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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煥鏞——

生物學界的“周作人”

2014年06月18日　　來源：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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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煥鏞

　　 □智效民
　　當時陳煥鏞面臨著一種兩難選擇,就好像忠孝不能兩全一樣,經(jīng)過反復思考,他作出了犧牲個人名節(jié)、保護科研資料的選擇。

　　陳煥鏞是中國植物調查采集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1890年出生在香港一個官宦人家。父親陳靄庭早年在香港創(chuàng)辦《華字日報》,與啟蒙思想家王韜有過合作關系,后來因精通英語、熟悉洋務,被清政府派到古巴擔任總領事。在古巴,已經(jīng)有一妻三妾的陳靄庭又娶了當?shù)氐囊晃晃靼嘌篮笠岬呐印６斯灿腥幸慌?陳煥鏞就是其中一個。
　　陳煥鏞14歲那年隨父親的一位朋友去美國讀書。高中畢業(yè)后,他先后進入馬薩諸塞州立農(nóng)學院、紐約州立雪城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森林學、昆蟲學等專業(yè),1919年獲得哈佛大學林學碩士學位。大學期間,他了解到中國珍稀植物的標本大多保存在歐美等國,以至于要研究中國植物就必須遠渡重洋到外國去尋找資料。為此,他從哈佛大學畢業(yè)后立刻回到中國,投身于植物和昆蟲的采集調查工作。
　　回國以后,陳煥鏞首先去海南島五指山采集標本。五指山雖然有豐富的物種資源,卻是一個人跡罕至、瘴氣彌漫的地方。當時的海南島對于科學界來說還是一個“未開墾的處女地”,因此陳煥鏞被譽為第一個到海南島工作的科學家。在采集標本的過程中,他曾經(jīng)摔傷手腕并感染了惡性瘧疾。最后,他因為遍體鱗傷、左手腫脹,不得不被人用擔架抬了下來。
　　康復之后,陳煥鏞把他在海南島采集到的標本包裝好,暫存在上海招商局輪船公司的倉庫,準備運往波士頓做進一步整理研究。不幸的是,由于這個倉庫失火,他在海南島采集的標本也被燒毀。因此他原計劃在中國工作一年后返回波士頓的想法隨之取消。
　　1920年以后,陳煥鏞先后在金陵大學和東南大學執(zhí)教,于是他把在海南島采集的標本復份運到南京,保存在東南大學生物系的標本室內(nèi)。不料該標本室所在的大樓在1923年意外失火,致使這些標本化為灰燼。至此,陳煥鏞在海南島辛辛苦苦采集到的標本全部被大火吞沒。
　　當時的東南大學,在文科方面是學衡派的天下,在理科方面也是人才濟濟。其中僅生物學方面,就有秉志、錢崇澍、胡先骕和陳煥鏞等一批最優(yōu)秀的人物。這對于任何一個學者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理想環(huán)境。然而,好景不長。1925年,東南大學發(fā)生“易長風波”,致使許多教授紛紛離去。1926年,陳煥鏞向校方告假一年,返回香港度假。第二年,他接受中山大學聘請,擔任了該校植物學教授。隨后,他創(chuàng)辦了農(nóng)林植物研究所,下設標本室、圖書館和植物園等機構,并與國外同行建立了標本交換關系。緊接著,他把采集標本的范圍從廣東擴展到廣西、四川、湖北、貴州等地。
　　進入上世紀30年代以后,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yè)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陳煥鏞領導的華南植物研究所也發(fā)現(xiàn)了許多新的物種,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并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
　　1937年爆發(fā)的盧溝橋事變打斷了這一進程。由于戰(zhàn)爭來得過于突然,所以北平的靜生生物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機構,都因為缺乏準備,致使許多標本資料不是落入敵手,就是被戰(zhàn)火焚毀。陳煥鏞得知這種情況后,在日軍進攻廣州之前,就把農(nóng)林研究所的標本和圖書分批運往九龍,保存在陳氏家族的一個倉庫里面。
　　遷港之后,農(nóng)林植物所在陳煥鏞的領導下,獲得“國際聲譽日隆”的美譽。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紛紛與農(nóng)林植物所聯(lián)系,欲就植物所從事研究,(只)因地方狹小、經(jīng)費拮據(jù)而一時難以接納,(這)讓陳煥鏞倍感抱歉。”(胡宗剛《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香港被日軍占領,因有人舉報農(nóng)林植物所是“重慶敵產(chǎn)”,遂遭日軍搜查,致使所內(nèi)15萬號珍貴的植物標本、4000余部中外圖書和許多儀器陷于險境。因此,如何才能保護這批珍貴的科研資料,乃是陳煥鏞當時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正在這時,汪偽政權的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林汝珩來訪,表示只要陳煥鏞將農(nóng)林所搬回廣州,就可以繼續(xù)從事研究工作。為此,陳煥鏞召開全所會議,決定遷回廣州。對于這件事,陳煥鏞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說,當時陳所長表示:“目前只有先將本所物質設法脫離日寇掌握,將其運回中國大陸任何地方,才有歸還祖國的希望。他本人愿將名譽生命做孤注一擲,作最后掙扎。所中同人,有愿留者則聽之,但須準備殺頭處分；不愿留者,設法籌集川資,送返內(nèi)陸?！?br>　　由此可見,當時陳煥鏞面臨著一種兩難選擇:困守香港,所中標本很可能會被日寇掠奪；返回廣州,標本雖然能夠保存,自己則會背上漢奸的罪名。就好像忠孝不能兩全一樣,經(jīng)過反復思考,他作出了犧牲個人名節(jié)、保護科研資料的選擇。
　　陳煥鏞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組評議員。他附逆之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年會上提出“陳評議員煥鏞赴廣州附逆,應請開除會籍”的動議。最后,中央研究院作出了開除其評議員資格的決議。
　　抗戰(zhàn)勝利后,陳煥鏞因為附逆受到法律追究。這種情況與周作人有點類似,當年周作人留在北平,也承擔了保護北大財產(chǎn)的任務。不同的是,周作人被判處多年監(jiān)禁,而陳煥鏞卻獲得“不予起訴”的結論。這是否反映了大家對文人和科學家的不同要求?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本文作者為文史學者、著有《長袍與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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