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導(dǎo)師木齋先生對我影響很大，畢業(yè)后沒能走上學術(shù)之路，既覺得遺憾，也覺得愧對恩師?；蛟S，學術(shù)只適合當年的赤子和如今殷實的二代。
二
“五四”被普遍認為是楚辭現(xiàn)代研究的開始，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之下，學者們紛紛采用新的方法，拓展思路，力求用新的角度闡釋這門古老的學問，加之不斷有新出土的文獻，時至今日，在不到百年的時間里，論著已是數(shù)以百計，論文更是數(shù)以千計。也產(chǎn)生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知名學者和楚辭研究的專家。近百年來楚辭研究的問題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方面：
（一）楚辭的文獻整理?？梢哉f，楚辭的研究從古至今相對都是開放的。盡管它與《詩經(jīng)》并稱，卻并未列入五經(jīng)，這一點其實是很重要的?！对娊?jīng)》稱經(jīng)，后人在輯補刻印之時便不敢隨意改動，成為了不刊之作，所以后世《詩經(jīng)》之文獻學著作便甚少，多為闡發(fā)；楚辭卻不然，東漢時期王逸的寫本已是無跡可尋（今存最早善本是明正德十三年吳郡黃省曾校、高第刊本），就連在刊刻極為發(fā)達的宋代，洪興祖的注本也已兩處茫茫皆不見，今存最早的刻本已是明嘉靖間佚名所刻仿宋本，所以楚辭至今還有文獻工作需要完成?！短靻枴繁闶堑湫偷拇?。《天問》中很多字句有明顯的不順暢，有學者認為是錯簡所致。其文因年代久遠已難以考辨。但是如果早受重視，古人多有整理、?？?，也未必至此?！对娊?jīng)》遭秦火尚能如此完好地保存，不得不說與他們本身所受重視有著極大的關(guān)系。
近代研究楚辭，文獻整理仍然是最為重要的方面，在這方面也是成績斐然。如游國恩先生的《楚辭注疏長編》、《離騷纂義》、《天問纂義》，“《楚辭注疏長編》乃游先生生前花很大精力編纂的資料長編，它們甚有助于研究者參考利用，可省卻不少翻檢之勞，尤其該長編每一句原詩的注疏末，均附有編纂者自撰的[按語]，這些[按語]力求辨別真?zhèn)?，剖析疑義，梳理線索，而后作出判斷，所說雖屬一家之言，然因系綜合了歷代諸家之說基礎(chǔ)上而發(fā)，故極具參考價值，是編纂者功力之再現(xiàn)?！迸c游國恩先生同時且同樣成就卓越的是姜亮夫先生。他的《楚辭書目五種》是他注重文獻的風格之體現(xiàn)。書中分楚辭書目提要、楚辭圖譜提要、紹騷隅錄、楚辭札記目錄、楚辭論文目錄五種，這是一部提供研究楚辭資料的工具書，不僅列楚辭各家刻本，還將后代研讀資料、模擬仿作以及讀書札記中對楚辭的品評搜集備至，資料匯集全面，是任何研究楚辭的學者都不能繞開的文獻。尤其姜先生早年在巴黎求學所制書卷膠卷，更是為楚辭的文獻版本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冻o通故》則是姜亮夫先生自己研究楚辭的成果之體現(xiàn)了。全書分為十大類：詞，天事，地輿，人事，歷史，文物，制度，博物，意識，解題與文體，每大類下又分別有小類。這本著作，力求通故，對楚辭中所涉及的典故、名物無不上下求索，從文學、歷史、文物等各個角度予以闡釋，態(tài)度是異常認真的，正如姜亮夫先生在《自敘》中所說：“據(jù)楚史、楚故、楚言、楚習及楚文化之全部，具像以探賾屈宋作品之真義。作為中土古民族文化之典范，自內(nèi)證以得之，遮撥數(shù)千年誣枉不實之舊說?！?/span>至于今世國人，動以中土舊史比附西說，以漢語挹注歐羅巴語法?！?span style="font-family: 宋體;">姜先生的治學精神，對今日的學者仍是有啟發(fā)意義的。稍后的饒宗頤先生著有《楚辭書錄》。此書比較詳細地介紹了楚辭各個古本的刊刻、流傳以及保存情況，亦是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然而相較之下，功力尚不及姜亮夫先生的著作。以上幾家在楚辭整體上著力較多，聞一多先生的楚辭研究則有所偏重，在文獻工作上，聞一多先生的成就在《天文疏證》上，總的來說，這部書是集前人成果與個人見解的達成，是研究《天問》的力作。此外，像詹安泰先生的《楚辭箋疏》，陳子展先生的《楚辭直解》等亦是楚辭繁多注本中較有影響的著作。
近年來，出土文物又極大推進了楚辭的文本解讀和文獻整理。主要有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jié)等。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的竹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五星占及帛畫等。陜西臨潼縣出土的利簋銘文。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發(fā)掘出的竹簡。湖北隨縣擂鼓墩號墓出土的編鐘、磐、鼓、瑟、琴、笙、簫等器物。江蘇盱眙出土的楚漢窖藏品等。此外，還有云夢出土的秦簡、阜陽出土的漢簡。長沙三國大量竹簡尚在整理之中。這些文獻，還有待進一步的整理，但他們對楚辭研究的推動作用將是無需贅言的。
總的說來，楚辭的文獻工作是楚辭研究中各個方面成績最大的，前輩學者們繼踵古代學者的成就，以舊學為根基，輔以西學的路子，在大的框架上基本梳理清了楚辭的名物、典故、本事等方面的內(nèi)容，進一步掃清了楚辭閱讀中的障礙，當代的研究，更多已是在細節(jié)上的修補。
（二）屈原生平研究。屈原的生平雖然在《史記》中有記載，但事跡還是過于簡略，生平中極為重要的生卒年問題就沒有給出明確的年代。對于這一問題，很多學者都從不同角度給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郭沫若先生以“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為依據(jù)，采用天文歷法的推算方法，認為其生年是公元前340年正月七日；以端午節(jié)為期，推論其卒年為公元前279年五月五日（《屈原研究》）。郭沫若先生的考證，有點違背了孤證不立的原則，僅以天文歷法推算，未必是靠得住的。林庚先生就認為，只依靠星名，是無法圓通解釋的。他認為，生年應(yīng)是公元前335年正月七日（《屈原生卒年考》）。湯炳正先生認為是公元前342年正月二十六日（《屈原賦新探》）。其中，浦江清先生的考辨較為圓通，他認為是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這一說法得到了較多的認同，不過至今這一問題的討論還沒有中止。畢竟，這一問題不是僅僅涉及到屈原作品的研究，對楚辭的淵源問題也是有著重要幫助的。舉個詞史上的例子，如柳永的生卒年，在唐圭璋先生考證后，發(fā)現(xiàn)柳永的生年并不是原來所認為的晚于晏殊等人，相反而是早于，這樣的話，詞史也必然有所改寫了。
此外，還有屈原先祖的問題，屈原放逐時間和次數(shù)的問題，這些問題幾經(jīng)討論，大多數(shù)已在學術(shù)界內(nèi)達成共識。“屈原除了在郢都任職外，有兩次飄落在外的經(jīng)歷。一次是漢北，這是在屈原遭到楚懷王疏遠之時，自己離開了郢都?！毒耪隆こ樗肌吩疲?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跐h北仍不能忘懷君國故都：'淮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另一次是在江南，歷經(jīng)長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處，這是屈原遭頃襄王放逐之地。在長期的流放生活中，屈原積聚了深厚的悲痛和思念之情，并通過詩歌表達出來?？梢哉f，他的大部分詩篇都是與漂泊生涯的關(guān)（的關(guān)，確切相關(guān)之意）的?！?/span>
關(guān)于屈原的生平研究，還有一個較為突出的現(xiàn)象，便是懷疑屈原的真實性。由胡適最早在《讀<楚辭>》中提出，陸侃如之后參與了討論（陸侃如是不同意胡適的觀點的），至當代仍有朱東潤等學者響應(yīng)胡適的觀點，朱東潤先生于1951年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四篇文章闡述自己的否定論觀點，其實，屈原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這也反映出一種胡適肇始的學術(shù)觀念，即神化民間，否定古典的一切的疑古觀念，這種觀念，至今仍有余波。
（三）屈原思想的研究。在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屈原是否是愛國詩人，一是屈原的思想流派。這一問題，曾經(jīng)引起過較大的爭論，尤其是建國初期。因為這一時期的討論與政治聯(lián)系過為緊密，在以往的綜述中，這一部分往往被數(shù)筆帶過。其實，這部分內(nèi)容是很值得重視的。文學史由當代人寫，也是寫給當代人的，必然不可避免地帶有當代學術(shù)研究之思想烙印。如討論屈原是愛國詩人、人民詩人，這類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聞一多《人民的詩人——屈原》（《詩歌月刊》1946.5.6），郭沫若《人民詩人屈原》（《中國青年》1950年7期《人物雜志》1950年5、6期），林庚《民族詩人屈原傳》（《光明日報》1951.4.15、16、17），文懷沙《人民詩人屈原》（《光明日報》1952.5.28），褚斌杰《屈原——熱愛祖國的詩人》（《大公報》1953.6.13），郭沫若《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人民日報》1953.6.15），游國恩《紀念祖國偉大的詩人屈原》（《人民日報》1953.6.15），鄭振鐸《紀念偉大的詩人——屈原》（《人民日報》1953.6.15），茅盾《紀念我國偉大的詩人屈原》（《人民日報》1953.9.28）。在上個世紀50年代，討論這一問題的文章是非常之多的，這與屈原在這一時期被評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是有著重要關(guān)系的，當時的學術(shù)，難免受到大環(huán)境的影響，其中有些觀點，在今天是需要斟酌看待的。屈原的思想，有學者認為是儒家，他的思想中確實也有忠君愛國的成分，在文革期間，屈原又被列入了法家，不過這已不是正常的學術(shù)探討了。一方面，我們不應(yīng)過多受西學影響，強行地把屈原歸入哪一家，用辯證法定性，找出所謂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屈原就是屈原，應(yīng)該從屈原本身的角度看待；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要立足時代，又要超越時代，去進行文學的研究。
（四）比較研究。屈原的《離騷》以幻想的方式創(chuàng)作，充滿了瑰奇的想象。后世西方文學作品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與之相類，梁啟超先生最早在1922年東南大學的演講《屈原研究》中提出，由衷贊美屈原作品中的想象力，認為后世除了但丁的《神曲》很少有出其右者。后來的徐志嘯先生的《屈原與但丁》比較詳細地比較了二者的異同。這是與外國文學的比較，所得的啟示與結(jié)論更多已是比較文學的研究范疇，以及文學的普遍規(guī)律，這只能視作外延性的研究了，對楚辭本身解讀的幫助其實是不大的。相較之下，與《詩經(jīng)》的比較研究，對楚辭的解讀意義更大，這也是由梁任公發(fā)端。用比較研究而又有益解讀楚辭的顯著成果，便是錢鍾書先生《管錐編》中的《楚辭洪興祖補注十八則》了。錢先生對《離騷》之義的新解，對《九歌》中人稱變換的解讀，對《天問》缺點的批評，都是深刻且思辨的，如認為《九歌》巫覡在表演中兼有人神兩種屬性，“胥出一口，宛若多身（monopolylogue），敘述搬演，雜用并施，其法當類后世之'說話’、'說書’。時而巫語稱'靈’，時而靈語稱'予’，交錯以出，《舊約全書》先知諸《書》可以連類。天帝降諭先知，先知傳示邦人，一篇之中稱'我’者，或即天帝，或即先知；讀之尚堪揣摩天人貫注，神我流通之情狀。”批評《天問》時，也表現(xiàn)出了他獨特的高度，一反學術(shù)界對楚辭一味地贊美，“使無《離騷》、《九歌》等篇，《天問》道'瑰詭’之事，均先秦之'世世傳說’，獨立單行，仍不失為考史之珍典；博古者'事事’求'曉’，且穿穴爬梳而未已。談藝衡文，因當別論。篇中蹇澀突兀諸處，雖或莫不寓弘意眇指，如說者所疏通證明，然此猶口吃人期艾不吐，傍人代申衷曲，足徵聽者之通敏便洽，而未得為言者之詞達也?！短靻枴穼嵔琛冻o》他篇以為重，猶月無光而受日以明，亦猶拔茅茹以其匯，異于空依傍，無憑藉而一篇跳出者?！峨x騷》、《九歌》為之先，《九章》、《遠游》為之后，介乎其間，得無蜂腰之恨哉！”對楚辭的比較研究，這樣的方法是更值得注意的。
（五）文藝闡釋方面。這方面為楚辭打開新思路的發(fā)軔之作當屬王國維的《屈子之文學精神》。王國維受尼采、叔本華的思想影響，嘗試用西方觀念來觀照我國的古典文學，治楚辭他也采用了這樣的方法，他認為屈原是南北文化融合、以北方文化為主的詩人，“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而“女姿之詈，巫咸之占，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屈子詩歌兼具“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所以成為 “大詩歌”。他在《宋元戲曲考》第一次提出 《楚辭·九歌》 為 “后世戲劇之萌芽”的觀點，也為后世所廣泛采用和接納。
20世紀，對楚辭的文藝闡釋，比較重要的著作有梁啟超《楚辭解題及其方法》，聞一多《聞一多全集》中《什么是九歌》和《楚辭校補》等篇章，游國恩《楚辭論文集》，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聶石樵《屈原論稿》，湯炳正《屈賦新探》。這些論著，對楚辭的藝術(shù)成就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入的闡釋，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已經(jīng)達成了共識，如楚辭是我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屈原是第一位獨立創(chuàng)作文學的偉大詩人，在藝術(shù)上瑰奇壯麗的想象，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香草美人的意象，《九歌》中華麗深婉的語言，悲壯、崇高、綺麗的美學意蘊，深邃的哲理思考。這些都是前輩學者的貢獻，但是從整體上看，文藝學的研究是沒有文獻學上的貢獻大的。根據(jù)褚斌杰先生主編《楚辭研究·20世紀屈原研究論文索引》來做統(tǒng)計的話，將近2700篇的論文，涉及文藝學研究的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又多集中在《九歌》、《天文》、《招魂》等篇，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楚辭研究的熱點與冷落之處。這其中也有這樣的因素，半個世紀以來，文學上的研究總是和西方的新方法關(guān)聯(lián)著的。從全盤引進西方的新方法到質(zhì)疑新方法，又再度以實證工作為主，再到注重方法，這樣的思潮不可避免地直接影響到了文藝學方面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尚有很大發(fā)揮才能的空間，是未來研究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