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梳理了王羲之《蘭亭序》從史籍無聞到“天下第一行書”的流傳經(jīng)過，并借用西方接受美學的方法著重分析了唐太宗“尋找《蘭亭序》”、“師法《蘭亭序》”和“推廣《蘭亭序》”的接受過程。文章肯定了唐太宗對推動《蘭亭序》的接受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也指出應對其接受行為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認真反思。
        關鍵詞：《蘭亭序》 唐太宗 “第一讀者”
        “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1]，永和九年暮春，文人雅士興會蘭亭妙地，吟詩作賦，曲水流觴，詩成之后，王羲之戛戛獨造，以一篇《蘭亭集序》驚座四方，由此創(chuàng)造了東晉書法史上的奇跡，而且構筑了“天下第一行書”的千年佳話。絲毫不夸張地說，東晉以降的書法現(xiàn)象總能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出“蘭亭”的光芒。然而如果一味地稱頌《蘭亭序》的偉大，而冷落了唐太宗的“睿賞”，似乎并不合情理，正如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所言，藝術作品本身“是存在于所有變遷著的存在體之中的，這所有存在體是作品本身的組成部分，它們與作品本身是同時并存的”[2]。因而從這一意義上探討唐太宗對于《蘭亭序》的接受問題，對于我們書法史的學術建構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了。
       一
        著名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德國接受美學家姚斯曾指出，“文學作品并非是對于每個時代的每個觀察者都以同一種面貌出現(xiàn)的自在客體，……只有閱讀活動才能將作品從死的語言材料中拯救出來并賦予它現(xiàn)實的生命”[3]。書法作為一個精神圖象化的文本，也同樣符合上述規(guī)律 。王羲之的書法就經(jīng)歷著這樣一個不斷被闡釋不斷被“生成”的過程。早在羲之生活的東晉時期，他的書法就已揚名四方，所謂“聲華四宇，價傾五都” [4]。不論是上層士人“桓玄耽玩不能釋手”、“西南豪士，咸慕其風……家贏金幣，競遠尋求”，還是平常老嫗“復以十數(shù)扇來請書”[4] 都著實說明羲之書法雅俗共賞，眾人寶愛。不僅如此，羲之書法已為時人效仿，有時竟連右軍自己都說“小人幾欲亂真”[5]。但是從羲之仙逝后到南齊之間，大令書法的豪放之美更加為人推崇。盡管如此，王羲之作為偉大書家的地位卻始終不可置疑。對此，書論中處處皆有明證：“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nèi)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隸。羊欣云‘古今莫二’” [6]；南朝宋虞和云，二王書法“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盵7]到南朝梁武帝蕭衍時，羲之不及獻之的局面大有改觀，“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盵8]與此相應的有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中列王羲之為“上之上”品，而王獻之僅為“上之中”品。效法羲之書法的現(xiàn)象在此時更加普遍，“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體，故是書之淵源?！盵9]……筆者之所以做出如上枚舉，旨在把羲之書法從產(chǎn)生到唐代之前的接受線索做出大致梳理；試圖在鉤沉史料之際進行深入思考：既然“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11]，既然他的書法已廣為流傳，那“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 [11]而令羲之“聞而甚喜”的《蘭亭集序》為何遲遲沒人提及，是文獻散佚還是尚未為人所重？
        二
        唐人何延之《蘭亭記》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羲之）揮毫制（蘭亭）序興樂而書，……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書數(shù)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珍愛寶重，留付子孫傳掌”[12]。原來羲之珍愛《蘭亭》，不愿其流落它所，僅限家傳。如此這般，傳至七代孫智永禪師時，《蘭亭序》不得已傳給其弟子辯才。辯才自得《蘭亭》，深藏秘室，十分寶愛，然而他的小心翼翼還是未能保證《蘭亭》保持“平凡”的命運。
        貞觀年間，唐太宗登基即位。這個馬背上驍勇善戰(zhàn)的皇帝深知“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nèi)，文武之道，各隨其時”[13]的道理，于是蓬勃興起一系列整齊文化的措施。在他大興儒學、張皇文統(tǒng)，建立新的教育和選舉制度之時，所謂“身言書判”的“書法”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視。馬宗霍在《書林藻鑒》概述道：“考之于史，唐之國學凡六，其五曰書學，置書學博士，學書日紙一幅，是以書為教也。又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其三曰書，楷法遒美者為中程，是以書取士也。以書為教仿于周，以書取士仿于漢，置書博士仿于晉，至專立書學，實自唐實?！蓖瑫r，太宗又“詔京官職五品以上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案中書法以授之。”[14]，除推行上述書法政策之外，太宗還定立王羲之為國人的學書偶像。他“于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昭購求，殆盡遺逸”[15]；“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赍古書詣闕以獻?！?[16]到貞觀六年太宗“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鐘、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16]，在這千余張真跡中，卻惟獨沒有《蘭亭序》，一場聲勢浩大的懸賞《蘭亭》的活動由此展開。
        唐太宗得到《蘭亭序》的過程，有兩種不同的記述。其一為《劉餗傳記》的記載：“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其二為何延之《蘭亭記》的記載：“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其妙。……嘗于所寢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寶惜貴重，甚于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降敕追師入內(nèi)道場供養(yǎng)，恩赍優(yōu)恰……方便善誘”。面對赫赫皇權，辯才牢記先師的遺愿、恪守自我的誓言，“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后，薦經(jīng)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然而太宗渴望《蘭亭》迫切之至，竭盡所能，命令“負才藝，多權謀”的大臣蕭翼喬裝打扮，和辯才結為朋友，最終智取蘭亭。這第二種記載富有傳奇色彩，歷史上廣為流傳。雖然可能是歷史史實的文學化渲染，具有“歷史神話學”的意味，但它的形成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了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足以見出太宗對羲之有多么崇拜。
        其實，據(jù)《劉餗傳記》記載，隋煬帝見過《蘭亭》真跡，“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所得，至大建中獻于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這位同樣喜好書畫雅樂的帝王卻沒有對《蘭亭》產(chǎn)生好感，僅以“王不之寶”留給后人無限遙想，在不輕易間把“第一讀者”的身份拱手相讓。何為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它當然并非第一個接觸藝術作品的讀者，而是在藝術接受活動中對經(jīng)典作品的首次權威性的解讀者，借用陳文忠先生的話說，“所謂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是指以其獨到的見解和精辟的闡釋，為作家作品開創(chuàng)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礎、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讀者”[17]。具體到《蘭亭》而言，唐太宗責無旁貸地擔當起“第一讀者”的神圣使命，正是他的出現(xiàn)，讓《蘭亭》的接受史變得光怪陸離。假如離開了唐太宗，《蘭亭》會在何時又會被怎樣接受，都是無法設想的。
        三
        唐太宗畢竟是珍愛《蘭亭》的，他“寶惜者獨此書為最，置于座側(cè)朝夕觀賞”[18]。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有所甚焉”，《蘭亭》的摹本和臨本應運而生。“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shù)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19]，這是著名的 “馮摹本”即“神龍本”。另外還有傳為虞世南臨本“天歷本”或“張金界奴本”（蘭亭八柱第一）、傳禇遂良摹本（蘭亭八柱第二）、傳禇遂良臨本（黃絹本）以及傳為歐陽詢臨摹上石的《定武蘭亭》等。[20]
        對于《蘭亭》的鐘愛之情，太宗不僅限于把玩真跡，而且付諸于“心摹手追”的臨池實踐。從現(xiàn)存的《晉祠銘》、《溫泉銘》、《屏風帖》以及《淳化閣帖》收入的太宗書札來看，無不體現(xiàn)出他對羲之書風的吸納和發(fā)揚。
        品評羲之書風常以“內(nèi)擫”一詞作以形容。沈尹默在《書法論叢》中指出：“要用內(nèi)擫法，先須凝神、靜氣，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紙上的筆毫，在每一點畫的中心線上，不斷地起伏頓挫著往來行動，使毫攝墨，不令溢出畫外，務求骨力十足，剛勁不撓?！笨梢娺@是一種剛堅而中正，流美而寧靜的書風。太宗赫赫有名的《晉祠銘》就取法于尚骨力的“內(nèi)擫”法。此書多用圓筆藏鋒，飽藏骨力，千鈞之力凝聚毫端。在《石墨鐫華》中趙函評論此碑“全法《圣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無獨有偶，清人錢大昕評曰：“書法與《懷仁圣教序》極相似，蓋其心摹手追乎右軍者深矣?！边x取《晉祠銘》和《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中相同的字做出比較，其淵源關系便非常明顯。以“承”字為例（圖一），不難發(fā)現(xiàn)兩字的運筆都為“內(nèi)擫”法，其字勢也十分相似，只是《晉祠銘》的“承”字生動、跌宕一些，而《圣教序》的“承”字更平正一些。再以“哲”字為例（圖二），其運筆的內(nèi)在理路也大體一致，且都重骨力，但《圣教序》中的“哲”字在行筆中更注意提筆，因而更顯力度。比較之后，可以明顯看出太宗取法于羲之的運筆和結體，但其造詣畢竟不及右軍，不免顯露出運筆的浮軟和結體的散漫來。另外，《晉祠銘》中三十八個各有千秋、絕無雷同的“之”字著實可與《蘭亭》變化豐富的“之”字顰美。從整體布局而論，李書既保留王書字字成其勢，互相映帶的章法特點，也體現(xiàn)出北書嚴整致密的布局，從而顯得莊重而穩(wěn)健，秀雅而渾厚，溫潤而雄放，形成了內(nèi)剛外柔，南北兼具的風格特點（圖三）。
        如果說《晉祠銘》反映出太宗性格中求實沉著的一面，那《溫泉銘》（圖四）則更多的是其風流倜儻的明證。此書通篇流溢出一種虎步龍行，豪放不羈的帝王氣概。它把《蘭亭》（圖五）用筆的灑脫自然、抑揚流轉(zhuǎn)和章法的疏朗通透與帝王的英邁之氣融為一體，在雍容和雅，圓勁遒麗之外，更具有整勁奔放之勢，不乏劍戟森嚴之感。所謂 “質(zhì)詎勝文，貌能全體，兼風骨，總法體?！盵21]再以《淳化閣帖》中收入的《兩度帖》（圖六）為例，論其章法，行氣貫通，上下呼應，左右欹側(cè)，跌宕之致實為右軍手札之后續(xù)。總之，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傳承與闡釋是顯而易見的。宋人張耒在《宛丘集》中說太宗書法“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誠非虛語。
        唐太宗不僅在實踐領域承傳羲之書法，還專門寫了《王羲之傳贊》大張王學。在該文中，太宗指出鐘繇書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古而不今”，“長而逾制”；獻之書法“字勢疏瘦”，“筆蹤拘束”；子云書法“無丈夫氣”；而唯有羲之書法“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22]至此而給予羲之書法一個絕對的歷史定位，使其書法地位從晉宋間特重獻之，從梁武帝“子敬不迨逸少，逸少不迨鐘繇”[23]的低谷中躍然走出，成為引領中國書壇的千年盟主。
        “盡善盡美”是書法審美的最高原則，唐太宗之所以加之王羲之，是因為他認為王羲之的書法是崇尚骨力和沖和之美的最佳結合?！肮恰钡母拍钭钤缬尚l(wèi)夫人在《筆陣圖》中提出：“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在此，太宗排抑梁、陳俱肆巧媚、缺乏典重的書風而強調(diào)書法之筋骨，實有矯正南朝浮靡書風的目的。在《論書》中他極大地突出骨力的地位：“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在尚骨的同時，太宗反復提出“沖和”的要求。如“心正氣和，則契于玄妙……志氣不和，書必顛覆……正者，沖和之謂也”，[24]“神氣沖合為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鋒鋩，用鋒鋩不如沖和之氣” [25]等。沖和是一種平和典正的氣象，它最早源自《老子?四十二章》“萬物光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黃鉞《二十四畫品》中也有“沖和”一品，“在書法美的領域里，沖和具有虛靈平和、沖淡蘊藉的品格，它意志靜穆，境界深遠，舉之可見，求之已遙……在晉代，王羲之最富于沖和之氣”[26]。在此，太宗的論書主張可與一代英主政治上兼容并蓄、審美上融合南北的取向互相印證。
        四
        在藝術作品的接受過程中，正是“第一讀者”的引介才使藝術作品煥發(fā)出勃勃生機，“第一讀者”深刻地、突破性地、頗具洞見的認識無疑是藝術文本接受史上最為閃亮的一環(huán)。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對于同一作品的“召喚結構”，不同的接受個體在不同“期待視野”的引領下會產(chǎn)生個性化的解讀，這對于藝術作品的原汁原味無疑是一種消解。在“第一讀者”以其優(yōu)先性地位的接受影響著后來者的理解時，我們就不得不思考：若將藝術作品回放于整個藝術史的長河中，“第一讀者”的接受是否會對接受史的總體流變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進而又會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
        因太宗的推崇，“貞觀、永徽以還，右軍之勢，幾奔天下”[27]，遂有“虞世南得其美蘊”、“歐陽詢得其力”、“禇遂良得其意”和“薛稷得其清” [28]的說法。禇遂良《晉右軍王羲之書目》把《蘭亭》列為右軍行書第一；孫過庭《書譜》中“……《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也都體現(xiàn)了時人對《蘭亭》的仰慕之情。筆者應予指出，《蘭亭》的蔚為風氣并非僅限于朝廷內(nèi)部和士大夫階層，它自“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29]而流落民間之后，立即具有廣泛的接受群體，否則，敦煌卷子中怎會出現(xiàn)唐經(jīng)生所書的《蘭亭》寫本？[30]時至宋朝，《蘭亭》再度進入了接受高潮：趙宋帝王宋太宗、宋高宗都熱衷王書，特重《蘭亭》；北宋四家“蘇黃米蔡”和南宋姜夔也非常喜愛《蘭亭》，尤其是“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31]，用功甚勤；加之自《淳化閣帖》產(chǎn)生后掀起了刻帖高潮，《蘭亭》的刊刻也十分風靡，“《蘭亭》帖，當宋末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 [32]；而《蘭亭考》、《蘭亭續(xù)考》等“《蘭亭》學”專著的問世再度提升了《蘭亭》接受的理論層次。進入元代，趙孟頫一生學《蘭亭》，他的《蘭亭十三跋》是當時《蘭亭》接受領域中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明代是又一個崇尚帖學的時代，明成祖喜文好書，明仁宗也留心翰墨，曾臨《蘭亭》賜予沈度。清朝的幾朝皇帝也雅好翰墨，康熙帝有時竟日臨《蘭亭》數(shù)遍；乾隆帝曾御定《蘭亭八柱帖》。明清的文人雅士也極度推崇《蘭亭》，如董其昌給予《蘭亭》很高地位，“右軍《蘭亭敘》，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為神品也”[33]。而明人陳鑒在為“米元章題《禇摹蘭亭》”的跋語中寫到：“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最終確定了《蘭亭》“天下第一行書”的神圣地位，“《蘭亭》一序，遂如日月經(jīng)天，千秋萬世，照耀壇坫矣”[34] 。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曾說，唐太宗“既不是一位復雜的人物，也不是一位有才能的詩人，而是一個更成功的統(tǒng)治者。存世的太宗詩集是這一時期最大的集子之一。盡管有作為詩人的局限，他仍然明顯地注重技巧。在統(tǒng)治前期，他似乎既鼓勵儒家的教化，也提倡宮廷詩的雅致，不偏不倚地接受二者，認為它們都適合于帝王的尊嚴?！盵35]以上側(cè)重講對詩歌的改造，置換到書法領域也互為表里。太宗之所以如此珍愛《蘭亭》，其個人好尚當然不容否定，但更深層的原因應來自帝王“王道”話語機制之下的“伎倆與陰謀”?！短m亭》不激不厲、風規(guī)自遠、文質(zhì)彬彬的審美取向暗合了太宗一朝天子汲汲用儒家“溫柔敦厚”的思想歸整人心的強烈愿望；他之所以飽含深情地撰寫《王羲之傳贊》，給予“書為小道”時代中的書家以如此禮遇，是他積極利用羲之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影響以求得到更大的社會支持；是他政治意志和個我追求的另一形式的宣示和強調(diào)；是“王圣同體”制度下君主遵從“責任倫理”的必然取向。因此，太宗雖放眼羲之，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現(xiàn)實內(nèi)涵要遠遠大于其歷史內(nèi)涵！因而，唐太宗所擁有的《蘭亭》文本已與載著騷人遺韻、晉宋風流的《蘭亭》客體有著根本性的不同。作為接受者一方的他，最初就帶有一種“先行之見”[36]的“前理解”而進入作品，這必然會引起“初始視域”與“現(xiàn)今視域”的錯位與融合。唐人在這“視域融合”后的語境中認識《蘭亭》，必然會受“第一讀者”接受的影響。于是在一片頂禮膜拜的喧嘩聲中，在認同權威心理的驅(qū)使之下，《蘭亭》被無限地臨摹、復制、神化，它的神圣光環(huán)日見增厚，它的無言法力輻射千載，逐漸由藝術文本淪為政治工具，最終導致了《蘭亭》接受的“效果歷史”始終帶有幾分虛幻，幾分神秘和幾分無奈，甚至引來后代的質(zhì)疑……
        當然，話又說回來，借助政治力量推動的“崇王”運動，如果沒有深厚的歷史與美學作為支撐，它必然曇花一現(xiàn)。《蘭亭》的藝術價值不應因政治的介入而遭受非歷史的貶損。今天當我們再來審視這一千古名作，它那內(nèi)擫的筆勢、遒麗爽健的線條、圓融的體態(tài)盡顯羲之書法的風流；它是骨力寓于姿媚之中，匠心蘊于自然之中的杰作；是玄學氛圍濡染下羲之放浪形骸的精神氣象之反映。因此僅就其藝術文本的獨立價值而言，也完全配得上太宗褒獎，也完全有資格登上中國書法史上的“至尊寶座”！
        “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回想那個洋溢著天然情趣和活潑生機的《蘭亭》，不禁感懷，《蘭亭序》之遇唐太宗是福是禍，王羲之在天之靈是喜是悲，更與何人說！
注釋：
[1] 王羲之：《蘭亭詩二首》，載逯欽立編《先秦漢魏南北朝詩?晉詩》十三卷，中華書局，1983，第895頁
[2] [德] 伽達默爾，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第175頁
[3] [德] 姚斯：《文學史向文學理論的挑戰(zhàn)》載蔣孔陽《二十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第435頁
[4] [5] [7] 虞和：《論書表》，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二卷
[6] 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一卷
[8] 蕭衍：《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81頁
[9] 顏之推：《論書》，載崔邇平編《歷代書法論文續(xù)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第28頁
[10 ]袁昂：《古今書評》，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二卷
[11][22] 唐太宗：《王羲之傳》，載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第2093頁
[12] [19] 何延之：《蘭亭記》，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三卷
[13] 劉呴：《舊唐書?音樂志》，中華書局，1975，第二十八卷
[14] 歐陽修：《新唐書?百官志》，中華書局，1975，第四十六卷
[15][29]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三卷
[16] 《唐朝敘書錄》，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四卷
[17] 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第64頁
[18] 李綽：《尚書故事》載《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年，第2739卷
[20] 注：因為本文并非考證文章，關于《蘭亭》不同臨摹本的書寫者問題仍沿用舊說。
[21] 竇臮：《敘書賦》，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五卷
[23] 蕭衍：《觀鐘繇書法十二意》，載張彥遠《法書要錄》，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第三卷
[24] 李世民：《筆法決》，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117頁
[25] 李世民：《指意》，載《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120頁
[26] 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第664頁
[27] 馬宗霍：《書林藻鑒》，文物出版社 ，1984，第237頁
[28] 李煜：《書評》，載董誥等編《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第一百二十九卷
[30] 《敦煌寶藏》第122冊第2544號
[31] 黃庭堅：《山谷題跋?跋東坡墨跡》，上海遠東出版社，第134頁
[32] 趙孟頫：《蘭亭十三跋》
[33]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評法書》，上海遠東出版社，第25頁
[34] 祝嘉：《書學史》，成都古籍書店，第64頁
[35] [美] 宇文所安，賈晉華譯 ：《初唐詩》，三聯(lián)書店，2004，第42頁
[36] 注：以下術語來自[德] 伽達默爾，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