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衡派引起了學術(shù)界較多的關(guān)注，有關(guān)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相當豐富，凡學衡派思想學術(shù)所涉及的領(lǐng)域目前大都有相關(guān)研究成果問世。但學衡派自身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卻少有人注意?；蛴腥颂峒埃粔蛉婧图氈?，這在一程度上影響了研究者對學衡派認識的深入，因此對于學衡派從準備、成立到發(fā)展、解體的過程做一細致的考察大有必要。本文所做的正是這個工作，筆者根據(jù)所發(fā)掘的史料對學衡派的歷史過程進行了詳盡的敘述，同時對學衡派解體的原因進行了人分析。一些地方借鑒了現(xiàn)有的學術(shù)成果，已在文中注出。希望本文的寫作能夠深化對于學衡派的研究，同時對民國早期學術(shù)史、思想史的研究也有所裨益。
一
學衡派的緣起可追溯到1915年吳宓、湯用彤等人在清華學堂成立天人學會。吳宓（1894－1978），字雨僧，陜西涇陽人。1911年入清華學堂。湯用彤（1893－1964），字錫予，湖北黃梅人，與吳宓同年入清華學堂。二人義氣相投，成為摯友。1915年冬，吳宓、湯用彤、黃華等人發(fā)起成立了天人學會，學會名稱由湯用彤所起，會員一度達30余人之多。吳宓后來《吳宓詩集》中追述天人學會之往事，附列了天人學會的會章，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學衡派后來的思想主張，在此都可以找出端倪。會章的內(nèi)容為：“原則有五：（一）行事必本道德；（二）人之價值以良心之厚薄定之；（三）謀生糊口以外，須為國家社會盡力，處處作完善及真實之犧牲；（四）持躬涉世，不計毀譽，成敗利害，惟以吾心之真是非為權(quán)衡；（五）扶正人心，為改良群治之根本。險詐、圓滑、奔競、浮華、殘刻、偏私，皆今日惡習之最甚者，務(wù)宜攫抑凈盡。其宗旨有七：（一）敦交誼；（二）勵道德；（三）練才識；（四）謀公益。其終極之宗旨：（一）造成淳美之風俗，使社會人人知尚氣節(jié)廉恥；（二）造成平正通實之學說，折衷新舊，發(fā)揮固有之文明，以學術(shù)道理，運用凡百事項；（三）普及社會教育，使人人曉然于一己之天職及行事之正誼。義務(wù)有四：（一）會員當求為有益于世之人，故先期一己有任事之才具。宜各就其地位及性之所近，殫精學業(yè)，練習治事，異途同歸，以道德良心為指針；（二）會員當相互切磋，毋隱毋忌，相互扶助，必敬必誠；（三）會員當恪守本會會章，及其他規(guī)約，躬行實踐，并汲引同志，導人于善。又在必需時，量力籌集會費”。天人學會的會章中，已經(jīng)初步顯露了后來學衡派文化運思的思路，即以砥礪個人道德為起點，進而服務(wù)于社會，益國益群，以達改良群治的目地。同時還顯現(xiàn)出對于傳統(tǒng)的珍重以及中西會通的愿望。
1917年吳宓赴美留學，次年湯用彤赴美。后二人均轉(zhuǎn)入哈佛大學。在哈佛，吳、湯二人結(jié)識了后來成為學衡派發(fā)起人之一的梅光迪，是為學衡派成立的一大機緣。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一字覲莊，安徽宣城人。1911年考取清華官費留學，先入威斯康辛大學，后轉(zhuǎn)入西北大學。1915年畢業(yè)后又入哈佛大學學習，師從白璧德，專攻西洋文學。梅光迪與胡適有同鄉(xiāng)之誼，赴美前即有交往。赴美初期，二人交誼甚篤，書信往來頗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在文化理念上的差異逐漸明顯，雙方的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變化，由探討而爭論乃至攻擊，二人逐漸疏遠到后來完全對立。梅光迪雖然身處異國，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仍然情有獨鐘，他極其推崇孔子，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談到“迪近日稍讀哲學之書，以孔子與他人較，益信孔子之大，以為此老實為古今中外第一人?！边@樣，他與心儀西方文明的胡適之間就有了根本性的分歧。而胡適發(fā)起的文學革命則促使二人走向?qū)αⅰ?915年，胡適開始致力于中國語文改革的工作。梅光迪為此與胡適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正是梅光迪猛烈的批評，才使胡適清晰了文學改革的思路，堅定了文學改革的信心，胡適后來的回憶中稱此為“逼上梁山”：“梅君與我為文學改革引起了一場辯論；也就是因為他對我改革觀念的強烈反對，才把我‘逼上梁山’的”1917年，胡適因在國內(nèi)倡導文學革命而“暴得大名”。而梅光迪則下決心維護自己的文化理想，反對新文學運動。他于是在留學生中“‘招兵買馬’，到處搜求人才，聯(lián)合同志，擬回國對胡適作一全盤之大戰(zhàn)?！眳清导礊榇藭r梅光迪搜求而得之同道之一。
在敘述梅、吳交誼之前，有必要先介紹后來成為他們精神導師的美國學者白璧德（IrvingBabbitt1865-1933）。白璧德為美國新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長期在哈佛任教，講授法國文學。白氏畢其一生著述不輟，宣揚新人文主義。他對西方近代文明持懷疑的態(tài)度，認為這種文明由于物質(zhì)主義的橫行而導致了人們道德精神的失落，對西方近代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的浪漫主義思潮恰是致亂之源，故此白璧德一生都在對浪漫主義進行著不停歇的批判。他救世的目光則投向了傳統(tǒng)，投向了東西方的古典文化。他不但鐘情于西方的希臘、羅馬文明和中世紀的宗教文明，而且對東方的佛教和儒家思想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東西方文化共同蘊含的道德精神是人類文明精髓所在，弘揚這一精神，是拯救人類文明的不二法門。他的學說中對于東方歷史與傳統(tǒng)的肯定，對于中國文化在人類未來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深切的期望對梅光迪、吳宓這樣來自東方，對傳統(tǒng)懷有深厚感情的學生產(chǎn)生了極大的親合力和吸引力。以梅光迪開其端，先后有一批中國學生膺服新人文主義，師從白璧德加以研習。1933年，《大公報》在紀念白璧德逝世的文章中追述了白璧德中國弟子的大致情形：“先生之中國弟子，以（一）梅光迪君從學最早且久，受知亦最深。其后有（二）吳宓（三）湯用彤（四）張歆海（五）樓光來（六）林語堂（七）梁實秋（八）郭斌龢君等等，不及遍舉。就中如（六）林語堂君，則雖嘗從先生受課，而極不贊成先生之學說。（七）梁實秋君，曾屢為文稱述先生之人文主義，又編印《白璧德與人文主義》一書，為欲知白璧德先生學說大綱者之最好讀物。而要以（二）吳宓（三）郭斌龢君，為最篤信師說，且致力宣揚者。門弟子以外，如（九）胡先骕君，嘗譯述先生之著作，又曾面謁先生，親承教晦。如（十）吳芳吉君（十一）繆鉞君等，或沒或存，皆讀先生書，間接受先生之影響，其名更多不勝舉云?！边@些人中，梅光迪、吳宓、胡先骕、湯用彤是學衡派的核心成員，吳芳吉、郭斌龢是《學衡》雜志的重要的撰稿人。其他人也多與學衡派過從甚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學說符合梅光迪、吳宓等人尊重傳統(tǒng)、保守傳統(tǒng)的愿望，很容易為他們所認同。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種來自西方的系統(tǒng)化、理論化的表達，由于“崇西”心理在當時中國學人中已經(jīng)非常普遍，與尊崇西學的胡適等人對戰(zhàn)，必須同樣尊奉另一種西方學說，才能在理論上與胡適等人取得對等的地位，獲得論戰(zhàn)的資格。職是之故，以維護故國文化傳統(tǒng)、與新文化運動派諸人對決為職志的梅光迪等人便選擇了新人文主義作為表達他們的文化理想、文化主張的理論利器。
梅光迪與吳宓相識是在1918年，他已師從白璧德研習新人文主義三年之久，而國內(nèi)的新文化運動也已進行得如火如荼，新文化運動對于傳統(tǒng)激烈的批判深深地刺激著梅光迪，他更為急切地尋求同道，聯(lián)手反對新文化運動。1918年8月，在同學的介紹下，梅光迪訪問了吳宓。梅光迪“慷慨流涕，極言我中國文化之可寶貴，歷代圣賢、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國舊禮俗、舊制度之優(yōu)點，今彼胡適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員自詡‘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復之’。我輩今者但當勉為中國文化之申包胥而已。”吳宓“十分感動，即表示：宓當勉力追隨，愿效馳驅(qū)，如諸葛武侯之對劉先主‘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與梅光迪的會面成為吳宓一生命運的轉(zhuǎn)折點。吳宓接受了梅光迪“反對陳獨秀、胡適新詩、白話文學、新文化運動之主張”，梅光迪引見吳宓拜會了白璧德，吳宓對白璧德的學說大為服膺，奉其為師，此后“受其教，讀其書，明其學，傳其業(yè)”，成為白璧德最為忠實的弟子。學衡派最終得以成立，梅光迪、吳宓的相識實開其端。他們共同約定的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志向以及對于新人文主義的尊崇，在理論和行動層面確定了日后學衡派發(fā)展的方向。
二
1919年梅光迪回國，先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1920年秋，應聘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時梅光迪在美國西北大學同學劉伯明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任副校長兼大學文理科主任。劉伯明（1887－1923），名經(jīng)庶，字伯明，以字行，江蘇南京人。1911年赴美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先后在金陵大學、南京高師任教。他與梅光迪志同道合，決定以南高師為“聚集同志知友，發(fā)展理想事業(yè)之地”。梅光迪于是于1921年5月修書邀吳宓前來南高師擔任英語及英國文學教授。吳宓接到梅光迪的信后，決定立即回國，以踐前約。1921年6月，吳宓啟程回國，9月抵東南大學。梅吳二人聚首南京。
早在1920年秋，梅光迪等人與中華書局商定編輯一雜志，名為《學衡》。吳宓回國后，《學衡》雜志很快便正式創(chuàng)辦。《學衡》雜志社有社員若干人，他們圍繞《學衡》雜志形成了一個學術(shù)團體，這就是所謂的“學衡派”。其實學衡派這個稱號并不是《學衡》雜志社社員的自稱，而是別人加于他們頭上的，后來就成為約定俗成的稱呼。吳宓等人自稱為《學衡》社員。大約在1921年11月，《學衡》雜志社社員第一次召開會議，這應當被看做是學衡派正式出現(xiàn)的標志。參加這次會議的《學衡》社社員除了吳宓、梅光迪、劉伯明外，還有以下諸人：
柳詒徵（1880－1956），字翼謀，江蘇丹徒人。晚清時受教于繆荃孫。1902初隨繆荃孫赴日本考察，為時三個月。自1915年起，任教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多年任史地部主任及歷史系主任。當時為南京高師歷史系教授。柳詒徵對于國學有極深的造詣，為一代史學大師。
胡先骕（1895－1968），字步曾，江西新建人。1913年赴美留學。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森林植物學，1916年獲植物學碩士后回國。時任南京高師生物系主任。胡先骕擅長舊體詩的寫作，其詩作曾受到晚清著名詩人陳三立的肯定。他對胡適等人倡導的新文學運動對傳統(tǒng)文學的批判極為反感，屢屢撰文抨擊。同時他也受到了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
邵祖平，江西南昌人，時為南京高師附屬中學教員。亦擅作舊體詩。
吳宓的回憶中雖未提到湯用彤參加了這次會議，但毫無疑問，此時正在南京的湯用彤也是《學衡》社員之一。他不僅積極為《學衡》撰稿，并且長期地擔任著《學衡》的編輯工作。
以上幾位都是《學衡》雜志重要的作者，是學衡派的核心成員，都為《學衡》雜志撰寫了大量有影響的論文。其他《學衡》雜志社的社員還有：馬承堃（字宗霍）、蕭純錦（字叔絅）、徐則陵（字養(yǎng)秋）。以上數(shù)人南京高師教師，他們雖列名《學衡》雜志社，但除了在雜志創(chuàng)辦的初期在《學衡》上發(fā)表了為數(shù)不多的文章外，此后與《學衡》幾無任何聯(lián)系，因此只能算做學衡派的一般成員。
除了以上參加這次會議的社員外，當時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一部分學生也加入了《學衡》作者的隊伍。主要有繆鳳林、景昌極、趙思伯、浦江清、孫雨延、陸維釗等人。其中對《學衡》貢獻最大的是繆鳳林和景昌極。二人可謂是《學衡》最重要的作者?？婙P林（1898－1959），字贊虞，浙江富陽人。景昌極（1903－1982），字幼南，江蘇泰州人。二人均為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生。此二人經(jīng)柳詒徵多年精心培植，文史哲俱為精通，1922年南高師畢業(yè)后，又入南京支那內(nèi)學院師從歐陽竟無研究佛學。1923年二人經(jīng)吳宓推薦，同往東北大學任教。自《學衡》創(chuàng)刊起，繆、景二人就抱以極大的熱情，撰述不輟，《學衡》的作者中，繆、景二人撰稿最多。
《學衡》社社員第一次會議議定了以下事項：公舉吳宓為“集稿員”。雜志欄目分為通論、述學、文苑、雜俎等門，各門之主任編輯為：通論梅光迪，述學馬承堃，文苑胡先骕，雜俎邵祖平。以后又由吳宓起草《學衡》雜志簡章，經(jīng)大家討論通過，從第二期起，刊登于各期卷首。其主要內(nèi)容如下：
“（一）宗旨論究學術(shù)、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甲）本雜志于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后來學者，得其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志于西學則主博極群書，深窺底奧，然后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途說，呼號標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體也。（丙）本雜志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饣豆饣丁，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chuàng)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系于作者之才力。茍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yōu)美之形質(zhì)也”。
這一簡章闡明了學衡派始終孜孜以求的理想所在：首先，這一簡章表明他們努力使《學衡》雜志成為一個學術(shù)雜志，從《學衡》的文章數(shù)量看，學術(shù)著述是主要的內(nèi)容，而且其中不乏佳作。然而使學衡派引人注目之處卻不在此，而是對新文化運動派的批判，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事。其二，他們對于傳統(tǒng)表現(xiàn)出了更多的珍視，并且試圖通過他們的努力使傳統(tǒng)文化發(fā)揚廣大。其三，他們希望通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會通中西文化而建成新文化。其四，學衡派之面世主要受了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的刺激，故此學衡派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文學，批判新文化運動派的文學主張，這是《學衡》雜志貫徹始終的基調(diào)。由于學衡派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批判的姿態(tài)，他們遠沒有做到“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彼麄兗ち遗c偏執(zhí)給時人與后人的印象都很深刻。
這個簡章的最后，還寫明吳宓為《學衡》雜志的總編輯兼干事，表明吳宓是《學衡》雜志的中心人物。在此后的十一年中，吳宓在內(nèi)外環(huán)境對他都極為不利的條件下，苦苦支撐，為《學衡》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某種程度上說，《學衡》幾乎成為他個人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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