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先生近照
1979年春，正在安徽大學英語系讀本科二年級的我報考了南京大學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導師是程千帆教授，專業(yè)方向是“唐宋詩歌”。當年秋天，我走進南京大學，開始跟程先生讀書。1981年底，我通過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1982年初，我又順利成為南大中文系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
由于當時我國學位制度剛開始施行，如何培養(yǎng)合格的博士，大家心中都沒數(shù)，程先生也不例外。他日夜思索這個問題：一個合格的文學博士應該達到什么水平呢？為了有一個參照標準，程先生從圖書館借來了外國以及我國港臺地區(qū)公開出版的十多本博士學位論文，仔細閱讀、揣摩，并邀請本系的周勛初、郭維森和吳新雷三位老師為助手，對我進行指導。當時正處于博士生培養(yǎng)起步階段，包括學位課程體系在內的許多規(guī)章制度都未建立，程先生決定讓我以專書研讀的方式來進行課程學習。我攻博時的研究方向很明確，就是唐宋文學。有些學校的博士生剛入學就確定了論文題目，此后的學習和研究都圍繞著學位論文進行。但是程先生認為，一個合格的博士生，絕對不能一入學就開始寫學位論文，然后就以這篇論文獲取博士學位。他認為博士生在讀期間應該在學業(yè)上打好堅實的基礎，既要切實掌握基本知識，又要學會各種研究方法，而撰寫學位論文僅僅是學習內容的一個組成部分。程先生還認為古代文學是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古代學術本是一個整體，所以研究古代文學絕對不能與史學、哲學分開。還有，古代作家都是在以儒家為代表的先秦學術思想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的人生觀、文藝觀都離不開孔孟老莊的影響。若要真正理解古代作家及其作品，就必須對他們的思想源頭有所理解。所以程先生認為，不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哪一個時代，也不管他們的學位論文會選擇什么題目，都必須對古代典籍進行一定數(shù)量的研讀。于是程先生為我開列了一份必讀書目，規(guī)定我在學位論文選題之前必須研讀以下經(jīng)典：《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左傳》《詩經(jīng)》《楚辭》《史記》《文心雕龍》《文選》。細察這份書目就可發(fā)現(xiàn)，它們全是先唐的典籍，也就是說，它們與我將要撰寫的學位論文并無直接關系。這可能是程先生覺得我沒有讀過中文系的本科，學業(yè)基礎比較薄弱，必須“惡補”一番。
于是，我就根據(jù)上述書單埋頭苦讀起來。我選擇了較重要的版本，逐字逐句地細讀文本。例如《詩經(jīng)》，我既讀了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又讀了朱熹的《詩集傳》，并撰寫了一篇讀書心得，這篇文章后來以《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為題發(fā)表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論叢》。又如《楚辭》，我閱讀了王逸、洪興祖和朱熹的三種注本，也撰寫了一篇讀書心得，后來以《朱熹<楚辭>學略說》為題在《求索》發(fā)表。
經(jīng)過一年多的經(jīng)典閱讀，我對唐宋文學的學術源頭有了較好的把握，這不但為我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撰寫奠定了較好的學術基礎，而且對我日后從事唐宋文學研究大有益處。比如我研究儒家思想對杜甫的影響時，就基本上能夠胸有成竹。
我在讀博期間受到的最大訓練當然是撰寫博士學位論文。在這方面，程先生的指導讓我受用終身。首先，程先生鼓勵我選題時要敢于知難而上，要選擇學術意義較為重大的題目來從事研究。我最初的選題是《朱熹文學思想研究》，這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是一個非常前沿的課題，因為朱熹其人一向被學術界視為輕視文學甚至反對文學的理學宗師，他的文學活動和文學思想幾乎無人問津?？上б虍敃r看不到錢穆先生剛在臺灣出版的《朱子新學案》，只好忍痛割愛，暫時放棄了這個選題。直到十年后，我才有條件從事該課題的研究，撰寫了《朱熹文學研究》這本書。放棄第一個選題后，我選擇了“江西詩派”作為論文題目。“江西詩派”是宋代最大的詩歌流派，但是長期以來受到學術界的種種誤解。我經(jīng)過細致的史實考索和文本分析，對“江西詩派”作出了比較實事求是的重新評價。這篇博士學位論文于1986年以《江西詩派研究》的書名在齊魯書社出版后，獲得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我還因此而受邀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了“江西詩派”詞條。
我在南大讀了五年研究生，畢業(yè)后又留在南大教書30多年，我在學術研究上，尤其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培養(yǎng)上有些粗淺的體會，具體可歸結為兩點：一個是打好功底，一個是培育眼光。
先說前者。
對于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研究生來說，語言文字功底非常重要。首先，要學好文言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面對的文本基本上都是未經(jīng)標點的古籍，這就要求我們有閱讀古文的能力?！抖Y記·學記》：“一年視離經(jīng)辨志，三年視敬業(yè)樂群?！彼^“離經(jīng)”，鄭玄注：“離經(jīng)，斷句絕也?！本褪墙o古文斷句。不能斷句，就表明你沒有讀懂，或者沒有讀通；而斷句有錯，就會導致對文章意思的理解有所偏差。
其次，要學好外文。也許有些同學比較輕視外文，認為外語跟我們的學科關系不大。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在當前形勢下，任何學術研究都具有國際背景。古典文學以及包括古典文學在內的整個漢學研究都已是國際性的學術。我們中國的學人在研究，外國的學人也在研究，他們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發(fā)表出來，當然主要是用外文發(fā)表。假如我們不懂外文，不太關注國外的文獻，也就不知道國外的同行在做些什么、國際上現(xiàn)在對這個問題已經(jīng)研究到什么程度，這樣就會使我們的研究視野受到局限。當然，更長遠的目標也許是要用我們的學術去影響國外的相關研究，把我們好的學術傳統(tǒng)、好的學術成果用外文的形式譯介出去，推廣出去。
第三，寫好白話文也是重要的。語言文字的表達，除了要文從字順以外，我們還希望有更高的要求。因為古典文學的研究對象多是美文。既然研究對象是美文，你寫一篇論文來論述、分析這篇美文，而你的論文卻寫得干巴巴的，毫無文采，那么你的研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所以我希望大家的論文能寫得比較通順，寫得比較美。
除此之外，還要打好校讎學的基礎。校讎學也就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獻學，它是指導我們治學門徑的一種學問。我們的治學從什么地方開始，在確定研究方向以后，從哪些地方去找文獻，找到資料以后怎么來考訂這些資料本身的全、缺、真、偽等問題，校讎學就會教給你具體的方法。我們研究一個對象，首先必須要全面掌握材料。更重要的還不僅是全不全的問題，而是真和偽的問題。因為資料不全會使結論片面，但是材料不真會使結論荒謬。古代文獻中有許多白紙黑字的古書不完全是真的，它里面有大量虛假的、錯誤的材料，有許多偽文本混雜在我們的古文獻里，那么，我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怎能不對它進行一番文獻學上的追問？怎能不追究一下它的來源，不考證一下它的真?zhèn)?，不問青紅皂白拿起筆來寫文章？所以，文獻學的根底非常重要。我的導師程千帆先生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學術批評一定要建立在考據(jù)的基礎之上。
再說后者。
學術眼光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必須經(jīng)過艱苦的培育、鍛煉。比如說，我們治學要有懷疑的眼光。古人說的讀書有隙，讀書善疑，就是強調讀書要能夠從字縫中看出問題，能夠產(chǎn)生疑問。朱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朱熹之所以學問做得那么大，成為一代宗師，最大得益于他的“好學深思”。他說：“某讀書皆嘗疑來。”只有具備懷疑精神，才可能發(fā)現(xiàn)問題。若是讀所有的書都信以為真，那就發(fā)現(xiàn)不了問題，也不可能開展任何學術研究，正如孟子所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p>
在此基礎上，我們應該培育選題的眼光。選題就是體現(xiàn)你的問題意識。對研究生來說，大家的選題一定要注意體量的大小和難度的適度，因為大家的時間與功力都是有限的。當然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還要選有一定學術價值的題目。即使你選的是一個從沒被研究過的唐代詩人，但這個詩人沒有任何代表性，他在整個唐詩發(fā)展史上不代表任何軌跡點，他的存在沒有多大意義，你的研究也就意義不大。當然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舉個例子來說明。程千帆先生有一篇論文的選題非常好，他以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為題。他發(fā)現(xiàn)，自張若虛寫了這首詩一直到明代李攀龍把它選進《唐詩選》，其間沒有任何人注意過它，也就是說這首杰作長期以來是被冷落的。于是程先生追究這個現(xiàn)象的原因何在，終于通過一首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之變遷考察了文學史上觀念變遷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新的角度，它體現(xiàn)出選題的眼光。
最后，我們還要培養(yǎng)選擇研究方法的眼光。要想解決一個問題，一定要選擇用什么方法。方法并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方法的好壞，主要體現(xiàn)在方法對于選題來說符合不符合、恰當不恰當。在《朱子語類》中，朱熹談到治學方法時說有的人用車子裝著一車兵器，十八般武器都運來了，一會兒使槍一會兒使刀，一件件地輪換著來用，但是我只用寸鐵就可以殺人。有些研究生總認為，在古代文學這門傳統(tǒng)學科中，憑功底，我們肯定比不過老一輩學者。但是我們又想要把學術往前推，該怎么辦？大家就關注新方法，用老一輩學者不知道的方法，這樣肯定能超過他們。很多同學對新方法傾注過多的熱情，總以為只要有了很好的新方法，就像神魔小說里的法寶一樣，一下子就可以制敵于死命，舊題目就能做出新意來了。但他們或許不知道，新方法并不是萬能的。任何方法的掌握與使用，都一定要與自己的研究對象相適應。如果不適應，理論再時髦、再深奧，都是沒用的。我們在讀前輩學者的論著時，比如讀王國維、聞一多的書，應當著重學些什么？主要是從中獲得方法論的啟發(fā)。比如，比較喜歡用新方法的王國維先生，無論用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還是用叔本華(ArthurSchopenhauer)，他都不是直接地引用別人的具體結論，而是采用西方學者觀察問題的視角來思考我們傳統(tǒng)的文本。同樣，聞一多先生在研究《詩經(jīng)》《楚辭》的時候，也用了大量國外的神話學、民俗學方法，可他幾乎沒有引用任何人的著作，而只是借其方法，學其精神。總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掌握好，研究問題就好；工具不對頭，往往是方鑿圓枘，說不到點子上。
>原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