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
解放以來，宋代文學的研究也和其他研究領(lǐng)域一樣，是有顯著成績的：我們發(fā)現(xiàn)并整理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包括一些不易得見的孤本和善本；我們進行了規(guī)模較大的資料匯編工作，為從事研究的人提供了方便；我們對于某些重要作家的事跡進行了搜集和考訂，寫成了詳實的年譜和傳記；我們校勘注釋了一些總集和別集，其中有幾種很有特色的選注本；我們的學者們還對某些專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重點地闡明了某些文學現(xiàn)象、某種文體和某位作家的意義和價值；我們的幾部文學通史對于宋代文學的綜合敘述，其成績也顯然超過解放以前。這些成就是彰彰在人耳目的，如若舉例，就可以開出一張長長的人和書的名單來。我們感謝這些同志的辛勤勞動，正是在他們已經(jīng)取得的成績的基礎(chǔ)之上，我們才有可能爭取獲得還沒有得到的東西。
牽牛要牽牛鼻子。我們要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首先就要抓住那個時代的文學的特點。每一個歷史時代的文學都有其各自的特點，其形成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但似也不妨概括成為三個主要方面：一是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條件；二是前一時代文學所給與的營養(yǎng)；三是作家本身根據(jù)自己的獨特生活道路而形成的創(chuàng)作才能的發(fā)揮。
公元755年爆發(fā)的安史之亂，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前后期的一座分水嶺。但是后期封建社會的許多特征只是到了宋朝才更加顯著地呈現(xiàn)出來。例如中央集權(quán)封建統(tǒng)治的加強，在民族矛盾方面所采取的退讓態(tài)度以及對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包括士大夫的優(yōu)容，封建倫理觀念的進一步深化、固定化，官方哲學——理學的出現(xiàn)，農(nóng)工商業(yè)的繼續(xù)發(fā)展、繁榮及城市與市民階級的興起等等，都使得宋代作家生活在一個新的環(huán)境里面，這是一。
其次，宋代作家使用的文學樣式比以前更多。他們承襲了一份很豐厚的遺產(chǎn)。詩、賦、駢散文就不必說了，民間興起的詞經(jīng)過晚唐、五代的醞釀已趨于成熟，形式多樣的講唱文學，經(jīng)過前朝俗講僧和民間藝人的努力，也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chǔ)。這使得作家們面臨著“欣戚交心”的局面，高興的是“席豐履厚”，很自然地是一個很富有的繼承人；發(fā)愁的是跨過前人已達到的高度是一個難題，他們不得不付出較其前輩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新的道路。宋代作家創(chuàng)作上的成敗和高下大體上可以從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上看出。
再其次，作家的氣質(zhì)、個性應當是形成他獨特風格的主要因素。正是靠這一點，彼此之間才能區(qū)別異同和高下。風格是個性的外化，沒有獨特個性的作家不可能使其作品具有獨特的風格，這也就使他的作品喪失了創(chuàng)造性。在怎樣使自己的氣質(zhì)和個性在和他們的特定環(huán)境（包括文學遺產(chǎn)所給與他們的壓力和啟發(fā)）相沖突、相融合中鑄造出自己的風格這方面，宋代作家作出了驚人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吳之振《宋詩鈔序》說：“宋人之詩變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边@幾句人們所熟知的話就包含了這層意思。）
我認為宋代文學這三個特點是很鮮明的。它們每一點本身以及彼此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是我們研究宋代文學所不應當忽略的。但在我們目前的工作當中，似乎還未能完全如此。例如從一些并非完全正確的理論出發(fā)，對整個宋代文學中各種樣式，以及每位作家用各種樣式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不是按照其歷史地位，公正地加以對待，而是任情抑揚，甚至隨意抹殺。
自從焦里堂《易余籥錄》提出唐詩、宋詞、元曲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說法，王靜安《宋元戲曲考序》因之，而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又變本加厲地推行這一主張。因此，在某些學者看來，一部文學史主要就是一部文學樣式變遷史，或文體興衰史。我們都知道，任何真理如果多邁了半步，就會變成謬誤。文學樣式的出現(xiàn)、變遷或興衰，毫無疑問，是文學的一種重要歷史現(xiàn)象，因此，也必然是文學史的重要內(nèi)容。但絕不能認為，有了詞，詩便沒有發(fā)展，沒有價值了，有了曲，詩詞也陷入同樣命運。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但在這種理論支配之下，人們研究整個宋代文學時，就把詞放在比重過大的位置上。盡管這一歷史時期的詩、文繼承了唐賢而有所創(chuàng)造，但除了幾位重要的作家之外，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加以忽略或貶低了。這樣，宋代的文和詩，就遠遠沒有在研究對象中獲得它們應有的位置。我們今天對于宋詩，特別是宋文的發(fā)展情況，源流正變，遠不及對宋詞那么清楚，即由于此。還有，我們的研究者和文學史家?guī)缀鯊膩聿徽勁d盛于唐代而發(fā)展于宋代的四六文，對宋代那么多散見于筆記中的小品文也不屑一顧，好象它們并不存在。這實在是可驚的。
對某種文學樣式或某幾個作家有所偏愛而進行重點研究，原屬個人自由，但從總體看來，就不免使人感到由于認識上的偏頗而導致工作上的偏頗，不能不影響對這一整個歷史時代的研究進程，而且還剝奪了許多人在更廣泛的范圍內(nèi)理解和欣賞古代文學的機會。
我們在敘述明清文學時，往往要提到清新可喜的晚明小品和洪亮吉、汪中等人那些非常動人的駢文，但我們卻不注意唐宋四六以及宋人筆記和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這樣，也就難以認識和理解在古文興盛和流行以后，駢文也并未消亡、中斷，自有其興衰起伏；而作為散文中的一個小分支，隨筆小品也自有它的值得探索的發(fā)展過程。文學研究者似乎不應當將這種可以體現(xiàn)規(guī)律性的歷史現(xiàn)象排除在自己的視線之外，特別是在文學史的著述中。
宋代著名文士無不工于四六，因為這是當時最流行的應用文體。諸家文集俱在，可以證明。它的價值當然不及詩、賦、詞、古文那么高，但也不是沒有精彩動人、值得欣賞的作品。許多人都知道呂惠卿在王安石主持的變法運動當中，扮演過一個很不光彩的兩面派角色，因此和王安石的關(guān)系搞得很緊張，后來呂害怕了，就在元豐三年寫了一篇“啟”去講和，已經(jīng)退閑的王安石的回答是這樣的：
某啟：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于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于圣世；而某苶然衰疢，將待盡于山林。趣舍異路，則相煦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為時自愛。
這篇文章寫得嚴正而又婉轉(zhuǎn)，不但體現(xiàn)了作者的政治觀點，而且體現(xiàn)了他溫厚和平的性情和德量（參蔡上翔《王荊公年譜》卷二十一）。這種帶有政治性的抒情作品，在唐宋散文中是常見的，用四六文寫出來，也同樣感人。
另外，從唐以來，詩的摘句圖盛行。摘句圖的出現(xiàn)，顯示了一首整詩當中的某兩句寫得特別精彩，具有獨立而完整的形象。（當然，當它作為整篇當中一個有機部分而存在時，它又能夠保持其相對獨立的形象而將這一形象巧妙地融入整體。）四六文由于在這一點上具有與詩相同的特點，所以摘句的記錄也很多?，F(xiàn)在，隨便舉兩個例子。宋李頎《古今詩話》（郭輯本）云：
錢熙，太宗時進《四夷來王賦》，摧館職。嘗撰《三酌酸文》。文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遂眠云之客?！庇帧澳昴曷涞?，春風從泣于遷鶯；處處羈游，夜雨空悲于斷雁?！奔白洌顟c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歷代詩話》本）云：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移鎮(zhèn)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杜詩）朝飛南浦，暮卷西山，來聽佩鸞之舞。（王勃）”又有賀除直秘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干辦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鄙纤日埧驮疲骸叭氯?，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觴一詠，會稽山陰修鍥事?！庇衷疲骸傲汲矫谰?，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竣嶺，茂林修竹，群賢畢至。”姚橘洲君臨安時，吳履齋拜相，姚語諸客作啟賀之。商量起句，彭晉臾云“轉(zhuǎn)鴻鈞，運紫極，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
由于原文已佚，這些摘句在全篇中的安頓已不可見，但前者直抒胸懷，后者剪裁成語，雖出之無名作者之手，也可見出宋代四六文所達到的成就。
友人呂叔湘先生首先指出，筆記中述懷抒感之作雖不多見，東坡《志林》中乃多有此類，實開晚明小品一派。這是一個非常精辟的意見。《志林·記承天寺夜游》云：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呂先生評日：“此篇寥寥數(shù)十字，其意境可與陶淵明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相比，但淵明未曾一語道破，更見含蓄，此則詩與文不同也?！保ㄒ姟豆P記文選讀》）所論亦確。
筆記中描寫人物也有極為成功的，如彭乘在《墨客揮犀》中對他的叔父淵材（彭幾）的一些描寫就很精彩。試舉其一：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言語。嘗詫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睍r館太清宮，于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shù)處，觀之。四旁遭其鑿掘，孔穴棋布。道士月下登樓之際，顰額曰：“吾觀為敗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游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咒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倍碛猩咂涿?，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shù)。”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shù)，反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碧緸橹恍?。嘗獻樂書得協(xié)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侄故溢美也?！庇嘣唬骸皽Y材在布衣有經(jīng)綸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余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睖Y材觀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酈生所為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國為失，故于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為完傳也。又于子房傳載之，欲隱實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乎？”聞者絕倒。
這真是一幅絕妙的書癡畫象。在這些地方，我們找到了從《史記》到《聊齋志異》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不僅如上所述，我們的研究工作對宋代整個歷史時期都有發(fā)展的各種文學樣式所給與的關(guān)心和注意有所偏頗，對這一時期各個作家所使用的文學樣式也有同樣情況。除了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少數(shù)大家之外，人們都往往只就其所擅長的文學樣式，將其分類，如尊秦觀、賀鑄為詞人，陳與義為詩人之類。這原也無可厚非。但在研究中如果只注意某甲某乙的詞，某丙的詩，而將他們成績并不壞的其它方面的創(chuàng)作實績置之不問，就既不能全面理解一位作家，甚至也難以理解我們所要重點研究的其人的專長。如在《淮海集》中詞風一貫婉約與詩風早年清新婉麗，晚年高古嚴重有著差別，而在《東山寓聲樂府》與《慶湖遺老集》中，詞與詩的剛?cè)嵯酀莫毺仫L格卻有其一致性，都是值得探索的。但從目前研究秦、賀詞的文章來看，仔細讀過全部《淮海集》和《慶湖遺老集》而用目光撫摸過這類問題的人恐不占多數(shù)。
再如，理解古代作家怎樣認識生活和表現(xiàn)生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這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指導之下，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即具體矛盾具體解決?？墒?span>我們有時卻希望“執(zhí)簡馭繁”，以貼標簽的方式來匆促地完成自己必須付出辛勤勞動的工作，因此，引進了或創(chuàng)造了一些公式。例如現(xiàn)實主義和反現(xiàn)實主義的斗爭、法家和儒家的斗爭等等，非把作家們歸入哪一邊不可；把詞分為婉約、豪放兩派，已不無“削足適履”之嫌，而上述兩分法，就更與事實相遠。這對宋代文學的研究所起的壞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因為王安石是法家，是進步的，現(xiàn)實主義的，而蘇軾反對他，就必須是儒家，是保守的，反現(xiàn)實主義的。根據(jù)這種無理的推理，給他們匆促作出結(jié)論，不陷于荒謬是不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判斷，只有對他們生活的具體社會環(huán)境和獨特的氣質(zhì)個性、藝術(shù)表現(xiàn)方法謹嚴鄭重地加以探討，才能獲得。
有時對政治標準第一有片面的理解，認為，凡是政治上杰出的人物，文學上也同樣杰出。而人品不端，即使文采斐然，也不可不屏諸文苑之外。所以在晚宋，文天祥的地位就必然高于謝翱和林景熙、汪元量等，而汪藻、孫覿、方回，則從來沒有人對他們的作品加以注視。文學就是文學，研究文學，不能離開文學本身。政治標準第一，不等于政治標準唯一，“文如其人”，還是“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是事實問題，也是理論問題。我們只有義務對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努力作出科學的解釋，而沒有權(quán)利回避這些問題。
在研究公元1126年靖康之亂以后的宋代文學時，不可避免地同時要研究同一歷史時期在北方女真貴族統(tǒng)治之下漢語文學的發(fā)展情況。我們的研究工作者是注意到了這一點的，因此出現(xiàn)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專書和論文；但在這方面也還存在一些問題：漢語文學的非漢族統(tǒng)治之下所呈現(xiàn)的特殊形態(tài)（包括思想、題材、風格等），漢語文學在非漢族統(tǒng)治區(qū)的發(fā)展對我國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所起的積極作用等，還缺乏深入的研究。這些問題在宋、金對峙時代就開始出現(xiàn)，因此，探索它們的史實以及這些史實所反映的規(guī)律性，也就應當從此時開始，才可以對元、清兩代的文學發(fā)展，作出更確切的說明。
我手邊有一部1949年到1979年為止的古典文學論文索引，三十年中，有文章談到的宋代作家不到七十人，而在這七十人當中，又集中在幾位大家如李清照、辛棄疾、陸游等身上。其次，在這些文章中，作為中學語文教學參考資料的文章，又占了一大半。綜合研究一家的工作很少；宏觀某一歷史階段的文學現(xiàn)象，加以精辟的分析和綜述的也少；而對于某一為人所忽略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有所發(fā)明，著為專文的，更是不多。這不能不算是目前應當充實提高的又一方面。
總之，我們的宋代文學研究，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是有成績的，但比起其他歷史時期，如唐代來，還不免遜色。如果能夠排除一些不正確的理論的干擾，按照文學本身的規(guī)律去研究文學，擴大和加深我們的研究范圍，并注意這一時代某些特定的社會、文學現(xiàn)象，就可以使宋代文學的研究發(fā)展和提高。而這，就是宋代文學研究者的責任，也就是我們所應當爭取得到的。
1983年6月，病起后急就。
>原題《我們所應當爭取得到的——關(guān)于宋代文學的研究的隨想》，載《文學評論》198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