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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過年主要想兩件事情——吃和穿。
現(xiàn)在想想那時候也沒什么吃的，烀一鍋肉是東北人必不可少的，總體上說是為了那一口油水。
說起來好像是挺遠的事兒了，其實普通中國人從那種寡淡的日子里走出來沒幾天，1990年代前大部分中國家庭都是如此。
我爺爺不知道從哪學(xué)來的手藝，會炸麻花，每到過年都會親自己上手，每年也只做這一次。后來，我爸爸也學(xué)會了，每年也炸一次。因為做麻花太麻煩，順便也炸些小方塊、小條條。
這些油炸的東西年前都要準備好，一般都是在臘月二十九這天完成。這些油炸的小方塊、小條條成了我們向屯里其他孩子炫耀的資本。
穿新衣服有時比吃還重要，因為吃的東西一吃就沒了，能看到的人不多，能炫耀的時間太短。穿新衣服不一樣，穿上身上誰都看得見，能炫耀的時間長。衣服、鞋都是家里做的，好處是各不相同。即使面料相同，樣子大同小異，但也絕對找不出完全一樣的兩件衣服。
對于現(xiàn)在的孩子吃和穿都不是問題，沒有什么好吃的只有過年才吃，更沒孩子拿一件新衣服當(dāng)回事。好像連炫耀的資本也沒有了。
我昨天問了幾個小孩子，小學(xué)一二年級大的。
我說，過年高興嗎？
他們說，高興??！
我說，為什么高興？
他們說，可以玩。
我說，你們哪天不玩啊？
他們說，平時玩不好，要寫作業(yè)、要補習(xí)，過年就不用了。
過年可以順便玩對于大人來說也很重要，可對于生在1970年代前的人來說，小時候過年玩遠沒有吃和穿重要。
那時候的孩子天天玩，反之，到了過年玩得卻不那么順便了。家家有家家的規(guī)矩，平時沒規(guī)矩過年要有規(guī)矩。
每年到了臘月二十九我都越發(fā)地緊張，因為我家的規(guī)矩特別多。
那時候的孩子過年不能開心地玩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穿上了一身新衣服。
每個孩子到了過年都會變得小心翼翼，生怕弄臟了新衣服，突然間大家都文明了許多。
我們屯里有一家最窮的人家姓陳，窮的原因是孩子多，陳家的老大和我是同學(xué)。
他每年都沒有新衣服穿，冬天就是一身帶著補丁的棉襖、棉褲，到了過年已經(jīng)油光見亮了。而每年過年他玩得最瘋，地上滾，雪里爬，為所欲為。當(dāng)時看著他肆意妄為的樣子，許多孩都羨慕不已，有孩子回家要脫掉新衣服，換上舊衣服，結(jié)果招致了父母的一頓打。
大概是1980年左右的一個春節(jié)，那時他已經(jīng)十三四歲了，個子長得也同成人一樣高。過年的時候他到我家找我玩，卻不進屋，在我家院外喊我的名字。
我出去一看，他穿了一件新做的勞動布上衣，衣服很大，上衣的下擺快到了膝蓋，很難看。
他看著我不說話，我說，你穿新衣服了。
他很不好意思，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放，臉紅紅的，像個姑娘。
也就是那年的夏天，他意外地夭折了。但每到過年，我都能想起他穿著新衣服靦腆的樣子。
我后來走出了家門，上學(xué)讀書，知道了“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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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年，我常在這個道理面前困惑。因為“倉廩實”了，人們并沒有知禮儀，人們的語言卻越來越粗俗了；因為“衣食足”了，人卻為了已有的滿足越來越不要臉了。
“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出自司馬遷的《史記·管晏列傳》，這句話在管仲所寫的《管子·牧民》中卻是“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是司馬遷把“則”改成了“而”。
后來有學(xué)者認為：
或許是太史公司馬遷敏銳洞察到了“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jié)、知榮辱”之間的聯(lián)系并不是必然的，才把管仲的“則”改為了“而”。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倉廩實、衣食足”是“知禮節(jié)、知榮辱”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倉廩實、衣食足”只是前提和基礎(chǔ)。
或許管仲當(dāng)時也沒有把這句話說得那么絕對，只是后人一葉障目、斷章取義、妄自揣度，未能準確理解先人微言大義罷了，而且在那個諸侯蠢蠢欲動的年代，適用、管用的就是最好的，抑或注重經(jīng)濟、反對空談主義的管仲先生就是這樣精準地抓住了關(guān)鍵。
總的來說，從人類曲折的文明發(fā)展歷程看，“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經(jīng)濟的發(fā)展衍生文明的進步，文明的進步依仗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是大趨勢、大規(guī)律、大方向，從宏觀上講二者水漲船高、相生相隨的關(guān)系無可爭議，從經(jīng)濟基礎(chǔ)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上講先賢的至理名言依然對現(xiàn)實有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指導(dǎo)作用，永遠會是中華民族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今所用，適可而止，乃為上策。
而這一段論述并沒有講清經(jīng)濟發(fā)展與文明進步的關(guān)系，是把話說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這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特點。
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xué)家馬斯洛認為，從個人層面上講，人的需求可劃分為五個層次，由低到高，其中底部的四種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為缺乏型需要，只有在滿足了這些需要，個體才能感到基本上舒適。
頂部的需要是自我實現(xiàn)需要，是成長型需要。
一般來說，這五種需要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低一層次的需要獲得滿足后，就會向高一層次的需要發(fā)展，只有在較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后，較高層次的需求才會有足夠的活力驅(qū)動行為。
從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xiàn)需要這五個需求來看，中國人只不過滿足了第一個生理需要和部分的安全需要，還處在一個很低級的需要水平上。
過年是對歸屬和愛的需要的集中釋放而已。
無論管仲還是司馬遷，在講“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jié)、知榮辱”之間關(guān)系的時候都有一個特定的條件——熟人社會。而城市化使人生活在了一個生人社會之中，這種社會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才使這句話顯得不那么有道理。
過年恰恰是從生人社會向熟人社會的一次回歸，所以，我們過年常為面子上的事兒而奔忙，這不是壞事兒，是人向更高的需求邁進的過程。
中國人雖然富了（數(shù)字和理論上的），但我們還生活在底部需要之中，我們把物質(zhì)財富的擁有當(dāng)成了自我實現(xiàn)，也只不過是把人們對物質(zhì)的渴求當(dāng)成了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