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為古代治國十六字心傳，記載于《書經(jīng)?大禹謨》。即使放在現(xiàn)代，這十六字真言也不失其作為治國方略的先進性和代表性。
十六字直譯的意思是，“人心難易其詭”，“道心難得其真”，“求真總須精純專一”，“治世貴在守中固善”。
這里要澄清一點，古代治國的本質(zhì)在于治理百姓，因此有貴族階層和平民階層區(qū)分。貴族的重要工作在于治理百姓，而百姓的重要工作在于從事具體的勞作。正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古時候沒有人權平等這一說。因此，要站在統(tǒng)治者的立場才能理解這十六個字，也就是要依據(jù)統(tǒng)治者的價值觀和方法論。
純從字面上來理解這十六個字不僅沒有什么意義，而且會產(chǎn)生歧義。這是因為古代智者思維高深，但用詞卻十分簡潔惜墨，體現(xiàn)了較高的文字修養(yǎng)，同時古代的語法與今天有所不同，許多的表達方式從今天看來是從“反論”的方法來敘述事情的。而且最要命的是，我們已經(jīng)失去了當時的語境，因此用任何現(xiàn)代語言解釋只會掛一漏萬。盡管如此，這十六字仍大致可以作這樣的解釋：
一是治國重在治理人心。一方面由于人心難測又難以改變，所以對百姓不得不有所防范。治國者須因事為制、隨機應變，不可固守舊制，應把握“無德必亡，唯德必?！钡某叨?；另一方面，要積極疏導，要從最易造成百姓心中糾結的社會問題入手，也就是要從百姓的根本利益和基本需求層面思考問題，防范社會的結構性利益失。也就是要防止結構性利益失衡成為人心不穩(wěn)的根源。要以“人道”還治人心，適時教化，及時化解社會矛盾，警惕因人心不穩(wěn)導致民怨迭起、社會不穩(wěn)定，要扼制不確定因素的災難性放大。
二是治國重在抓住事物發(fā)展的趨勢。由于趨勢生于微毫之處，故在“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就要注重防微杜漸。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趨勢生于微毫之處，往往不能被輕易察覺，也不容易區(qū)分，如同“道”一樣。因此要格外細心，慎始敬終，要以“地道”（注1）格物致知，明察秋毫，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和判斷力。（《道德經(jīng) ?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兜赖陆?jīng) ?十四章》說，“博之不得，名曰微”）。
三是治國重在以精純專一的態(tài)度探究事物的本質(zhì)，不被事物發(fā)展過程中的表面現(xiàn)象所迷惑，要充分發(fā)揮統(tǒng)治者的主觀能動性。
四是治國重在切合事物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要以不偏不易的務實態(tài)度（中庸之道）遵循“天道”（客觀規(guī)律），從而守中固善，統(tǒng)率治國綱領。（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
《管子·霸言》中說，“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天道”，則從人道、地道、天道三個方面對如何把握“人心惟?！?，“道心惟微”，“允執(zhí)厥中”分別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詮釋。而這一精到的詮釋又整體上體現(xiàn)了《管子·霸言》在“惟精惟一”方面的功力。
宋代的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解釋道，“允執(zhí)厥中”是堯傳于舜的治國真言，也就是說凡事不可偏離“天道”（客觀規(guī)律）。當舜在傳授給大禹時，怕大禹小看了這句真言的份量，又另外想了三句一共湊了四句傳給了大禹。朱熹認為堯所傳授的四字真言一句頂一萬句，舜所加的另外十二個字純屬多余，畫蛇添足，只能作為堯所說的四字真言的附注，毫無新意，只是為了不讓后來的人對堯之真言產(chǎn)生理解上的歧義而已。（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引自《中庸章句?序》）。
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從古代《易經(jīng)》的觀點來看，十六字應看作一個整體，而且只有“惟精惟一”是統(tǒng)治者在主觀層面上把握所有治國真言的一把鑰匙，也是古代君主及士人較為看重的四字真言。由于“惟精惟一”屬于主觀層面的把握，因而象征了主體。而其余十二個字只是象征了三個不同層面的客體，分別為人道、地道、天道，只能遵循和牢記，不能違背和超越。從而在總體上由主體和客體共同構成了體現(xiàn)整體性的陰陽格局。
明朝的王陽明（余姚人，名守仁，號陽明）是真正看破玄機的人。他的一篇文章《重修山陰縣學記》中闡述道，“夫圣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于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nèi)交于其父母焉，要譽于鄉(xiāng)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zhí)厥中’矣”。
另據(jù)記錄王陽明行跡的《傳習錄》卷上記載，“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也就是說，事物的本質(zhì)具有唯一性，探究事物的本質(zhì)是精益求精的目的，而精益求精是探求事物本質(zhì)的唯一手段。正是有了“惟精惟一”的治學態(tài)度，王陽明才能從舊理學中脫穎而出建立心學，并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影響后世的哲學概念。
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證實，以精益求精的態(tài)度探究事物的本質(zhì)，確實是治國過程中破解一切問題的鑰匙。古代還將“惟精惟一”引伸闡發(fā)為“實事求是”（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也就是說，只有明晰了事物的本質(zhì)以及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就能因勢利導，水到渠成。由此想來，堯、舜、大禹時代統(tǒng)治者的智慧確實超出了我們現(xiàn)代人的想象。而“實事求是”后來竟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標識，也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并賦予了時代的內(nèi)涵，而且又成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這說明了古代哲學思想基因的強大生命力。
由此，可以明確一個事實，舜確實傳承和發(fā)揚了堯的思想，并不是象朱熹所攻擊的“純屬多余”（堯之一言，至矣，盡矣！（引自《中庸章句?序》）。舜出身于姚墟之地（今浙江省余姚），對于舜的理解可能是同為余姚人的王陽明更有靈犀吧。而不為后人所知的是，王陽明的心學（陽明學）正是從這十六個字發(fā)端，也就是說奉這十六個字為其正源。關于這一點我將另文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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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笔恰霸帯钡耐僮郑糯浴拔！贝霸帯薄Ｔ凇秾O子兵法》魏注中就有此說。當然并不是今天意義上“詭”的含義，（詳見〈王陽明的《心學》源頭〉一文)?；蛘f易私猶如涉險，故危。二種解釋道理相通，表里而已，是站在統(tǒng)治階級立場上而言。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的意思是指人心因憂患而懸危不定，如“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但“危”真正的含義是人心難測又難以改變，往往誘之以利則偏，曉之以理則正，無法做到“人心聽命”的程度。因此，看似以“?！闭撝瑢崉t“詭”也。
人心為什么會“詭”？是由于民風不純，民心不古。這一點可以從《莊子·外篇·天運》可見一斑，“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因此，《孫子兵法》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詭也”。
而從平民百姓的立場而言，由于整體生存環(huán)境中所存在的種種危機，不僅使百姓經(jīng)常處于朝不保夕的恐懼或不安之中，也使人心產(chǎn)生了扭曲。例如，就連《禮記·檀弓下》也不回避“苛政猛于虎”的現(xiàn)實問題?！独献印の迨苏隆芬舱f，“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2：關于地道。尹知章注：“地道，平而無私”?！抖Y記·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注3：舜的故鄉(xiāng)（摘自網(wǎng)絡百度“姚墟古跡”條）
余姚南有句余山（即今四明山），北有姚水，地名合山水之名而成。按《史記·正義·索隱》等記載：越州余姚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即舜所生地也。舜有時下海捕魚，曬網(wǎng)于歷山，所以歷山又稱“瀝網(wǎng)山”。
中國十大思想家、明代著名史學家黃宗羲說：“今余姚、上虞兩縣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經(jīng)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余姚有歷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跡在此兩縣為最多。然大概舜之生在余姚，故孟子曰‘東夷之人’?！?
從以上古典文獻所記載，再參核余姚當?shù)厣酱?，大致可以認為：舜生于姚江之濱的姚丘山東麓的諸馮，故姓姚。堯帝死后，姚舜即繼位為帝。當代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史樹青教授，特為余姚題寫了“姚墟古跡”，刻石于龍泉山東麓。
余姚建縣較早，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始皇帝東巡入浙，至會稽，劃分浙東各縣，置余姚縣。余姚漢代屬會稽郡；隋唐時屬越州；北宋時屬兩浙東路；南宋至元、明、清，歷屬紹興府；今屬寧波市。在東漢建安五年(200)時，東吳孫權任朱然為余姚長，即建余姚北城。至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77)，為防御倭寇，特增建余姚南城，形成南北雙城挾姚江對峙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