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文學，曾經(jīng)在上世紀中國大陸兩度引起關注，掀起譯介高潮。一次是20世紀50~70年代，中國大陸大約出版了300多種關于拉美的出版物（包括著作、工具書、地圖、圖片等），包括近80種文學類著作，涵蓋了古巴、智利、巴西等16個國家和地區(qū)；總印數(shù)超過60萬冊。另一次是198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他以及博爾赫斯、巴爾加斯?略薩等小說家的作品都陸續(xù)被翻譯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還推出了一套“拉美文學叢書”，這些來自千山萬水之外的作品滋養(yǎng)了整整一個時代的中國文學。
雖然，從數(shù)量上看，1980年代的拉美文學譯介仍舊遠遠不能和歐洲文學的漢譯相比，但是卻以整體的面貌對中國當代文學產(chǎn)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1980年代中國文學藝術水準的“尋根文學”以及“先鋒文學”，在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歷史等問題的思考上，在語言、敘事、時空、主題等方面的探索與開掘上，無不直接受到拉美文學的啟發(fā)。
進入1990年代，隨著文學在整個社會格局之中逐漸被邊緣化，拉美文學回落到似乎屬于它的“小語種”文學的一隅。根據(jù)《全國總書目》的統(tǒng)計，1990~1999年間總共出版了100種左右的拉美文學翻譯作品，其中近2/3來自云南人民出版社自1987年開始出版的“拉美文學叢書”。但“拉美文學叢書”中的很多作品，沒有像1980年代一樣受到讀者追捧，而是堆積在倉庫之中蒙塵。曾經(jīng)在1980年代拉美文學熱中因另類而顯得有些落寞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卻成為1990年代的“文化英雄”之一，并被作為后現(xiàn)代文學大師備受推崇。
2010年以來，伴隨著巴爾加斯?略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及其北京上海之行，乃至終于獲得作者授權的《百年孤獨》全新譯本的出版，拉美文學大有卷土重來之勢。今年5月15日，拉美文學巨擎、墨西哥小說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辭世，再度將我們的視線引向那個既遠且近的大陸和時代。
過早被遺忘的富恩特斯
其實，半個世紀以來拉美文學漢譯的核心基本圍繞的是同一代（1960年代）的作家。除了稍早一些的博爾赫斯與胡安?魯爾福，其余諸如聶魯達、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等人，均為拉美1960年代文學的領軍人物，后兩者正是所謂“文學爆炸”四大天王中的最富盛名的兩位，另外兩位就是卡洛斯?富恩特斯與胡利奧?科塔薩爾。
1979年林一安發(fā)表在《外國文學動態(tài)》的文章就已經(jīng)提及富恩特斯的名字。近30年來，我國已經(jīng)翻譯出版了富恩特斯的5部小說以及《墨西哥的5個太陽》、《我相信》這兩部隨筆集，但他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顯然還是不能與兩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同齡人相提并論。盡管富恩特斯早在1990年代就已拿齊西班牙語世界最重要的文學獎，但一直等到年過80，富恩特斯也沒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他逝世之后，很多人都為此惋惜乃至鳴不平。
的確，作為拉美1960年代最早出道、最早獲得國際聲譽與影響力的作家，富恩特斯好像過早被遺忘了。這位具有1/8德國血統(tǒng)、出生于外交官家庭的小說家，同大多數(shù)苦出身的拉美作家不同，從小就過著優(yōu)越的生活,曾經(jīng)隨父親在世界很多城市（蒙得維的亞、里約熱內(nèi)盧、布宜諾斯艾利斯、華盛頓等）生活過，這使得他一度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直到有一天,在華盛頓讀英文學校的他因為墨西哥政府宣布石油國有化導致被美國同學排斥時，他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墨西哥人。這一國族認同一旦確認，便至死不渝。他的小說似乎只有一個主人公，就是墨西哥。所以當墨西哥歷史學家恩里克?克勞澤在奧克塔維奧?帕斯主編的雜志上發(fā)表質(zhì)疑富恩特斯墨西哥身份的文章時，富恩特斯便與帕斯徹底決裂，至死沒有和解。
富恩特斯的國際化背景與他一成不變的“墨西哥主題”使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了博爾赫斯式的意義。同樣受英語教育長大的博爾赫斯對于阿根廷文學而言，乍一看是歐洲風格，細一品還是本土調(diào)調(diào)。博爾赫斯就是以這種似是而非、潛移默化的方式將阿根廷文學帶入現(xiàn)代化進程。富恩特斯也一樣。所以，盡管分道揚鑣，但作為同胞帕斯也高度評價前者對于墨西哥民族文學的里程碑式的意義—“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中，并存著不同的聲音，每一種聲音，每一種方言，都同樣是他的語言：在這一混合體中如何區(qū)分哪個是墨西哥的，哪個是外國的？墨西哥文學正是由這些聲音撞擊或融合而成……”
1958年，富恩特斯發(fā)表《最明凈的地區(qū)》，一些學者甚至將此作為“文學爆炸”的開端。對于“文學爆炸”而言，富恩特斯是當之無愧的領路人、核心和“催化因素”（何賽?多諾索語）。這一點可以從兩個層面得到體現(xiàn)。從文學生產(chǎn)與傳播層面來看，他是第一個通過自己在全球的文學代理人來控制自己作品的翻譯與出版、第一個被美國評論家視為一流小說家、第一個與歐美大作家建立牢固私人友誼的拉美作家。當他看到多諾索的《加冕禮》之后，給后者寫信說：“沒有更多的人知道這本小說，而且沒有翻譯成其他文字，我覺得這很荒謬，請你把書寄給我在紐約的文學代理人。”幾個月之后，他告訴多諾索：“祝賀你，兄弟，艾爾弗雷德?諾夫—美國最大的出版社，接受你的書。”在富恩特斯之后，馬爾克斯、略薩、科塔薩爾、多諾索等拉美小說家才開始有意識地加入國際文學出版市場，比如尋找文學代理人，參選各式各樣的國際文學獎，選擇外語譯本的出版社，同文學代理人討價還價，開始頻繁的國際旅行（演說、出席首發(fā)式）……這就難怪卡彭鐵爾將“文學爆炸”定義為“特定時期內(nèi)歐洲和美洲一些出版機構對一小部分作家的一窩蜂式翻譯介紹”。而他們的國際聲譽傳回拉美，又引發(fā)拉美本土出版社的跟風，變成拉美本土的一種文學現(xiàn)象。如果沒有富恩特斯在拉美與歐美文化圈之間的穿針引線、帶動引領，拉美文學“融入主流”（借用了1967年出版的對拉美10位當紅作家的一本訪談錄的名字）的步伐恐怕不會如此迅捷。當然，也僅僅是“融入”而不是“成為”主流自身。盡管薩特、格雷厄姆?格林、卡爾維諾等歐洲著名作家都曾經(jīng)盛贊拉美當代小說，但是對西方主流文學來說，拉美當代小說不過是文學T型臺走秀的明星，僅是曇花一現(xiàn)式的瞬間輝煌，因此才稱之為“爆炸”。而在這場“焰火表演”中，獲益最大的既非拉美文學，也非拉美小說家，而是跨國出版集團及文學代理人。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戲言，“所有的出版商都有錢，所有的作家都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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