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春節(jié)檔”后首部公映的外語片如約而至。改編自懸疑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著作，新版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同時集結了蓋爾·加朵等一線明星和憑借多部熱播英劇美劇成名的新星小花艾瑪·麥基、蘿絲·萊斯利。
可惜，坐擁IP電影天時地利的《尼羅河上的慘案》還是悄無聲息地撲了。豆瓣開分6.1，并且仍有回落趨勢，聽取罵聲一片。全球累計票房約為7580萬美元，中國上映首日票房僅2450萬元。要知道，蓋爾·加朵的上一部全球上映的“大片”《神奇女俠1984》，僅僅用了兩天就票房過億。
那么，這部具有先天優(yōu)勢的、一刀未剪的，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進口“大片”為什么會撲街？終其原因，還是形式大于內容，導致“輕視”造成“反噬”。
跳脫的敘事，懸疑片的邏輯災難
一直以來，懸疑片都因為縝密的邏輯和“燒腦”的推理過程吸引著觀眾。在眾多作品中，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就以縝密的邏輯和注重細節(jié)的推理過程吸引了一個世紀的厚愛。無論是《無人生還》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歌謠隱喻和“完美犯罪”，還是《控方證人》中字字縝密的當庭對質和極限反轉，都令人印象深刻。
而與這兩部作品不同，《尼羅河上的慘案》與《東方快車謀殺案》則有一定相似之處。兩部作品的兇殺案都發(fā)生在封閉的、正在運行的交通工具上，同孤島和法庭相比，更加具有運動性以及時間壓迫感以及變化的“未知之恐懼”。所以相比于其他類型電影，節(jié)奏對于“動態(tài)”的懸疑片來說更為重要。
但很顯然，肯導的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的敘事，難以望及阿婆的原著的項背。1978年版本開篇迅速進入“郵輪謀殺疑案”的正題，而這版在“上船”之前穿插了太多贅余的前情提要，電影，幾乎一半的篇幅之后，才真正進入“兇殺案”的正題。
試想本部電影是一部改編之作，也就意味著，可能大部分的觀眾都已經提前知道了“兇手是誰”，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觀眾走進電影院就是為了看導演怎么用新瓶裝老酒，用劍走偏鋒的方式講一個并不陌生的故事。
本片依然選用了大篇幅的平行蒙太奇進行多條線索的推進，只可惜相比于《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驚艷，本片的平行剪輯則是“混亂”。整部電影過多的篇幅在“鋪陳”，保留的敘事和情節(jié)過多，與推理相關的伏筆基礎顯眼，閑筆過多，使得“燒腦”的濃度被沖淡到近乎于零，本格推理的經典之作，淪為了一場“就這”？的淺嘗輒止，一個泛泛而談的邏輯空殼。
說回“運動”，影片也過度放大了“運動”的形式，使得觀眾難以和相應的場景實現情景的交融。剛剛習慣了神秘的金字塔和拉美西斯二世愛與權力的悲劇，瞬間又登上了復古色彩全無的游艇開狂歡的party，好不容易通過歷史隱喻和封閉空間塑造出的懸疑氛圍，就在出其不意的剪輯中被消耗殆盡。
角色說服力差，犯罪片的人設災難
年輕貌美的富商琳內特悲劇的“導火索”。在原著中，正是因為琳內特一家的精明狡詐，導致琳內特處處樹敵又樹大招風，疊加了感情與各方面社會因素，才惹上了殺身之禍。但是在本片中，蓋爾·加朵飾演的琳內特單純善良，很難讓人覺得兇手有合理的犯罪動機。再加之電影對于社會背景的交代并不多，很容易有“為了懸疑而懸疑”，“為了犯罪而犯罪”的既視感。
除了琳內特外，偵探波洛形象的再塑造也談不上成功。影片直接將偵探從“旁觀者”（代替觀眾的“眼睛”）升格為了“主角”。在影片的開始為波洛加了大篇幅的個人經歷，在影片中又為波洛添加了感情戲。但只可惜，直到最后我們也沒有看到波洛“胡子”的由來對于電影來說有什么價值。
如果只是為了讓觀眾更多地看到“偵探”在推理小說中的意義——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個只會演繹歸納，有著最智慧的大腦卻毫無靈魂的“工具人”，那大可學習《神探夏洛克》超越時代局限，通過硬核的斷案或者其他角色從側面對于主角進行再塑造。憑空添加故事線乃至感情線，并不是一個高明且專業(y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只會讓人物顯得更加蒼白。
除了主要人物外，這版《尼羅河上的慘案》也大篇幅刪減了原著的人物和情節(jié)，只留下了最核心的和“兇殺”相關的人物，但這也導致了阿婆原著中最核心的時代背景的厚重感被大幅削弱，而人物的“縮圈”又導致了推理和懸疑氛圍的薄弱。
再加之電影對于敘事節(jié)奏的把握失敗——前半段過于贅余冗長的鋪陳，導致本應緊張刺激的懸疑電影使人昏昏欲睡，再加之近年來好萊塢商業(yè)電影無止盡的“疊buff”以及白左觀點滲透，《尼羅河上的慘案》從一場疊加著時代痼疾，可以遍嘗人間冷暖的邏輯盛宴，淪為了一次空有符號和美貌，又充斥著狗血情節(jié)的八卦談資。
唯有風光和鏡頭語言，還有肯導那味
那么整部電影毫無可取之處嗎？也并不是。首先，鏡頭語言以及調度仍然具有匠心，可以看出肯尼思·布拉納高級感的審美和“鬼才”的邏輯依然沒有消失殆盡?！痘夜媚铩窌r期帶有哥特和黑色幽默色彩的幻影依然可以在這版《尼羅河的慘案》中尋覓到。
在肯導具有設計感或者反常感的鏡頭中，尼羅河里原始的物競天擇正在上演；尼羅河上人性悲歡和欲望使動的暗潮也在涌動。一個迅速的，自水面向上，自船底向船內的搖鏡頭足夠眩暈，但也有一種可以扭曲時空的野性張力。
農耕文明的、神秘，帶有原始的cult色彩的尼羅河流域可以和具有現代審美的倫敦過渡疊加，盡顯對殖民時代道貌岸然的嘲諷。對稱的大景別和濃烈的色彩中，一幅別有風味的異國景觀畫卷徐徐展開，對于備受疫情困擾而無法展開遠途旅行的人來說，無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但是一部“好”的作品顯然不能“徒有其表”。再加之，如果沒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優(yōu)秀文本的支撐，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恐怕只會更加平庸。縱觀近一個世紀對于阿加莎藍本的再創(chuàng)作，任何的“優(yōu)秀”或者精彩也都僅僅是“忠于原著”的“再現”，都是因為阿加莎的故事好看，與視聽語言或舞臺語言的二創(chuàng)無關或甚少關聯(lián)。而邁出了舒適區(qū)或者顛覆式的改編，卻很大程度上化為了“魔改”或者“毀經典”。
《東方快車謀殺案》和《尼羅河上的慘案》之后，《陽光下的罪惡》據說也即將被提上“翻新”的時間表，在“懸疑片熱”尚未消失殆盡之前，繼續(xù)“荼毒”阿加莎或是其他懸疑經典，只會繼續(xù)。
所以，“懸疑”并不是掩蓋平庸的萬金油，“推理”也不能成為“遇事不決”的“量子力學”，沒有真正考究的故事、硬核的邏輯和科學的敘事節(jié)奏，再好的IP也會落入塵埃，真正的“災難”不在尼羅河上，而在電影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