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青少年書法報采訪李洪智教授整理
一、談談文字學和書法之間的關系。
我碩士和博士階段學的都是文字學，現(xiàn)在北師大書法專業(yè)給學生也開設了文字學課程，由我來主講。在給每一級學生開課時我都要專門提到這門學問和書法之間的關系，重點說明文字學（準確地說是漢字學）對書法研習的意義。
說起文字學對于習練書法的好處，一般會想到不寫錯字，其實絕不僅于此。文字學是一門學問，了解其基本概念及原理，有助于我們對漢字史上的許多現(xiàn)象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比如說，漢碑中的“竹字頭”往往寫得和“草字頭”一樣，什么原因？這和漢字形體演變史上的“隸變”關系至為密切。我的導師秦永龍教授是研究隸變的專家，他告訴我們，筆形的演變是漢字字體演變的先導，而從篆書向隸書的演變中，很多筆形的演變遵循了“化曲為直”的規(guī)律，所以原本在篆書中很不一樣的“竹字頭”和“草字頭”變得越來越相像，甚至混同，這種變化完全可以通過古隸字形反映出來。上世紀七十年代出土于湖北云夢的睡虎地秦簡中的隸書就是典型的古隸。當然了，“竹字頭”和“草字頭”的混同之所以能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這兩個表意部件所表示的同屬于植物這樣一個大的類屬，所以即使混同，它們的構形理據(jù)并沒有完全喪失。但是，“竹字頭”和“草字頭”畢竟是漢字中兩個重要的部首，他們的混同會導致許多靠這兩個部首來分別的漢字變得混同起來，這對于實現(xiàn)漢字的社會功能來說十分不利，所以到了楷書階段，“竹字頭”和“草字頭”又有了明顯的區(qū)別。
姜夔《續(xù)書譜》在講到“真書”時強調真書不能拘于平正，并且舉若干字例作為說明，其中提到“朋”字之斜，意謂“朋”字要取斜勢。于是我們看到，顏真卿《多寶塔》“鵬”寫作 ，祝允明《歸田賦》中“朋”寫作 ，再往前追溯，我們發(fā)現(xiàn)，早在漢碑里“朋”就已經是斜著的了，如《尹宙碑》作 ，著名的《熹平石經》作 。為何如此？看了《說文解字》就明白了，“朋”的這種寫法來源于其古文字形 ，因所描摹的是鳥的尾巴，所以斜向書寫。這種“斜”的特點就仿佛一種基因遺留在了后來的新字體中，所以姜夔《續(xù)書譜》中專門講到“朋”的斜。而這種追本溯源恰恰是文字學研究的內容，屬于漢字字體演變方面的內容。
我這里所說的“知其所以然”在書法學習中就很重要了，它可以決定我們能否把字寫得很“地道”。舉個簡單的例子，我經常跟學生們提到古帖里“有”字的行草書寫法，其撇畫的起筆處總有一橫向的彎兒，如 （《集王圣教序》），這是因為“有”字橫撇交叉的部件在古文字中是個“又”，知道了這個淵源，那橫向的彎兒的存在也就明白了。臨寫時，您是把它當成“又”來寫還是硬性模仿，其效果肯定不同。再如，孫過庭《書譜》中有“趨吏適時”一句，其中“趨”的草書寫法 對應的是它的一個異體字“趍”，如果不知道這一點，寫這個字時只能是依葫蘆畫瓢，死記硬背，而且寫不像。再如“吏”字，字形有殘損，且有涂改痕跡，很多本子都釋為“變”，實應為“吏”字。因為從字形上來看，“吏”與“變”的草書寫法有明顯不同，原帖雖然紙有破痕，但顯然更像是“吏”字。另外，古文字中“吏”、“史”、“事”等原本是一個字，后來分化，“趨吏”即“趨事”，釋成“吏”，文意也說得通。
所以總的來看，文字學是學習書法的一個基礎，是所謂“字外功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關于書法的“字外功夫”
所謂的字外功夫可能包括很多方面，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學養(yǎng)。張公者先生有一次到我們專業(yè)做講座提到這個問題，他說書法家要有最起碼的學養(yǎng)，言外之意就是不一定是大學問家。我很同意這種說法，當然，如果能有余力在此基礎上把學問做得更好那將是錦上添花了。從歷朝歷代的情況來看，書法家確實要有學養(yǎng)，無一例外。這也是過去精于書法的老先生們認為書法是做學問的余事的重要原因。也許其他的藝術門類只要有天分再加上刻苦就可以從事，甚至可能成為大師級的人物，但書法不行，書法需要靠學問來滋養(yǎng)方能湛然有味。
在去年召開的“第四屆啟功書法學國際研討會”上，我發(fā)言時表達這樣一種觀點：欣賞一件書法作品，從形質和氣格（氣質、氣象、格調、格局）兩個方面來切入便可抓住關鍵。我們也可以把書法作品的形質歸入物質層面，而把氣格歸入精神層面。形質的部分就是我們尋常所說的技法層面，包括筆法、字法、章法等，看得見摸得著。而“氣格”的部分雖然依附于形質，但看不見摸不到，需要感受和體悟。這個部分的高下明顯受制于書寫者的學養(yǎng)。所以，書法學習過程中技巧固然很重要，但僅僅強調技巧是不夠的，這正是我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的這門藝術的獨特之處。
既然說到這了，我想再多說幾句。關于書外功的話題本來已經是老生常談，結論也沒什么爭議，可目前卻成了一個敏感的話題。為什么呢？因為有些“書法家”確實很有學問，但書法很差，甚至根本稱不上是書法。而有些人沒讀幾年書，但技巧很好，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于是，問題就出現(xiàn)了，有學問的遇到了技巧好的，互相攻訐，以己之長攻彼之短，口誅筆伐，沸沸揚揚，不亦樂乎。我要說的是，這種現(xiàn)象不足以說明沒有學問光靠練字就可以成為書法家，當然，光有點學問不練字也成不了書法家。學問和書法家之間的關系應該這樣表述：書法家一定是有學問的，但有學問未必能成書法家。換言之，有學問是成為書法家的必要條件?；剡^頭來我們說說那些沒讀過多少書但寫得很好的人，我已經觀察過很多年，大致有三點發(fā)現(xiàn)：其一，這些人功夫到家、技巧純熟，但“技”很難進乎“道”，作品缺乏“意味”，讓人看著累，難有愉悅之感；其二，跟風現(xiàn)象突出，展廳里往往是“窺一斑而知全豹”；其三，尋求突破時常有退步現(xiàn)象出現(xiàn)。為什么呢？這些人對書法充滿了熱情，而且都不缺少悟性和勤奮，唯獨缺少學問，而這恰恰是他們或停滯不前或水平滑坡的最重要原因。所以，我要奉勸那些有學問的“書法家”認真臨點古帖，好好補補課，學問不能代替一切；而那些把書法當成技術活的也好好讀點書，否則的話，等待他們的只能是隱匿在狂妄背后的痛苦，要不就是走火入魔。
三、書法教學重點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雖然從事這個行當已經有些年頭，但總覺得自己要學的東西很多，不僅僅是書法本體，還有教學。教學也是一門藝術，古人說：“教學者如扶醉人”，足見這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在自己的教學經歷中有很多感受，如果從教學的效果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教學如果能讓我們的學生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至關重要。說到這一點，不得不提到啟功先生，啟功先生是我們北京師范大學的教授，毫無疑問，啟先生對北師大的書法教學有很大的影響和貢獻。眾所周知，啟功先生的學問是多方面的。我個人最敬佩的是啟功先生在著述中體現(xiàn)出來的求真務實、不盲從他人的精神。秦永龍先生曾根據(jù)啟先生的錄音整理出《破除迷信——和學習書法的青年朋友談心》，后來改名為《啟功給你講書法》由中華書局出版。其中有很多對前人說法提出質疑的地方，并且有理有據(jù)。雖然啟先生的個別觀點也值得商榷，但我覺得其中折射出的求真精神和學術品格極為可貴。作為教師，我也很希望我的學生們能有這種精神和品格。每當我看到有的學生只會人云亦云而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時候，我都覺得這既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教學的失敗。當然了，具備這種精神絕非易事，必須是建立在廣博的學問基礎之上的。
與此相應的一點也很重要，我覺得高等書法教學中千萬不要把學生訓練成臨帖的機器。臨習古帖在書法學習中非常重要，可以說是學習書法的必由之路。但臨帖肯定不是書法教學的終極目標，我們的目的是通過臨帖讓學生對書法有深入的理解并具備創(chuàng)作能力。有的學生臨帖能力很強，臨什么像什么，但是不能創(chuàng)作，對書法的理解也很有限，最后只能模仿自己的某位老師或當代某名家的風格，勉強寫出一些所謂的作品，這在高等書法教學中是很悲哀的事情。而創(chuàng)作能力的培養(yǎng)，除了教師富有成效的教學之外，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非常重要。我相信任何一個具備書法創(chuàng)作能力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什么都不能代替?zhèn)€人的思考在形成這種能力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四、關于草書研究與創(chuàng)作
我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都是以草書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討論的是今草，博士論文則是以漢代草書為研究對象，都是從漢字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的。由于草書是速寫字體，草書的形體距離隸、楷這樣的正體距離稍顯遙遠，不易識別，加之在實用領域受到來自行書的沖擊，所以，熟悉草書的人越來越少，人們往往將草書看作是書法家的專利。甚至蔣善國在其所著《漢字學》一書中還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草書所用的符號，根本不科學，無絲毫規(guī)律可循，完全不符合文字符號性的要求?！睂嶋H上，草書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否則的話，它不可能承擔起快速記錄漢語的功能。可惜的是，由于某些學者的偏見（或者說不熟悉），加之傳統(tǒng)文字學對今文字階段的漢字研究并不重視，因而以往對于草書體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且不成系統(tǒng)。我的研究主要就是描寫草書發(fā)生發(fā)展的脈絡并揭示草書的草化手段以及符號系統(tǒng)。
在我的研究中，關于草書符號的研究是一個重點。這里所說的“符號”大家都清楚，指的是草書的“零部件”。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中，有的專家指出，把草書的“零部件”稱作“符號”是不合適的，因為符號是指代一定意義的意象，而草書的“零部件”很難說有什么“意義”。其實，最早應該是于右任先生將其稱作“代表符號”的，于先生在近代草書史上的貢獻和影響是有口皆碑的，后來這個稱呼就基本約定俗成了，所以我們就將這個名稱沿襲下來，算作廣義上的“符號”吧。草書的符號十分重要，它既是草書有規(guī)律、成系統(tǒng)的重要證據(jù)，也是學習草書必須熟悉的一環(huán)。很多人的草書寫得不規(guī)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對草書的符號（包括草書符號的來源）不熟悉。
剛才我們說過，草書本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但之所以有的學者不以為然也是有情可原的，因為自隋唐以來出現(xiàn)了越來越嚴重的草法變異現(xiàn)象。主要是自狂草出現(xiàn)以后，許多書家在進行草書創(chuàng)作時只管宣泄情感卻不顧草書字形，導致草法大亂，嚴重削弱了草書的實用價值。比如說，在快速書寫中省略必要的彎轉，改變筆形的連斷、交接狀態(tài)等，由于這些字形的“加盟”，使得草書的系統(tǒng)性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導致草書字形不易辨識，混同現(xiàn)象嚴重，從而影響到人們對于草書的認識。所以學習草書的人們應該辨別草書字形是否規(guī)范，要知道即使是歷史上的名家筆下也并非每個字的草法都很規(guī)范。顯而易見，收入草書字匯的字形也是需要仔細甄別的。
總之，從漢字學的角度對草書進行研究不但還有課題可做，而且對書法藝術的學習等方面都有益處。
漢字發(fā)展至晉唐階段，各種字體均已先后發(fā)育成熟，為漢字書法藝術提供了至為廣闊的表現(xiàn)空間。在各種字體中，最富于表現(xiàn)力同時也是最難的就是草書。草書之難，首先表現(xiàn)在草法之難。舊時的草訣歌開頭有四句：“草圣最為難，龍蛇競筆端。毫厘雖欲辨，體勢更須完?！睙o論是“龍蛇競筆端”還是“體勢更須完”，都得以熟悉草法、“辨毫厘”為基礎。可惜的是，很多書寫者對草法不熟悉，以至于出現(xiàn)字形上的錯誤。也由于對于草法的畏難情緒，導致很多人被拒于草書藝術的大門之外。從目前書壇的情況來看，從事行書創(chuàng)作的人為數(shù)眾多，而且達到了很高的水準，而草書，喜歡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從事草書創(chuàng)作并達到較高水平的人并不多。其實這很正常，歷史上也是如此。當代從事草書創(chuàng)作的人數(shù)雖然不多，但頗有可圈可點之處，比如說，大篇幅的創(chuàng)作，整體把握能力就很值得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