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猿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
上一代地球霸主恐龍滅絕后，哺乳動物開始了適應輻射，很快占領了空出來的生物龕，而有一類哺乳動物我們額外關注：那就是靈長目。
板塊構造的緩慢華爾茲，持續(xù)把歐亞大陸和美洲大陸拉開，擴大了大西洋的面積。靈長目動物占領了美洲大陸，由于被巨大的大西洋阻隔，這些靈長目動物進化成了“新世界猴”。
大約4500萬年前，澳大利亞從南極洲分離出去，其有袋動物發(fā)生了適應輻射，讓整片大陸遍布巨型的袋鼠、袋獅和袋熊等等，而美洲大陸則擁有猛犸象和劍齒虎等物種。
大約4000萬年前，印度大陸撞上了歐亞大陸，形成了喜馬拉雅山脈；與此同時，在非洲，靈長目動物持續(xù)進化；
2500-3000萬年前，猿人開始與舊世界猴分離。是的，無論是你，還是猩猩，都不是猴子，也不是從現(xiàn)在世界上存在的猴子中進化來的。
同樣的，我們也不是由黑猩猩進化而來，他們是我們的表哥而不是叔叔，我們在大約700萬年前，從共同的祖先分化開來。
我們并沒有比黑猩猩進化得多么完善，我們有98.4%的DNA是一樣的，只有1.6%的差異。了解我們與它們的共同之處，有助于旁觀我們這一物種的特征。
大多數靈長目動物曾經棲居樹上。
在樹上生活的動物必須視覺良好，否則很容易掉下來。相對而言，味覺是次要的，不像犬類等動物，所以我們都有小小的嘴和平平的臉。
我們都有相當大的大腦，以處理三維的、深度的視覺信息；
我們的四肢靈敏，能很好地抓握。
靈長類動物一般都有等級制度，領導者有的是雌性，有的是雄性，它來決定和分配族群里的食物和配偶。
我們和黑猩猩都喜歡成群結伙、劃分和看守領地，對侵犯者有極強的攻擊性，是最容易集結在一起發(fā)動革命，反對雄性領導者的物種。同時，還可能是動物界里唯二的，會對同類都實施暴力滅絕的物種。
回看人類歷史中數不勝數的戰(zhàn)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潛藏在基因中的攻擊性和嗜血欲望。
盡管我們與黑猩猩共同的祖先，更適合生活在森林里，但非洲東部的氣候變化讓環(huán)境更冷更干燥，許多森林變成了開闊的林地和草原。
而在草原上的生活意味著，我們的祖先要躲避天敵得依靠奔跑而不是爬樹，站的更高也能看到更遠處的潛在的危險。
因此，學會直立行走的個體開始獲得了競爭優(yōu)勢，并把對應的基因遺傳下來。
人類在具體什么時候開始學會直立行走的，至今尚有一些爭議，但我們知道大約從420萬年前的第一個南方古猿開始，人類就開始直立行走了。
最著名的南方古猿，是美國生物學家于20世紀70年代在埃塞俄比亞發(fā)現(xiàn)的。通過分析骨架，我們得知她是一位女性，大約1.1米高，生前是直立行走的，某種程度上，她可以說是我們如今全人類的祖奶奶。
當時考察隊里的人非常高興，在營地上歡聲歌唱，收音機上放著甲殼蟲樂隊的《鉆石天空中的露西》，于是便把這位祖奶奶命名為：Lucy。
盡管南方古猿已經開始兩足直立行走，也騰出了雙手開始制作簡單的工具，但它們仍然更適應森林生活，無法像今天的人類一樣高效行走。
更重要的是，它們的腦容量較小，大約在380-450毫升之間，這與現(xiàn)代黑猩猩300-400毫升的腦容量以及現(xiàn)代人類平均1350毫升的腦容量形成鮮明對照。
大部分南方古猿是素食動物，它們的牙齒適應了研磨水果、樹葉和其他植物，偶爾吃吃肉，以小家庭團體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生活。
由于喉部較高，它們無法發(fā)出復雜的音節(jié)，只能模模糊糊地傳達信息，通過手勢、聲音、梳毛等活動進行交流。
從Lucy開始，人屬——“界門綱目科屬種”中的“屬”——開始發(fā)展起來，它們先是演化成了“能人”和“匠人”，然后隨著子孫后代分散到世界各地，它們逐步適應當地特殊的環(huán)境，演變成了許多不同的人種，如直立人、佛羅勒斯人、尼安德特人、智人等。
（不過，不同的人亞科原人，是否真的有種與種之間的那么大的差異，科學界也一直在爭論，最新的結果也一直在更新，所以本文觀點也僅僅是其中一種）
區(qū)分是否屬于一個種主要看它們之間是否存在生殖隔離，即能否能繁衍出具備正常生育能力的后代。比如，盡管馬和驢可以雜交出騾子，但騾子無法生出更多的騾子，因此馬和驢屬于不同的種。而如果不同的種，可以追溯到一個共同的祖先，那么它們就屬于同一個“屬”。
長久以來，人們都有一種錯誤的觀點，覺得好像是南方古猿進化成了直立人，直立人又進化成了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又進化成了我們智人，是一條單線程的發(fā)展，自始至終都只有一種人類，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子的。只不過由于智人基本上把其他人種都滅光了，我們才容易產生這樣的誤解。
230萬年以前，能人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與南方古猿相比，他們有兩個重要因素的變化：一個是學會了系統(tǒng)地制造和使用石器，一個是發(fā)展出更大的腦容量，大約在600-800毫升之間。
我們現(xiàn)在知道，許多動物都會使用工具，這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比如黑猩猩就會把棍子插入白蟻堆中，并迅速抽出來吃掉白蟻。
但能人似乎用一種更需要計劃和遠見的新方法來使用工具——他們會精心挑選石頭，然后把石頭砸成尖銳的碎塊來切割東西，這種精確為額前部皮層所特有。
大約180萬年前，匠人出現(xiàn)了。1984年，人們在非洲肯尼亞發(fā)現(xiàn)了一具保存十分完好的匠人樣本，他在死時仍是個男孩，但已經有了1.5米的身高和大約880毫升的腦容量，幾乎比能人的腦容量大了1/3。
他被稱為“圖爾卡納男孩”，是所有古人類化石中最完整的。
匠人可能是第一個試圖笨拙地使用火的物種，盡管不是系統(tǒng)性的，但已經能用來烹飪肉類，以節(jié)省大量咀嚼和消化生肉的時間，獲取更多營養(yǎng)。
這些物種的流動性有所增長，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它們最早遷移出非洲，進入了歐亞大陸。大約在70萬年前，直立人共同體居住在亞洲南部的部分地區(qū)，甚至進入了歐洲。最著名的直立人化石遺存發(fā)現(xiàn)，是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郊外周口店山洞發(fā)現(xiàn)的“北京人”。
留在非洲的匠人也沒有停止演化，它們經過先驅人的過渡，演化成了海德堡人，而海德堡人又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尚有爭議）
可以說，在過去的100萬年里，非洲和歐亞大陸各地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人亞科原人，而無論在哪個地方，這些人種的大腦都迅速發(fā)展，最終，許多人種的腦容量都達到了1300毫升，接近于現(xiàn)代人類。
要充分解釋大腦的成長非常困難，因為腦容量大的動物非常稀有，更何況現(xiàn)代人類大腦是我們已知的最復雜的物體。要知道，維持一個大腦是非常奢侈的，它的重量僅占3%，卻要消耗人體20%的能量。
生育一個大頭的嬰兒也是非常危險的，對于直立行走、臀部較窄的人來說更是如此，以至于人類不得不提早生下尚不能自主存活的嬰兒（對比其他哺乳動物，如小馬一出生就能獨自走路），帶來了更長的父母撫養(yǎng)期，并需要整個族群團結在一起，互相照顧彼此的孩子，促進了社會化。
無論何種原因，大腦迅速成長了，人類的智力明顯提高——然而，令人沮喪的是，人類并沒有發(fā)生飛躍性、革命性的變化。
在這些后期的人種里，最著名的是尼安德特人。
它們的腦容量甚至比現(xiàn)代人類還大，發(fā)明了可以隨時取用的爐火、用于取暖的衣服、有鋒刃的工具、用于狩獵的長矛等等。
它們的身體也更加強壯，可以直接與熊搏斗，搶奪后者的洞穴。
它們還遷徙到了此前從未有其他人種居住的冰川時期的地區(qū)，如現(xiàn)在的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
尼安德特人制作的精良工具
可以說，尼安德特人一度成為人種里的霸主，曾經正面擊敗過我們智人這一人種，把企圖走出非洲的我們又趕回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qū)。
但即使是這樣強大的尼安德特人，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們誕生過更復雜、先進的文明，仍然主要以簡單家庭為單位過著群體生活，對這個星球沒有產生像后期智人那樣重要的影響。
要知道，在過去1年多年的時間里，我們這一物種所能掌控的能量至少增加了5萬倍，吸收了大約所有生物從日光中吸收的能量的1/4，人口數量不斷翻番，從數百萬人發(fā)展到了70億人，創(chuàng)造了數不勝數的文明奇跡，對地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這意味著某種新層次的復雜性，就像最早的恒星、真核生物的出現(xiàn)那樣。這種類似于“人類中心論”的論調顯然會引起許多人的不滿，但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確實是不可思議的存在，是宇宙中我們已知的最復雜的實體。
這是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我們的特殊性？
進擊的智人
若干年來，為了解釋人類的躍遷，人們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推動力。
比如直立行走，解放了我們靈巧的雙手用以制作工具（達爾文理論的首選答案）；又或者是腦容量的增大、使用火、擁有語言能力等。
此后的解釋強調人類語言的特殊性，認為其他因素只起到輔助作用。
尤瓦爾赫拉利的暢銷書《人類簡史》認為：是7萬年前的一次基因突變，改變了智人大腦內部的連接方式，誕生了全新的語言和思考方式，被稱為“認知革命”。
什么叫“認知革命”呢？簡單來說，就是智人可以討論“虛構的事物”，也就是說，可以講述那些從來沒見過、碰過、聽說過的事物。
在此之前，其他人種或者動物都有各自的溝通方式乃至語言，但它們都只能表達眼前的、具體的真實事物，比如“森林里有一只兔子”、“我們正前方有一只獅子”等等。
而認知革命后的智人，卻可以說“森林里有一只可以飛上月亮的兔子”、“獅子是我們的守護神”等等。
類似的虛構故事賦予了智人一種前所未有的能力，那就是進行大規(guī)模合作的能力。大批互不相識的智人，只要同樣相信某個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聽著似乎很荒謬，但其實，從古至今，任何大規(guī)模人類合作的根基，都是某種只存在于集體想象中的虛構故事。
宗教、民族、國家、法律、正義、金錢、公司......這些幫助人類建立文明的重要的概念，無一不是只存在于人類虛構的語言之中。
拋開我們的共同想象，我們無法在宇宙中真的找出一個叫“宗教”、“民族”、“公司”的東西。它們都不是客觀的真實，而是想象的真實。
如果沒有認知革命，那就會像黑猩猩或者尼安德特人一樣，只能維持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團體，一旦團體過大，秩序就會崩壞，團體也就面臨分裂。
而認知革命后，智人就能夠通過講述虛構故事來集結大批人力進行靈活合作，從而打破了智人團體的人數限制，就是靠著這樣靈活的規(guī)模性合作，我們才干掉了其他人種。
后來，智人也憑借著各種更大規(guī)模的合作，跨過了小團體聚居的門檻兒，創(chuàng)造出了有數萬居民的城市、有上億人口的帝國，并一步一步走到了21世紀。
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社會變得更大更復雜，維系社會秩序的虛構故事也更為細致完整。人類幾乎從出生到死亡都被種種虛構的故事和概念圍繞，所謂的“文化”就這么誕生了。
而“文化演化”這條路，顯然比“基因演化”快得多。
自從認知革命后，智人就能依據不斷變化的需求迅速調整行為，并將新的行為方式傳給下一代。這讓我們的發(fā)展速度遠遠甩開了地球上的其它動物，一步一步走到了食物鏈的頂端。
正如赫拉利所說，虛構的故事像膠水一樣把千千萬萬的個人、家庭和群體結合在一起。這種膠水，讓我們成為了萬物的主宰。
另外一種主流的觀點——同樣是從人類語言的特殊性出發(fā)——則認為是“集體學習”讓智人與眾不同。
要知道，所有物種都適應所在的環(huán)境，但多數物種只有1-2種絕招；相反，人類似乎經常能夠發(fā)展出新的汲取資源的方法，而且不是在達爾文理論的幾十萬到幾百萬年的時間范圍內，而是在數百年數十年乃至更短的時間內創(chuàng)新。
這顯然與學習能力的提高有關。
許多動物，從扁平蟲到青蛙都在學習，但大多數動物所學的東西都隨著死亡而喪失，極少部分會被傳授下去，無法保存和積累。它們只能通過模仿來學習——沒有一個其他物種，能夠不用親身示范就能解釋怎樣搜尋白蟻。
而智人的語言—一種能抽象化的符號語言——允許大腦之間更為精確和有效的傳遞知識，儲存和分享千百萬人累積起來的信息，創(chuàng)造知識的分享池。
對于我們來說，合作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競爭，作為高度網絡化的動物，我們每個個體貢獻給共享池的知識能夠在死后長期保存下來，傳給下一代，因此知識和技能不必通過緩慢的基因遺傳而累積。
可以說，人類的與眾不同就在于“集體學習”。當你把智人大腦同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的大腦對比時，其中的個體差異并不足以解釋巨大的躍遷。
只有當你把黑猩猩個體的大腦，同經過許多代的、數千萬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大腦相比較時，你才能領悟我們真正的獨特性所在。
要體會集體學習的力量，只需要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對馬桶的了解有多少？它是怎么工作的，原理是什么，中間有哪些步驟？
在不使用網絡的條件下，除了專業(yè)的相關人員，大部分人只能啞口無言，盡管我們每天都接觸和使用馬桶，享受著它們帶來的便利。
把馬桶換成：拉鏈、牙刷、鐘表、手機屏幕等，都是一樣的。
我們每個人的無知程度都超過自己的想象，而如此無知的我們之所以還能活得好好的，都得益于“知識共同體”的存在。
無論是家人、朋友、馬桶的發(fā)明者、制造商和商人，還是手邊的書籍和互聯(lián)網，都讓你獲得了超越自身局限的知識水平，盡管我們的大腦常常會模糊期間的界限，認為都是自己博學多才。
這與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即市場，共同塑造了人類協(xié)作的力量。
集體學習的機制，使得只要人類種群中存在著有潛力的創(chuàng)新者，能夠不斷地想出新點子，記住過去的好點子，并且能把自己的觀點分享給其他人，整個物種就可能取得飛躍性的發(fā)展。
這樣的機制在今天仍然起著非常重大的作用。
在如今這個星球上，我們有著超過70億的充滿潛力的創(chuàng)新者，和幾乎瞬時同步的信息交流技術，在如此龐大的信息網絡規(guī)模、種類、容量以及高效的交換效率下，創(chuàng)新每時每刻都在醞釀，讓我們人類能夠實現(xiàn)越來越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比如此時你在手機上閱讀我的文章。
當然，強大的智人在征服世界的過程中，并不只是產生了美妙的文明，還對地球生物圈產生了幾乎不可扭轉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便是其他物種的迅速消亡。
距今4萬5000多年前，智人走出非洲，首次登陸澳大利亞大陸，導致了23種體重超過50公斤的大型動物滅絕，只剩下一種，那就是袋鼠，連體長7米的古巨蜥、恐怖的雙門齒獸也不例外。
1萬6000年前，智人祖先從俄羅斯登陸美洲，從最北的阿拉斯加，一路血洗到最南邊的阿根廷火地島，導致北美47個屬的動物滅絕了34個屬，南美60個屬里滅絕了50個屬。
智人遷徙圖，也是一張動物滅絕圖
古生物學家指出，現(xiàn)在物種滅絕的速度，已經相當于過去5-6次最激烈的物種滅絕的速度，換言之，我們這一物種的出現(xiàn)，與其他物種的大滅絕，是同時發(fā)生的。如果有外星人在10億年后造訪地球，仍然可以看到人類的影響。
我們會越來越孤獨嗎？
曾經——大約10萬年前，也許是由于印度尼西亞大火山的噴發(fā)——智人的數量曾下降到少至1萬個成年人，這意味著當時我們就像今天的山地猩猩一樣幾近滅絕。
而現(xiàn)在，已有超過70億的同胞擠在同一個地球上，日常生活幾乎全被人或人造物包圍，很難見到其他動物的身影。
在未來，我們又會處于什么樣的狀況呢？
掌握人工智能與基因改造技術的富人們，會從已有的智人種中分離出去，成為全新的物種嗎？
如果會，他們會如何回望曾經的智人時代？
霍布斯vs盧梭
你更支持誰？
在下一周進入農業(yè)革命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當時人類的生活狀態(tài)，并對比現(xiàn)代人的生活，思考“進步”的概念。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生活有多好？若是一個現(xiàn)代城市的居民進入這樣的世界，將會發(fā)現(xiàn)生活相當艱難：沒有便利的食物和水電、沒有安全的固定居所、沒有先進的醫(yī)療和藥物來治療簡單的疾病......
然而，假如一個舊石器時代的西伯利亞人突然被送到21世紀，恐怕他也會感到今天的生活非常艱苦：早晨擁擠不堪的地鐵、長時間枯燥無味的工作、社會彌漫的焦慮氣息，死于自殺和肥胖的人比比皆是...
人類是容易不滿的動物，永遠處于匱乏感之中。事實上，通往幸福有兩種途徑：要么努力滿足更大的欲望，要么限制自己的欲望。
1972年，人類學家馬歇爾曾把石器時代的世界描繪成“最早的豐裕社會”，他論證到，一個豐裕的社會是“所有的物質需求都能較為輕易地得到滿足”。
他同意石器時代人類的物質消費水平毫無疑問都很低，但食物采集者有廣泛的食物來源，能滿足基本所需，除非遭遇極端惡劣的不幸。
而經常遷移的采集族群本身就不鼓勵對物品的積累，居無定所的生活限制了積累物質的欲望，沒有攀比所帶來的痛苦，也沒有巨大的不公和貧富差距，就連男女也更加平等，畢竟當時女性采集者對于族群非常重要。
更為驚人的是，經過人類學家評估，他們非但無需拼命干活才能維持生活，其工作量甚至遠遠少于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中的打工者，大約只有4-5個小時，而農民則大約為9.5個小時，現(xiàn)代工薪階層平均為9個小時左右。
經常行走、鍛煉，飲食非常多元的他們，在許多方面都比常常伏案工作、作息飲食混亂的現(xiàn)代人更加健康。
這些人基本一生都生活在由10-20個相互扶持的、以親屬關系為連接的家族團體中，定期聚會，分享食物，圍著火焰跳舞，經常交換禮物。
對于社會動物的我們來說，親密關系對幸福的影響至關重要。
而居住在現(xiàn)代城市中的人，很多時候不得不遠離親人，孤獨地在陌生的環(huán)境中打拼，接觸大量的陌生人，以契約而不是親屬來與他人協(xié)作，親密關系也頻繁變動，更加易朽和破碎。
還有一個世界觀上的不同。
舊人類的共同體規(guī)模很小，他們的世界是高度具體的，與這群麋鹿或是那片森林，這條小河或那條海岸線相關。
現(xiàn)代人類則更關注遙遠的或抽象的事物，喜歡討論上帝或是科學，為許多價值上的議題吵得不可開交，生活中圍繞著一個又一個死氣沉沉的人造符號。
我們可以想像，一群趕路中的早期人類，他們觀察夜空的星象，辨認路上野獸的足跡，仔細聆聽河流傳來的聲音，也許還需嗅聞空氣里的味道、借助頭頂飛鳥的幫助，才能確認前進的方向，繼續(xù)行走。
而今天的一位司機，在趕路時會對著一個電子屏幕上的地圖，根據人造的km、分鐘、地名、線條、箭頭等抽象符號來指引方向。
某種程度上，他與周圍具體世界的連接，不如過往那般豐富而浪漫。
當然，這種觀點有意無意都在夸大其詞，意在顛覆人類歷史只有進步的觀念。
對于樂觀者來說，至少現(xiàn)今我們的人均壽命達到了6、70歲，而石器時代的采集者預期壽命不會超過30歲，很難說我們愿意為了那些好處而放棄多達40多年的壽命。
早在啟蒙時代的歐洲，有兩位哲學家都曾對原始人類的生活進行過想象和辯論：一位是《利維坦》的作者霍布斯，一位是《社會契約論》的作者盧梭。
霍布斯更偏向于悲觀地想象過去的生活，他寫道：
“沒有藝術，沒有文字，沒有社會，在完全自然的狀態(tài)下，收獲和財富沒有保障，沒有人愿意建設，人們處于持續(xù)不斷的恐懼和暴力死亡的威脅之中。人的生命孤獨、貧窮、骯臟、野蠻，并且短暫?！?/section>
正因為自然狀態(tài)下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霍布斯認為我們需要組成政府和國家來壟斷暴力，從而大大減少暴力的數量，保障人們的幸福。
而盧梭則認為，人在自然狀態(tài)下是平和、自然的，“他們的需要是如此簡單而容易滿足，僅僅圍繞著食物和簡單的性”，而后來農耕文明與國家的誕生則破壞了早期的幸福，他寫道：
“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理直氣壯地說：這是我的，并且發(fā)現(xiàn)人們居然居然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者?！?/p>
“人類從此開始的犯罪、戰(zhàn)爭、謀殺、痛苦和恐懼，無非是一些人拔掉圈地的木樁，填上分界的溝渠，向他的同伴們呼喊著：不要聽這個騙子的話！你們都忘了嗎，土地的果實是屬于大家的，而土地從不屬于任何一個人?！?/p>
霍布斯vs盧梭辯論成了政治學界內的大辯論之一，但盧梭和霍布斯可能都不是完全正確的：財產私有制和農業(yè)并沒有創(chuàng)造，也沒有毀滅人們的幸福生活。
所有的靈長類動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擁有等級制度，即便沒有貧富差距，人類一樣會傷害彼此，比如對舊石器時代出土遺跡的研究表明，當時的謀殺率可能高達10%；
而進入農耕文明至今，人類也的確一直在不平等的社會撕裂中掙扎，奴隸、農民、工人遭受數不清的社會壓迫。
如今這個辯論仍然無解。人類可能在許多方面受到社會化的腐蝕，但另一方面，人類歷史上大量的犯罪和愚蠢行徑可能只是我們克服進化遺留下來的劣根性的表現(xiàn)。
人類像是一種過時的機器，并不是特別適應過去幾千年來生活方式的快速改變，我們的基因還沒有跟上腳步。
如何理解早期人類采食者的原始生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的歷史觀和對人性本質的理解。問問自己站在哪一邊：
人性本善，只是被現(xiàn)代社會所腐蝕？還是人性本惡，需要政府來維持秩序？
或是兩者都有一定可取之處，分情況討論？
言倉不提供標準答案，希望對你的思考有所幫助。
我們下周見。
本期參考與延伸書目：
《利維坦》（2015年），霍布斯
《社會契約論》（2017年），盧梭
《人類簡史》（1998年），尤瓦爾·赫拉利
《第三種黑猩猩》（1991年），賈雷德·戴蒙德
《人類進化》（1999年），羅杰·盧因
《劍橋百科全書·人類進化》（1992年），史蒂文·瓊斯
《露西》（1981年），約翰森、艾迪
《人類的本性》（2000年），保羅·埃里希
《圖說人類歷史》（5卷本，1993-1994），戈蘭·布倫哈特
《成為人類：進化與人類的獨特性》（1998年），伊安·塔特薩爾
《地球上的人們》（2001年），布萊恩·費根
《時鐘》（1995年），克萊夫·甘布爾
《使用符號的種群》（1997年），泰倫斯·迪肯
《語言本能》（1994年），史蒂文·平克
《心靈如何工作》（1997年），史蒂文·平克
《人類以前的人類》（1995年），羅伯特·福利
《史前史的范型：人類前3000年》（1990年），羅伯特·溫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