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擱淺、隔閡的積淀可以說是激發(fā)矛盾、釀造倫理悲劇的“惡的種子”，而之于整個社會，這又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有時它是一句責難，有時它是一次爭吵，有時它只是一次未兌現(xiàn)的電話或回家。須知，新聞中的這些孝義式微的案例，都是細節(jié)沉淀的最終結果。

熊志

    10月31日，法院對留學生機場弒母一案作出一審判決，男子汪某因故意傷害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6個月。30日下午，因打罵父母而站在輿論風口浪尖的廖天野在溝通之后，情不自禁地跪倒在父母面前，淚流滿面，“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向爸爸媽媽表達深深的歉意和深切的懺悔，希望你們原諒我。 ”

    “孝親敬老”是個基礎而又永恒的倫理命題，也正基于此，任何對這一底線的僭越，都免不了飽受道德層面的責難，這一點，從“留學生機場弒母”以及“公務員打罵父母”曝光后那錯愕、憤怒的輿論表情即可看出。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諸如此類極端個例的呈現(xiàn)，亦從側(cè)面影射出當下家庭親子關系的疏離乃至惡化。

    “弒母案”也好，“打罵父母”也罷，它們終究是以個案的形式見諸社會，而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弒母案”判決的塵埃落定以及廖天野聲淚俱下的悔過致歉，個案終將收場，批判與指摘亦將日漸消弭。只是，站在道德制高點對他人的激昂指點，并不能彌合普遍存在于社會的親子裂痕，當一切歸于平靜之后，社會終究有一個值得反思的理由。

    在“弒母案”曝光后，弒母者汪某的親屬曾一度渲染“好人論”，這固然有博法外開恩之嫌，但它在社會固化汪某弒母之殘酷認知的同時，亦還原了其并不殘忍乃至善的一面；而在記者的采訪時，汪某亦明確表示，他與母親關系挺好。無獨有偶，在“公務員打罵父母”中，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一個碩士畢業(yè)并曾入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學習的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形象，應該說，這很難與忤逆掛鉤；另一方面，從其講述來看，廖天野與父母拳腳相向，源于生活重壓下累積的怨憤。這即是說，汪某抑或廖天野并非大兇大惡之人，他們與其父母間亦無極端仇恨，惡的生發(fā)，只是隔閡、矛盾積淀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

    這里面，可剝離出兩點共性，一是親子關系的惡化不會以身份、學歷為轉(zhuǎn)移，二是忤逆行為的發(fā)生往往是矛盾沉淀的結果。前者為每個人都提供了一個自省的理由，后者則為重構親子關系找到了一條可資依循的路徑，那便是于細節(jié)之處反思家庭關系。

    因而，可以說，于個別個體而言，孝悌之義的日漸式微乃至走向反向極端，并非摧枯拉朽之勢，而是隨時間流逝日漸撕開親子裂痕。如果說，汪某和廖天野所表現(xiàn)的是一種“極端的惡”，那么，交流的擱淺、隔閡的積淀可以說是激發(fā)矛盾、釀造倫理悲劇的“惡的種子”，而之于整個社會，“惡的種子”又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有時它是一句責難，有時它是一次爭吵，有時它只是一次未兌現(xiàn)的電話或回家。

    在一個孝義式微的時代，倫理和價值的重塑必然依賴于整個社會。于大眾而言，沒有理由不去從自己身上尋找他們的影子，須知，任何“極端的惡”，都是細節(jié)沉淀的最終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