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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陷入困境時，你“站”誰？

在《張醫(yī)生和王醫(yī)生》中，作者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

“社會衰落，家中原本的一家之主地位開始受到沖擊。一方面，當收入降低，'開源’不成，'節(jié)流’就變得越發(fā)重要，于是善于節(jié)流的母親的權重開始上升；另一方面，母親更多地扮演賺錢角色——特別是在城市向消費轉型的大背景下，她們抓住了為精英階層服務的低薪外圍勞動崗位的機會?！?/span>

而且，尊母貶父似乎是家庭陷入困境時的普遍事實：

“埃爾德發(fā)現(xiàn)，在經濟受損的家庭中，當家庭發(fā)生沖突時，孩子們總是站在母親一邊：不論兒子還是女兒，都更容易與母親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51%），它高于誰都不幫的比例（40%），更遠遠高于站在父親一邊的比例（9%）。

“而且，母親在家庭中表現(xiàn)得特別有'心機’，'有意識地把自己為家庭付出的勞動或努力看成是極大的犧牲，看成是一種只有孩子犧牲他們的獨立和誠實才能加以補償的貢獻’。如：'本來我用不著這么辛苦地工作，本不需要為了你的教育存更多的錢，但是我這樣做了’'別忘了，為了你能夠穿好吃好我都放棄了什么’'想想我為你做的一切，你至少也應該這樣對待我’?！?/span>

我們先刨除性別角色的影響，母親的這種“犧牲性投入”，與吳飛提出的“道德資本”有異曲同工之妙：

“道德資本的積累，是為了決定一個家庭里，誰更應該受到尊重，誰說的話更管用，人們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發(fā)言權，或至少得到更多的尊重，權力游戲是就此而展開的角逐?！?/span>

“當自認為已經積累了足夠的道德資本，卻沒有使得家庭成員按照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去對待自己，就會被激發(fā)出深深的'委屈’?！?/span>

在家庭面臨挑戰(zhàn)時，女性在經濟參與和家庭操持領域的重要性凸顯，她們由此積累了更多的道德資本，在家庭政治這場權力游戲中取得了結構性進位。

另一方面，社會轉型期的貧富差距拉大或經濟衰退期的普遍下沉對男性作為養(yǎng)家人角色的沖擊，威脅到了他們的男子氣概，他們試圖通過沉默、回避、甚至出軌等方式來挽回尊嚴。如肖索未發(fā)現(xiàn)：以農村打工妹為主的低階層女性為工薪階層男性提供了大量體貼的家務照料與情感關懷。她們通過忍耐、順從、迎合、鼓勵等情感勞動，重新確立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修補與提升男性的自我價值與尊嚴。

某種意義上，女性的“爭”和男性的“讓”，都是他們對于傳統(tǒng)性別結構的反動：傳統(tǒng)的性別文化寫下了女性弱勢且付出、男性進取而隱忍的腳本，當外來的力量沖擊著舊有的家庭生態(tài)，也就為男女沖破傳統(tǒng)束縛撕開了一道口子。

通常日子里，我們不去質疑家庭運轉規(guī)則的原因部分在于家庭之于我們每個人生存的本質性意義：只有按部就班地“過日子”，才符合標準時間表timing，才獲得了“正?！钡纳鐣松矸荩⑶也潘懔藚s日漸年邁的父母的心頭大事。——這里不是說這樣的做法合不合適，而是說我們或許被遮蔽了視線而無法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當堡壘無法從內部攻破，外來的刺激便“當仁不讓”。社會失序作為常軌的反面，沖擊著宏觀到微觀的一系列既定安排，慣習所賴以生存的土壤被撬動，家庭中的男女角色也被迫做出適應和調整。性別氣質在變化，家庭政治也在重構，兩性關系的博弈與糾葛、拉扯和排斥便生動而鮮活起來。

此外，我們對于危機時刻女性成為主角的現(xiàn)實并不排斥，也表明了認知的轉變。這是性別社會化的一部分，也是建構個體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女性地位的轉變也鑲嵌于婚姻意義的流變，從為了保障生育尤其是社會性撫育的順利進行、作為生命歷程和社會期待中必然要發(fā)生的事情，到親密、激情、承諾的混合、一種契約、一種制度，甚至是一種有保障的合作模式和親密關系，婚姻的世俗化也伴隨著女性的轉變。

此外，家庭政治中的父母“競爭”，其實也是道德生活的敘事。

凱博文區(qū)分了兩種含義的“道德生活”，一是有好壞高下的道德，二是當事人認可的倫理。改革開放這些年，或許也是我們的認知從第一種道德生活的含義向第二種道德生活的含義轉變的過程。從身份式社會到契約式社會，儒家文化、政治忠誠、金錢財富、“為自己而活”，我們的道德經驗逐漸去單維化，不再有一桿秤來無差別地衡量所有個體的生活，而是形成了多元的取向與多樣的訴求——

我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我可以今天這樣做，也可以明天那樣做，我可以對甲這樣做，也可以對乙那樣做……雖然可以說底線之上、選擇無限，但這個“底線”，也是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和因地而異的。就像《張醫(yī)生和王醫(yī)生》中，王醫(yī)生數十載所堅守的“不社會”信念，為了女兒的前途，也只好“社會”起來。也好像《導演請指教》中一位影評人所說：過去的類型片是“善戰(zhàn)勝惡”，如今則是——

“諸善之間排次序”。

但是這又引發(fā)出一個新的問題：“諸善”，是不是我們放棄道義、拋卻價值、無視道德的托詞？一切都可以采取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么？這里可以舉一個最近我身邊發(fā)生的例子來探討這一問題，不過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描述和闡釋很可能不具有普遍性。

當醫(yī)生說“你來定”

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很多醫(yī)生有個特點：不給病人做決定?！稄堘t(yī)生和王醫(yī)生》中說，醫(yī)患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斷不可能成為服務員與顧客那樣的交易關系，病人面對醫(yī)生，總是謙恭甚而怯生生的。這從交換論的角度就能理解。交易雙方的資源如果不對等，劣勢一方就只能提供金錢、贊賞、尊重或服從，以維持交換關系。其中，金錢的成本最低，服從的價值最高。

提供什么資源來回饋對方，不僅取決于自己的能力，也要看對方的需要。顯然，雙方交換時的地位差距越大（條件1），并且雙方的人數差距越大（條件2），被需求一方的話語權就越大：是你求我，我也不缺你這一個求我的?！诺结t(yī)患關系里，就是一醫(yī)多患。

但是今天，不少醫(yī)生似乎不樂于“享受”這樣的權力：你自己決定，你怎么選，我就怎么辦。然而最近聽說了一件事，對這一現(xiàn)象的合理性產生了些許困惑：

一位精神障礙患者，在一個療程的物理治療至少為六次的情況下，只接受了三次治療便要出院，醫(yī)生也沒多說什么（他沒有對病人和家屬做出任何的解釋說明），就說“我是個民主的大夫”，便給其辦理了出院手續(xù)。與之相對的是另一位醫(yī)生，同樣是一位精障患者不承認自己有病而吵著出院，醫(yī)生的選擇是勸說其繼續(xù)住院以治療。

前一個醫(yī)生“民主”的選擇，或許是應對醫(yī)患矛盾的有效策略，但是“下放”權力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呢？是否是在利用現(xiàn)代社會的集體意識——契約精神——而規(guī)避了責任、卻加大了隱含的風險？病人可能很難根據自己有限的知識，在迫切的情境下，做出最有利于己身的選擇。這樣，病人找醫(yī)生不是求最優(yōu)解，而是買了本參考書。如此，醫(yī)生是可以通過“尊重患者意愿”的理由來避免醫(yī)患糾紛，但算不算丟失了擔當和道義？——必須承認的是，這或許是筆者沒有站在醫(yī)生角度考慮問題所致，而這樣的現(xiàn)象又多少可以類比高校教師“不亂說”的選擇。另一種可能是，筆者所不認可的醫(yī)生的做法并不多見：選擇的利弊都不說，自己的建議亦不會提，你要治就治，不治就不治。

我沒法贊同一個對認知有失調的病人（這不意味著污名化患者，是從醫(yī)學角度而言）說“你決定，你說怎么辦我就怎么辦”的醫(yī)生，如果這樣的行動邏輯推廣開來：那是不是老師可以直接對學生說“你想退學就退咯，我尊重你”？

有人說“給醫(yī)生點活路吧”，那是否醫(yī)生不給患者提供從專業(yè)角度來說更合適的建議就是避免醫(yī)患糾紛的不二法門（當然可以說“法律”規(guī)定，“就算是精分患者非要出院，醫(yī)生也攔不住”）。的確，希波克拉底誓言有說“我將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和尊嚴”，但還有句“我將首先考慮病人的健康和幸?！薄Ｔ趯Ψ教幱谛畔⒄莆沼邢奚踔敛⒉蛔銐蚶碇堑臓顟B(tài)下，任何一種職業(yè)的“活路”都可能成為求助者的“死路”?！案鳛槠渲鳎髦髌湔?，各謀其利”是社會分工的必然，但是不是社會團結的所需？

當然板子不應該全打在醫(yī)生身上，畢竟從“仁心”“為他”到“謹慎”“利己”，背后是時代話語的更迭：我們越來越彼此陌生，越來越依靠外在約束，越來越無法信任他人，越來越在追求有效性和效率的同時拋棄掉人文關懷，越來越強調“顧客至上”，也越來越顧及自己的利益和訴求。于是，多為別人想一點、做一點，成了多余的負擔和潛在的危險，劣幣驅逐良幣，按韋伯說的，在這個可怖的鐵籠里，理性最終帶來了非理性。

以前總覺得我們可以無奈做時代里的螻蟻，但沒必要扭曲成世道下的蚷蟲，但現(xiàn)在看，做這個社會里冷漠的自保者，我們都在編織著自己的網，也都被這張網所困住，同樣不是什么高明而值得推崇的選擇。

存不存在絕對的“對”？

上一小節(jié)提到不太認同醫(yī)生“隨便你”的做法，寫完后問了問他人，大多持相反意見，認為醫(yī)生做得沒錯，最終只能患者拿主意，強制了病人又說你讓人花冤枉錢，于是就想是不是自己把這事看得偏頗了。

尊重和自決的原則，是每一位成年人都擁有的權力。那這個權力究竟是不是無條件的？《酒神小姐》中，先后有三位老人請求素英幫助他們自殺，素英為了成全老人們“有尊嚴地死去”的想法，都“殺死”了他們?！@件事情，具有價值合理性么？

即使這是一個“諸善”并存而非善惡分明的時代，那有沒有終極意義上的旨歸與訴求呢？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難免出現(xiàn)信息優(yōu)勢和控制優(yōu)勢，這時候是該說“客戶至上”：你的選擇我尊重、最終結果你負責，還是盡可能從自己專業(yè)人員的角度提出恰切的建議（當然也可以建議當事人再征詢其他人士的看法）呢？

這里可能涉及到一個問題：決定是如何做出的？最后拍板的人肯定是自己，但收集信息的過程會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家人的、朋友的、專業(yè)人士的、有相仿經歷的……所謂“信任”，并不一定是理性的，而是與我們的價值觀念甚至情感偏好有關。同時我們還可能有種“天性”：事成則內歸因，事敗則外歸因。所以我們看待一個決定適當與否時，可能不是根據決定本身的理性與否（參考了多少專業(yè)信息，借鑒了多少有效意見，綜合了多少數據指標），而是根據決定帶來的結果：手術治療成功，說明選對了醫(yī)生，反之就是醫(yī)術低下；大學專業(yè)學習順暢，說明志愿填報時有眼光，反之就都怪那個提建議的人；甚至婚姻之事，過得幸福是“看人準”，過得不好則為“我當初就”。但決定的結果可能又牽扯出一堆意料之外的不可控因素，這讓事態(tài)變得更復雜了。

這還是一個賦予意義的過程：我們如何解釋一件事，不取決于這件事的客觀性質——甚至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客觀”，而是我們根據各種條件去反身性地建構的結果。所以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看法啊、“強制”就是違法啊，可能是推脫責任，也可能是契約精神的體現(xiàn)。

不知道這個新聞算不算反例——

“教育懲戒權是近年來的熱點話題，由于法律規(guī)定不夠明確，容易與體罰、變相體罰等混淆，加上家長的高度敏感和過激行為，導致現(xiàn)實中不少老師不敢、不愿對一些需要矯治的學生行為進行懲戒。此次修訂（指最近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將'教育懲戒’納入教師基本權利當中。”

評價標準的多元和話語權力的非壟斷，很容易讓“投訴”被濫用，于是“強勢”的一方似乎變得“弱勢”：我不做總行了吧，這樣就沒有把柄落在你手里。投訴機制的初衷，應該是為了保護弱勢者有渠道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為什么投訴成為“弱者的武器”，倒逼對方反而做出了可能不是最優(yōu)的選擇呢？是因為我們戾氣太重，太要求效率和結果，只強調自我感受與權利？

職業(yè)的倫理、操守和底線到底是什么？是見仁見智、無一定之規(guī)，還是有基本的共識與判斷？或許，是一個永遠也沒有“標準答案”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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