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宣告“上帝死了”終結了形而上學，在海德格爾眼中，尼采的“超人”是超越形而上學的嘗試，是強者的悲觀主義。
在海德格爾講座的《尼采》中，尼采是最后一個形而上學哲學家，也是形而上學最后的犧牲品。
尼采受叔本華影響，對世界持有悲觀態(tài)度：這個世界是糟糕的，生命是不值得經(jīng)受和肯定的。
為什么悲觀呢？因為沒有出路。
柏拉圖不會悲觀，他認為現(xiàn)象界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人需要的是追求“理念”，過真理的生活。
虔誠的宗教信徒也不會悲觀，塵世生活是一種“修行”，人最終要舍棄此岸世界奔向彼岸世界。
現(xiàn)代人會悲觀，因為現(xiàn)代人那里沒有彼岸世界，人生活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不能被否定掉的。
但這個世界又是這么糟糕，完全不可忍受。
在這種態(tài)度下，存在兩種悲觀主義。
弱者的悲觀主義，自欺欺人，認為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或者歷史上都存在過，發(fā)生任何事情就去歷史中找對應事件。
強者的悲觀主義則直面危險，不愿意掩飾問題，看到了世界的危險，尋找解決辦法。
在海德格爾那里，尼采哲學屬于強者的悲觀主義。他看到了哲學的問題，并積極地尋找出路。
悲觀是因為看到了世界的虛無，一切價值都沒有了意義。
所以尼采在《權力意志》里把悲觀主義稱為“虛無主義的預備形式”。
悲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向虛無主義發(fā)展。
在翻箱倒柜之后，并沒有找到預先想要的東西，人們會說“一無所獲”，來表示沒有找到人們尋求的存在者。
所以虛無是一個存在概念。
但又不是存在“什么”的概念，人們說“一無所獲”的時候，很顯然不是說找到了“無”，而是表達缺失。
虛無主義產(chǎn)生的原因在于，“目標”的缺失。
所以尼采說，
虛無主義是一個過程，是最高價值貶黜、喪失的過程。
在《權力意志》里，尼采指出了虛無主義登場的三個條件。
1.在一切事件中尋找一種本來就不在其中的“意義”。
人們預設了一個意義，以為這個意義是人人都了然的，但發(fā)現(xiàn)并沒有這種“意義”存在。
這個“意義”往往與“目的”相連，指向一個“目標”。
例如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個“意義”，有著這種“目標”的人，一旦在現(xiàn)實社會發(fā)現(xiàn)“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鋪路無尸骸”，這個目標就會缺失。
而目標的喪失是虛無的開始。
2.一種心理狀態(tài)，對整體無價值的感覺。
這種虛無可以類比成人對自身的懷疑，例如一個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人，卻在社會中處處碰壁，最終懷疑自己的人生意義與追求，就是這種虛無主義的體現(xiàn)。
3.整個世界的虛無。
前兩種是關于一種信念、關于個體自身的虛無，而第三種，則是感覺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整個世界的無意義，“這個世界在崩塌”。
在博爾赫斯的小說《圓形廢墟》里，魔法師在一個特定世界里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孩子，生成了一個屬于他自己和孩子的世界。
有一天著火了，魔法師害怕孩子發(fā)現(xiàn)自己在火中安然無恙，由此發(fā)覺自己是個幻影，這對孩子來說這簡直是無與倫比的恥辱，于是他去救孩子，結果發(fā)現(xiàn)在火焰中的自己也毫無痛苦——原來他也是個幻影，是別人夢中的產(chǎn)物。
作為小說，這個構思非常精巧，然而如果是現(xiàn)實，那將是巨大的悲劇。
尼采眼中的形而上學就是這樣的悲劇，當哲學發(fā)現(xiàn)自己構建的“超越感性的世界”其實并不存在，只是哲學家們設置的東西，就陷入巨大的虛無之中。
虛無主義也有消極與積極之分。
消極的虛無主義說，既然沒有什么真理，一切都沒有意義，那就算了吧。
相反，積極的虛無主義承認這一切，既然沒有意義，沒有真理，那就尋找新的東西來規(guī)定真理。
尼采是積極的虛無主義者，他勇敢地喊出“上帝死了”，終結了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來自于亞里士多德的命名“現(xiàn)象之后”，意思是在現(xiàn)象界之外尋找本源的學問，因不同于物理學對現(xiàn)象的研究，而是尋找“現(xiàn)象之后”的東西，所以稱為形而上學。
形而上學發(fā)展了幾千年，從古希臘到近代，對“存在者”的追問從現(xiàn)象到意識，一直在問“為什么”。
可是當在問“為什么”的時候，就預設了一定有一個東西是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個東西的根據(jù)，而完全排除了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根本“不為什么”。
在古希臘，柏拉圖給出了“理念”作為世界的根據(jù)，但要認識這個根據(jù)，還是需要人的靈魂。
人的靈魂就是人區(qū)別于動物的地方，也就是理性。
那個著名的論斷“人是理性的動物”表明了對人的雙重理解：理性+感性的集合。
“認識你自己”變成了“認識你的理性”，這一點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那里給予了明確的表達。
由此，人變成了“自我”。
康德給現(xiàn)象和本體劃了界，人們無法認識物自體，只能認識物自體在現(xiàn)象世界中的顯像，而這種認識又是先天地植入人的認識中的。
這樣，康德限制了“自我”在現(xiàn)象界的中心地位，本體（物自體）對人來說是不可知的，而人的理性必須聽從道德律令。
在康德那里，上帝是理性的懸設，類似于中國的“天”“蒼天”“皇天后土”“天道”這些觀念上的超越存在。
理性要追求自己的德行與福祉的匹配，但現(xiàn)實生活里正義經(jīng)常缺席。
所以理性需要懸設一個最高存在者，來撫慰現(xiàn)實中那些善良的受傷者。
道德律令是人必須遵守的，也是對人的約束。
然而后來不管是費希特的“自我”還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都完全不需要聽從其他原則，而只需要自己創(chuàng)造原則。
如此膨脹的“主體”帶來的后果是災難性的，主體自己設定價值，追逐存在者的價值，在這種追逐與爭奪之中，人自身也成了爭奪的對象。
雖然尼采沒有看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災難，但他已經(jīng)看見了主體陷入了深淵。
你凝視著深淵時，深淵也凝視著你。
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其實是宣告作為主體的人，死了。
作為人格神的上帝，在近代就已經(jīng)被消解成理性，上帝是最高價值和真理的象征，也是經(jīng)由人的理性來確定的。
上帝死了，意味著確定上帝這一價值的人/主體也死了。
尼采的超人是對以往的人的超越，就是尋求放棄主體身份之后的人的新的身份。
我們且做一次真理的嘗試，或許人類將在其中找到根據(jù)。那就開始吧！——《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查拉圖斯特拉的這段話表明如今沒有“真理”，只能去“嘗試”，而人也沒有正當身份，也在尋找生存的“根據(jù)”。
當然，在海德格爾看來，尼采并沒有完成這個工作，盡管超人不再像以往的人那樣需要和尋求“超出”自身的理想和希望，超人就是權力意志本身。
但超人依然是一個概念，是一個“存在者”，而不是形而上學要尋找的“存在”。
所以海德格爾認為，尼采雖然終結了形而上學，但尼采自身也是形而上學的犧牲品。
只有放棄了主體，才會放棄追求客體，而開始人的另一重身份。
思想并不隨著哲學的終結也終結了，而是轉向了另外一種開始。
在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中，“此在”的“本真存在”，是作為自身的人。
人的正當身份不是觀察對象的主體，更不是世界的主宰者，而就是人本身，是存在的守護者。
人對存在的守護就是讓存在作為自身顯現(xiàn)而與存在同一。
只有能夠欣賞這種同一的人，才會如黛玉感慨“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才會如寶玉傷感“病了幾日，把杏花辜負了”。?
至于人的真正身份如何讓思想轉向“另一種開始”，則是海德格爾留給后人的遺產(chǎn)與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