傳達詔命，屬清貴之位。在天子跟前要衣冠整齊，要隨叫隨到，要盡職盡責，他散漫成性，受不了約束，棄官跑回會稽，卒于公元386年，獻之也在那年去世。
王徽之行書《新月帖》（唐摹本）
王徽之善書，有一件《新月帖》現(xiàn)在還能見到，裝在唐摹《萬歲通天帖》中，現(xiàn)藏遼寧博物館。這是一件吊喪慰問的尺牘，末署“徽之等書”，“等”去的人當是王徽之的兄弟?！缎略绿肥切袝w勢，卻兼真帶草，體態(tài)欹側，筆畫厚闊，筆力勁健。《萬歲通天帖》中也有王獻之行書《廿九日帖》，對比一看，乃一家眷屬，但徽之的筆畫要比獻之直勁一些。王家兄弟中，徽之與七弟獻之感情最好，雖然“才位”和書法名望都不及獻之，但是他的后裔智永卻成了書法名家，而且是王羲之裔孫中最后一位著名書家。
智永“全守逸少家法”，以工夫著稱。唐朝何延之《蘭亭記》記載，智永“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古代容量單位）余，而五簏皆滿”。古人說的“退筆”是指換筆，但不換筆管，只把用壞的筆頭從筆管里取出來，插上新筆頭?！巴斯P”的故事是喻示智永臨書勤奮，工夫深厚。這個故事流傳很廣，在北宋增加情節(jié)變成“退筆成?！?，說智永把幾甕廢筆頭埋了，還寫了一篇銘文，像是一場葬禮。北宋還盛傳“鐵門限”的故事:智永成名之后，求書者紛至沓來，踏穿門檻，他用鐵加固門檻。宋朝詩人愛用典故，“鐵門限”也被用到詩里，范成大則是兩個典故一起用，有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對仗工穩(wěn)，詩意地道出了兩者的因果關系。
智永《真草千字文》拓本（關中本）
智永的傳世名作是《真草千字文》，一行楷書、一行草書，兩體對照。《千字文》是梁朝出現(xiàn)的一種文體，當年周興嗣按梁武帝指定的韻腳，將摹集的一千個“王字”串成四言一句的“千字詩”，當時名為“《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周興嗣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開篇，由天地自然說到人，歷史、倫理、器物、建筑，無不涉及，典故特別多。梁武帝很欣賞，命令摹出一些副本，“分賜八王”，即梁武帝的五位兄弟和三個皇子。這篇《千字文》既是一篇文學作品，又是集的“王羲之書”，那時天下“王書”盡歸天府，這篇《千字文》就有了字帖的作用。
據(jù)唐朝人的記載，智永在永欣寺，“凡三十年，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每本是真草兩體，加起來是兩千字。一位書家，幾十年專心寫一種文本，數(shù)量如此驚人，是“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奇事。以“三十年”和“八百本”這個數(shù)字計算，智永平均一年寫27本，13天寫一本，成了“閑人的忙事”。智永臨寫的《真草千字文》在唐朝普及開來，成了人們學習王羲之書法的范本。唐玄宗時期，《真草千字文》真跡已經(jīng)稀少，價值昂貴，一本“值錢數(shù)萬”。北宋《宣和書譜》記載，徽宗宣和內(nèi)府收藏的智永書跡有23件，其中《草書千字文》7本，《真草千字文》7本，小字《真草千字文》1本，合有15本，是否全是真跡，就不知道了。后來許多著名書法家都效法智永，樂于抄寫周興嗣編的《千字文》。例如唐朝的歐陽詢、陸柬之、賀知章、孫過庭、李陽冰、張旭、懷素、顏真卿、于僧翰，宋朝的徐鉉、周越、米芾、高宗趙構，他們都是用某一種書體抄寫《千字文》，篆書、隸書、草書、行書都有。元朝趙孟則用六種書體寫《千字文》，送給皇帝;明朝文徵明受友人請求，寫過《四體千字文》，也是一體一卷。書家的這種愛好，留下了很多《千字文》書跡，造成了書法史上一個奇特的“《千字文》現(xiàn)象”。
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小川本）
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墨跡本，現(xiàn)在世上僅存一本，已經(jīng)流失日本，為小川氏所藏，俗稱“小川本”。20世紀初，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了上萬件古代寫本，其中有一件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蔣善進臨寫的《真草千字文》殘卷，只有后面的34行，現(xiàn)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P.3561）。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薛嗣昌在陜西做官，將長安崔氏所藏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跡摹刻于石，人稱“關中本”。這三個本子，都是十字一行，“真草”兩體對應，書法風格一致，只是個別字略有不同，類似王羲之《蘭亭序》的種種臨摹本。
智永擅長楷書和草書，那筆“王書”，精熟過人。他的楷書帶有行書筆調(diào)，與神龍本《蘭亭序》的筆法相近，而他收藏過《蘭亭序》，所以有些學者懷疑《蘭亭序》神龍本出自智永之手。智永臨寫的王羲之草書帖，更是達到“亂真”的水平。唐朝時，一些人不能辨別，把他的草書當做“王書”收藏。宋朝蘇軾、黃伯思曾經(jīng)指出，《淳化閣帖》卷七收刻的草書《從洛帖》和《還來帖》，并非王羲之的尺牘，而是后人臨仿的智永書跡。
智永的草書和楷書，唐人是分別對待，草書列為“妙品”，楷書入“能品”。李嗣真在《后書品》里批評智永“無奇態(tài)”，徐浩《論書》里說得更不客氣:“永師拘滯。”用王羲之這把尺子衡量，智永的書法確實少了“天然”的品格，“縱逸”的風神。但是，當年智永銳意臨寫《真草千字文》是為了傳播王羲之書法，是為那些學書者示范王家字樣，所以寫得勻稱合度，講究筆法的一招一式。即使草書，每個字也是獨立的，不做連筆映帶。古代書家正是看中智永恪守的家法，才把《真草千字文》奉為學習“王書”的正宗范本。蘇軾曾經(jīng)這樣為智永辯護:“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tài)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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