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
不明心性，難明君子之道；空談心性，也非君子之道。道德與仁義，皆須從所做之事中體現(xiàn)，不能只在紙上空談。當(dāng)“政治”從“正己正人以使國泰民阿”轉(zhuǎn)變?yōu)椤罢⒄h、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nèi)政及國際關(guān)系方面的活動”（《現(xiàn)代漢語詞典》語）之后，尤其是在清代“文字獄”、清末的“莫談國事”、在“文革”之后，因為“政治”中的“正”被淡化，所以，很多人開始有意無意地遠(yuǎn)離“政治”，很多搞學(xué)術(shù)研究的學(xué)者盡力避免把“學(xué)術(shù)”與“政治”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更反對使“文學(xué)”、“學(xué)術(shù)”成為“政治的附庸”，尤其是在西方科學(xué)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那種極力避免信仰和情感參與的“學(xué)術(shù)研究”成為中國的學(xué)術(shù)規(guī)范之后，即使對儒學(xué)也是把圣人君子之道當(dāng)做“研究對象”而無信仰、無足夠的尊敬，即使“研究”的是“心性”，也不是去用自己之心體悟圣人之心，不是去探起以自己本性貫通天地萬物之性，遑論成圣絕不可能，就是要成為君子也不可能，甚至可能成為危害圣賢君子之道的偽君子。
“學(xué)”是學(xué)著去“行”，“行”是行其所“學(xué)”，“學(xué)”與“行”都是終生之事，也都是“以仁為己任”之事。王陽明說“夫?qū)W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xué)，未有學(xué)而不行者也。如言學(xué)孝，則必服勞奉養(yǎng)。躬行孝道，則后謂之學(xué)。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xué)孝乎！學(xué)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xué)詩則必伸紙執(zhí)筆，操觥染翰，盡天下之學(xué)，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xué)者，則學(xué)之始，固亦即是行矣。篤合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xué)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xué)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xué)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xué)也，即行也。辨即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xué)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xué)問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xué)，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脫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發(fā)其實而言謂之行?！保ā秱髁?xí)錄》，第42頁）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道外無事，事外無道”，“道在宇宙間，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圣賢，只去得人病，如何增損得道？”（《象山語錄》第1頁）人當(dāng)然要生存，每人之時、事、位的不同是必然的，弘道之舉就在每人的時、事、位中體現(xiàn)，就在一言一行之中體現(xiàn)。學(xué)習(xí)禮樂之文，是要學(xué)習(xí)圣賢君子之道，學(xué)習(xí)射御書數(shù)以及一切技能，其最終目的都應(yīng)該是貫徹道德仁義，因此，君子不拘泥于任何外在的禮樂形式，不固執(zhí)于任何技能技藝，不計較自己所處的時、事、位，畢竟君子在任何時間、任何事情、任何地位上都可以行孝悌仁義?？鬃诱f：“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保ā洞蟠鞫Y記·憎子大孝》）
述：
至圣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yīng)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fā)，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周易·系辭上傳》）
議：
言行善不善，在于其一發(fā)心一動念之時；發(fā)心動念善不善，在于“慎獨”的修養(yǎng)?！洞髮W(xué)》中說：“所謂誠其意合，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笔裁唇凶觥吧鳘殹保俊吨杏埂分姓f：“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笨梢姟吧鳘殹钡闹匾Ｈ巳硕紤?yīng)該注重“慎獨”的修養(yǎng)，要學(xué)習(xí)君子之道更應(yīng)該如此。君子的一言一行，國家每一個政令的決定，都應(yīng)該從善心善念出發(fā)。君子以及從政者在處理任何事務(wù)的時候，也都應(yīng)該從善心善念出發(fā)。比如，要解決廉政問題，要解決金融危機問題，都應(yīng)該首先考慮是否符合仁義原則，具體說來，也就是要考慮是否符合百姓、國家、人類、萬物、天地的利益，不應(yīng)為了局部、短期的利益而造成對大局、長遠(yuǎn)的危害。
現(xiàn)在都在講的是，在人與人之間，在家庭與家庭之間，在國家與國家之間，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這沒有錯，但是，信任由誰開始？由自己開始?？鬃诱f：“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睆谋拘亩摚耙栽箞蟮隆?，雖然天下會出現(xiàn)，但卻是人人所不齒的方式；“以德報德”，是人人都會贊同的?！耙栽箞笤埂笔墙?jīng)常可見的錯誤方式，因為它只能“怨怨相報”卻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以直報怨”才是君子“報怨”的方式，因為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對其他國家能夠“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必然贏得世人的尊重，從而使各國之間互相尊重?？鬃诱f：“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莫或語。二人通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保ā吨芤住は缔o上傳》）
述：
亞圣曰：“當(dāng)仁不讓于師?！保ā墩撜Z·衛(wèi)靈公》）仁不仁，唯在己心，何以為讓？當(dāng)其時，在其位，盡心盡力而已?！吨杏埂吩唬骸熬铀匚欢?，不愿乎其外?！弊谑ピ唬骸熬铀疾怀銎湮??！保ā墩撜Z·憲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保ā墩撜Z·泰伯》）
議：
君子行仁，不是要選擇時間、空間去行，而是隨時隨地盡心盡力。外在事物是紛繁復(fù)雜、千變?nèi)f化的，面對任何事物時都由仁心去看待、對待；我們是出生在堯舜時代還是桀紂時代，不是由我們自己能決定的，但是，無論生活在什么時代，都需要由仁心去行；我們生活在中國還是外國，在城市還是農(nóng)村，這都不是什么問題，在什么國家、地方都可以由仁心去行。不必怨恨自己生不逢時，不必埋怨所處的地位，不必抱怨他人仁不仁，因為仁在我們自己心中，因為“以仁為己任”不是對他人的要求而是擔(dān)當(dāng)起自己的責(zé)任。
顧炎武《日知錄·正始》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辯？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zé)焉耳矣! ”“亡國”與“亡天下”不同，身為君臣，就應(yīng)當(dāng)擔(dān)當(dāng)起“保國”的責(zé)任；身為匹夫匹婦而學(xué)君子之道，就應(yīng)當(dāng)擔(dān)當(dāng)起“保天下”的責(zé)任。何以“保國”？用“仁德”?！吨芤住分姓f：“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系辭下傳》）何以“保天下”？用“仁德”。仁行于己則心安，仁行于家則家和，仁行于國則國寧，仁行于天下則天下平。
述：
《大學(xué)》曰：“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本涌梢詾榫梢詾槌?，可以為子，可以為父，可以為友；君子可以為士，可以為農(nóng)，可以為工，可以為商。其職其位可變，其仁心不可變。
議：
君、臣、父、子、友，雖然都是從相互關(guān)系而來，但是，在道德仁義方面，都不是從相互關(guān)系上來說，而是從個人所在之位來說。推而廣之，男、女、夫、婦、兄、弟、姐、妹無不如此。每人有每人之職之位，其人守其位分、盡其職責(zé)則為天下添一分正氣；其人失其位分、瀆其職責(zé)則為天下添一分邪氣。士農(nóng)工商，所行不違仁義則仁義在其中。學(xué)君子之道者，士能守仁義而行則為儒士，農(nóng)能守仁義而行則為儒農(nóng)，工能守仁義而行則為儒工，商能守仁義而行則為儒商，學(xué)之與兵能守仁義而行則為儒生、儒兵，因此，不必單列出一個儒商的名目。君假仁而謀利，不可謂之行仁政；臣以權(quán)謀私而不仁民，不可謂之敬其責(zé)；子以個人好惡利害加之于父母，不可謂之孝；父母為個人好惡利害待子女，不可謂之慈；友囿于個人好惡利害而待人，不可謂之信。
士農(nóng)工商，四者以士為首，國泰民安，儒教復(fù)興，無士不辦。然而，現(xiàn)在以“工農(nóng)兵學(xué)商”取代了“士農(nóng)工商”的提法，“士”完全被否定了；在治理國家的時候，實際上是把“士農(nóng)工商”的順序顛倒為“商工農(nóng)學(xué)”了。工商在前，意味著“工業(yè)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由此又造成了“形而下”的“器”取代“形而上”的“道”，再進一步造成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滑坡、教育的方向錯誤。因此，“士道”是極為重要之事。蔣慶先生說：“依儒家，人民通過圣賢教化可以提高道德而成為道德的主體，但人民永遠(yuǎn)不能成為政治的主體。儒家主張的理想政治是‘圣賢政治’，‘圣賢’是政治的主體，理想的‘圣賢政治’落實到歷史現(xiàn)實中形成‘士人政治’，‘士人’是政治主體。故儒家不主張‘所有人擁有平等的政治權(quán)利’，因而不主張統(tǒng)治權(quán)向所有人開放。而是主張統(tǒng)治權(quán)只向‘圣賢’與‘士人’開放，因‘圣賢’在歷史現(xiàn)實中屬理想形態(tài)可遇而不可求，故統(tǒng)治權(quán)在歷史現(xiàn)實中具體制度化后只向‘士人’開放。此‘士人’當(dāng)然是具有儒家神圣信仰與治國才能的‘士大夫’，而不是現(xiàn)在有學(xué)歷有文憑的世俗知識分子?！保ā度寮疑鐣c道統(tǒng)復(fù)興》，第5頁）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論語·子張》）“士”從哪幾個方面去修養(yǎng)自己？第一是“見危致命”?！耙娢！辈荒懿痪?，否則便是背離仁義之心。在見到國家和他人危難之際，士的心中所存的只是救人于危難之中，而不是考慮是否會因此而失去生命。執(zhí)政者不能以“勇于獻身”、“不怕死”相號召，更不能為了保全某個團體或個人的利益而以此相號召，因為這是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問題，而不是行政命令問題。第二是“見得思義”。見得之時，如果沒有道義作為前提，就會像禽獸一樣；為了得到某種東西而不顧禮義廉恥，更沒有道德修養(yǎng)。第三是“祭思敬”。祭祀，不是表演給別人看的，否則便是自欺欺人。祭祀，不是為了求得祖先和神靈的保佑，而是為了表達對祖先和神靈的敬意。祭祀，不是向祖先和神靈獻媚，而是要使自己的心態(tài)和言行更加謹(jǐn)慎。如果我們參加祭祀，卻沒有恭敬之心，是要欺騙誰呢？尤其是執(zhí)政者，一旦在祭祀時無誠敬之心，那么，就是在率領(lǐng)天下走向虛偽欺詐。第四是“喪思哀”。失去親人，哀痛發(fā)自內(nèi)心，是自然而然，不需要用心去想。當(dāng)參加別人的喪禮或者遇到別人有喪禮的時候，推己及人，就要想一想自己應(yīng)該怎么對待了。
述：
君子修身以正己，言行以正人。故曰“政者正也?！保ā墩撜Z·顏淵》）《大學(xué)》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薄稌吩疲骸靶⒑跷┬?，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保ā稌ぶ軙ぞ悺罚┲潦ピ弧笆且酁檎?。（《論語·為政》）君子終生，無非為政。
議：
有“士人”之志，無論是否入仕，都要以仁自守，以禮自節(jié)，以義而行，如此方可“為政”?！罢笔恰罢钡那疤幔罢笔恰靶奚怼钡慕Y(jié)果。所以，《大學(xué)》中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薄洞髮W(xué)》中的“正心”如何達成？《中庸》開端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便是其所以然。自己修道而成“教”，成“教”必須明“道”，明“道”必須知“性”，知“性”來自“正心”。能“正心”，才能不為情感、得失、生死所動。不為情感、得失、生死所動，才能在“為政”之時不為外事外物而放棄其“正”。因此，孔子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保ā墩撜Z·子路》）士君子不因違背道義的取悅而違背道義，進一步說，也必然會因為道義而不以得失生死為患。要使君子之風(fēng)行于天下，就要培養(yǎng)君子，就要任賢、敬賢。若以個人私利、群體私利而用賢，則不僅賢者不會甘于為其所用，而且無異于倡導(dǎo)虛偽、私利，終將害己害人。
述：
至圣曰：“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篤信好學(xué)，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生于堯舜之世，抑或生于桀紂之世，非我可得以擇也，而志道據(jù)德依仁無可改易。
議：
邦有道，則民可安；邦無道，則民遭涂炭。因此，君子守道，所以安民。君子，在國家昏亂之時，致力于使國家重新安定下來；在六親不和之時，致力于使六親復(fù)歸于和睦；在大偽已出之時，致力于使人間恢復(fù)真誠；在大道已裂之時，致力于使天下再從真誠的仁義回歸于大道。士君子所守的是道義，因此，如果君長所行符合道義，士君子為道義而“致命”；如果君長所行不符合道義，“三諫”而君長不從則士君子“去之”。孟子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盡心上》）君主所行違背道義卻要求他人為之殉身，是無道昏君，甚至是獨夫民賊。有所不同的是，《孟子》記載：“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踉唬骸垎栙F戚之卿?！唬骸写筮^則諫，反復(fù)之而不聽，則易位?！醪蛔兒跎?。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后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復(fù)之而不聽，則去?！保ā度f章下》）
道是否可行于國家天下，非自己所能決定。四時有陰陽消長之實，月有陰晴圓缺，國家有盛衰亂興。“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周易·坤·文言傳》）僅從陽的角度來說，所謂陰陽消長也是陽的生息循環(huán)，春夏陽氣發(fā)舒而起作用，草木因此生長繁茂，秋冬陽氣斂藏而休息，草木因此休歇以待再生。因此，在邦有道之時，好比春夏，君子當(dāng)有所作為以安民平天下；在邦無道之時，好比秋冬，君子退居修養(yǎng)而待時。君子“用之則行”是行其道，“舍之則藏”是守其道。若邦無道而不守道，好比冬季不留根與種，將使生機永遠(yuǎn)斷絕；若邦有道而不行道，好比雖有根與種而不耕種生長，將使秋冬受饑餓寒冷之患。如今是華夏文化復(fù)興之初春，正是耕田播種之時。修養(yǎng)君子之道，以期內(nèi)圣；畫出王道政治藍(lán)圖，以期外王。若急于求成，好比春行夏秋之令；若無所作為，好比春夏行秋冬之事。
述：
至圣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wèi)靈公》）此謂君子非無磨難挫折，遇磨難挫折而不改其志、不棄其禮者也。亞圣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議：
君子必須“眾人皆醉我獨醒”，因為能“獨醒”才能“不及亂”而且仍能明辨是非，才能使“皆醉”的眾人不至于危及生命。君子不會因為有德就事事順利，也會像其他人一樣有窮通壽夭，君子與眾人不同的是，無論窮通壽夭都能“不改其樂”，都能堅守道義?！稌に吹洹氛f，因為舜能“浚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于是“乃命以位”；因為能“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于是“納于百揆”；因為能“百揆時敘”，于是“賓于四門”；因為“四門穆穆”，于是“納于大麓”；因為“烈風(fēng)雷雨弗迷”，于是三載而“陟帝位”；之后能行教化、懲罪人，于是“天下咸服”。若無仁德，難以“天下咸服”；若不能字大麓的烈風(fēng)雷雨中迷失自己，亦不能“天下咸服”。
何以對士君子的要求如此之高？因為士君子是道德的表率，是家庭、國家、人類的希望，因此，其責(zé)任關(guān)系到天下的正義，家國民族的安危。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保ā睹献印じ孀酉隆罚┻@是“大丈夫”的修養(yǎng)過程?！按笳煞颉笔琼斕炝⒌氐娜?，猶如《周易》中所說的“大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弗違，后天而奉天時。”（《乾·文言傳》）所以，大丈夫雖生于天地之間，但貫通天地人之道，在人間行道義。
述：
《孟子》首言義利之辨。君子之于己也，不以生害義，而舍生取義。至圣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經(jīng)·大雅·烝民》）君子之于國也，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
議：
馬一浮先生說：“儒者立志，須是令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方為圓成?！保ā赌徊徽f聲如雷》，第8頁）君子立身于天下，為道義而立身。因此，無論是個人之事，還是國家社會之事，都需要先有道義。“義利之辨”要區(qū)別的是“義利”以何為先的問題。有義必然有利在其中，因此，君子不言利而利在義中。一旦“尚利”，即使?jié)M口仁義，恐怕也會是假仁假義。因此，義利之辨不可不明。固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都是“經(jīng)”，但是，君子又須仁智兩全，仁以行義，智以成義。所以，君子在仁義面前不懼死，但也不送死，此即“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為仁，哲為智，有仁則可以守經(jīng)，有智則可以行權(quán)?！皺?quán)者何？權(quán)者反于經(jīng)然后有善者也。權(quán)之所設(shè)，舍死亡無所設(shè)。行權(quán)有道，自貶損以行權(quán)，不害人以行權(quán)。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保ā洞呵锕騻鳌坊腹荒昃旁拢?div style="height:15px;">
歷史與現(xiàn)實總是難以完美，百年歷史，造成許多混亂、顛倒、錯誤，但是，遂事難諫，現(xiàn)實可望。孟子說：“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保ā睹献印す珜O丑下》）華夏文化上下五千年，繼往圣之絕學(xué)的責(zé)任在我們肩上，如果堅持百年的錯誤而不知改，還要“從為之辭”，是文過飾非，錯上加錯。如此，何如更之而使“民皆仰之”。朱子說：“過而能改，餓復(fù)于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矣?！保ā端臅戮浼ⅰ?，第167頁）
述：
游于藝，必先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xué)以致其道。”（《論語·子張》）至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見也?！保ā墩撜Z·里仁》）“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保ā吨杏埂罚安恢?，無以為君子也?！保ā墩撜Z·堯曰》）
議：
君子有道德仁而后言藝，則道德仁在藝中。若因善小而不為，而因惡小而為之，則無由成仁。學(xué)習(xí)圣賢君子之道很難，一念不仁即違背圣賢君子之道；學(xué)習(xí)圣賢君子之道很容易，一念之仁即近圣賢君子之道一步?？鬃诱f：“仁遠(yuǎn)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弊钆碌氖侨俗约寒嫷貫槔味凰歼M取。自暴自棄者，一暴十寒者，必然難承大任。能“志于仁”、“志于道”，則能漸進于君子圣賢；君子漸多，君子之風(fēng)遍行天下之時，也是華夏文化復(fù)興之時，是國家民族、人類社會、天地萬物的希望之所在。君子之志在于行仁合道，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盡人事而聽天命。
《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第十八章）圣賢君子之道在于使國家避免昏亂，“忠”必求誠心而合禮；使六親能和睦，孝慈必求真誠而無偽；不避智慧，但所倡導(dǎo)的是仁以行智，不炫耀智慧；雖倡導(dǎo)仁義，但必求發(fā)于真誠，志在復(fù)歸于道。大道行于天下之時，也就是王道仁政實現(xiàn)之日，是達致人的身心和諧、人與人和諧、家與家和諧、國與國和諧、人與天地萬物和諧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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