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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棗強移民考略
近日好多族人來電、來信詢問其始遷祖由河北棗強縣遷至,很想了解始祖以上世系支脈情況。為此摘錄此文供族人考證研究。

     發(fā)生在中國歷史上的“明初大移民”雖然經歷了數(shù)百年,人們總是津津樂道地傳說著關于移民的故事。移民除了家喻戶曉的山西“洪洞縣”之外,那么另一重要集散地則在河北棗強。然而棗強縣移民到底是個什么情況?人們在繁衍生息的過程中,一直一輩一輩地在傳說著,猜測著。希望揭開歷史的神秘面紗,尋找一個比較可靠的說法。我們努力在時光的隧道里尋找著遷民的足跡。
一、棗強移民的歷史背景
     明初洪武(1368-1398)、永樂(1403-1424)年間幾十年的移民活動,不僅史實確鑿,且對中華民族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睹魈鎸嶄洝愤w民記載達66項(次),其中規(guī)模較大18次,棗強為其中的一部分,且是個中轉站,又是歷史移民的接納地。造成棗強移民的背景主要是戰(zhàn)爭、自然災害和瘟疫。
     歷史上的元代只有89年。元順帝時,丞相伯顏奏請朝廷,殺盡天下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中以這五姓為最多),這一血腥恐怖的政策,終于激起了元末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元末明初,中原和長江流域經歷了四次較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第一次是劉福通率領兩準、河南、山東、安徽和江蘇部分的農民十余萬人與元軍浴血奮戰(zhàn)十三年,慘遭鎮(zhèn)壓以失敗告終。元軍在鎮(zhèn)壓過程中手段殘忍,無所其極。過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使中原呈現(xiàn)“春燕回來無棲處,赤地千里無人煙”的凄慘景象。第二次是元統(tǒng)治集團的內訌征戰(zhàn)。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陜西等地,數(shù)年之間,凡戰(zhàn)數(shù)百起。第三次朱元璋起兵兩準,南征北戰(zhàn),推翻元統(tǒng)治,連年征戰(zhàn),“山東北平數(shù)千里沃壤之土,自兵亂以來,盡化為荒蕪之地,土著之民流離軍伍,不存什一,地廣民稀,開辟無方”。第四次便是“靖難之役”,為爭奪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權發(fā)動戰(zhàn)爭,持續(xù)四年之久,殺掠無數(shù),京、魯、豫、皖為甚,以至“道路堵塞,田疇草莽,千村辟荔,魂哭鬼狂”,“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br>     自然災害的影響,元末明初,旱澇蝗疫之災也超過任何一個朝代,自元末至明末,270多年間,發(fā)生各種自然災害達1000多次,平均每年3次以上,其中最嚴重的是水災,幾乎每年都有大洪水泛濫。據(jù)《元史》記載,僅元末40余年旱澇災害山東18次,河南17次,河北7次。因棗強縣地勢較高,遂成為明初移民集聚或四散的地區(qū)。元末明初的蝗災也相當嚴重,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二十六年(1366)25年中,大蝗災就有十八九次,山東河南一些地區(qū)出現(xiàn)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另外危害極大的瘟疫也多流行?;葹奈烈呒又畱?zhàn)禍,老百姓非死既逃,使得中原一代田地荒蕪,人煙稀少,不少富庶地區(qū)也變得荊棘遍地,滿目瘡痍。


二、棗強移民的規(guī)模和分布
     明初,在人口劇減,府州生產力大衰退的情況下,統(tǒng)治者十分清楚,也萬分著急。朱元璋言“喪亂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不單最高統(tǒng)治者朱元璋如此認識,地方和中央官員也紛紛上書請求充實空曠之野。發(fā)展生產,提高財力,明知州蘇琦提出“時宜三事”,其第三事既為“墾田以實中原”。在這種政治經濟背景下,棗強移民大致分兩個階段:一是明初,二是明中后期。明初主要是向外輸出,明中后期則以輸入為主。第一階段明初移民。民初洪武年間(1368-1399年),棗強與山西洪洞均設有移民機構。其中棗強籍居民多遷往山東西北部及西部與略東一帶。在洪武年間山東接受移民共184萬,其中來自山西121萬,占66%;來自棗強35萬,占19%,兩股主要分布在今山東的濟南、歷城、章丘、高青、青島、膠南、既墨、淄博、棗莊、滕縣、德州、寧津、商河、濟陽、禹城、夏津、陵縣、齊河、武河、廣饒、濱縣、惠民、墾利、陽信、沾化、利津、博興、濰坊、淮縣、諸城、安丘、臨朐、壽光、高密、益都、煙臺、牟平、文登、萊陽、棲霞、沂水、日照、莒縣、泰安、濟寧、曲阜、鄒縣、菏澤、巨野、單縣、曹縣、東阿、臨清、莘縣、金鄉(xiāng)、陽谷、冠縣、高唐等87個縣(目前山東省轄31個縣級市和60個縣,共91個縣市區(qū)),占全省轄縣數(shù)的95.6%,其中棗強移民以淄博市、濱州市、東營市、青州市、德州市、濰坊市最多。何以如此之眾?原因之一是:從河北棗強移民并非一次,既有官府組織的移民,又有民間的游居漂移;原因之二是:棗強作為當時的一級移民機構(或是移民的遷散地),既有本鄉(xiāng)本土的棗強土著人,又有從河北組織的各地民眾;原因之三是:卜居于棗強的流民多被遷徙,所謂“流民”既年饑或避兵他徙者,也就是未得到政府允許并且未編入遷入地戶籍的流動人口;原因之四是:河北棗強西連秦晉,東臨齊魯成為明初由山西向山東移民的必經之地。在移民過程中,既有棗強人,又有山西人摻雜其中,綜上所述,就構成了河北棗強數(shù)十萬移民的遷徙規(guī)模。需要說明的是元末明初棗強轄區(qū)內的很多村莊多被遷徙不存,例如相傳轄區(qū)內“七紙房、八澗里”,現(xiàn)在僅存五紙房一澗里,還有 村 村,這些村何去何從已無記載,有待于歷史地理研究專家的進一步考證。第二階段則是以接納移民為主,向外遷民為輔的階段。這個階段大約在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根據(jù)《棗強縣志》載,明永樂年間,山西、山東等地一批移民到本縣安居。

三、棗強移民的史實證據(jù)
“莫道淵源無考證,私家記述最為真?!?br>現(xiàn)在民間的譜書大多數(shù)始修于明中葉以后?!肚嘀菔械孛尽肥觥皞髡f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派兵來山東搜殺了三遍,殺光居民后,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從洪洞縣和棗強縣遷來大批移民,建立了現(xiàn)在的座座村莊,許多族譜是這樣記載。經考之信史,卻找不到朱元璋搜殺山東之說……青州一帶的族譜,絕大多數(shù)說其祖先于明洪武二年自洪洞或棗強縣遷來。這種記載是對的”。淄川縣志載“(1369年)明洪武二年七月,淄川州廢,淄川、新城隸屬濟南府,是年起,明政府從河北棗強縣、山西洪洞縣向淄川、新城、臨淄等縣移民,官府給耕牛、種子免征三年租稅”。淄川區(qū)《蒲氏族譜》記載“鄉(xiāng)中民則遷自棗強薊者蓋十室而八九”。經考證,該區(qū)地名資料雖達不到這樣高的移民比例,但卻有60%的村是棗強移民建立的。又如明洪武年間,移民入昌樂,棗強縣為最多,山西洪洞縣次之,江南也有少量。移民戶的族譜載有“奉牒”、“奉旨”、“遷發(fā)”等內容。畢都鄉(xiāng)響水崖村《夏氏族譜序》云:“景太祖伯叔兄弟十五人,于洪武二年三月初三日卯時,自棗強遷發(fā)青州府鼓樓西常家胡同。迨至八世祖遷響水崖?!眻驕湘?zhèn)大楊家莊《楊氏族譜序》云:“余楊氏始祖諱殿禹,居河北棗強縣,有洪武二年,奉旨遷至山東益都東堯溝鎮(zhèn)南里許黃水東岸而居之?!迸R淄區(qū)單家莊《李氏族譜序》:“我始祖原籍直隸棗強縣師友莊,自洪武二年軍遷胥延數(shù)世……單家莊李氏宗親學銘、春來、春美曾到棗強縣王均鄉(xiāng)大師友村尋根問祖續(xù)譜接案。2004年7月,兩支核對族譜,系同一李氏殆無疑義?!绷硗猓瑔渭仪f祖祠碑記:“明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先人窮、毅二兄弟,由河北省棗強縣師友莊輾轉遷于此福澤之地立制建村……”更是有力的佐證。《日照袁氏》一文作者袁錫平在族人協(xié)同下,多次到莒縣九里坡、沂水40里袁家莊、袁家城子等村探訪。2001年初又與4名同族到棗強尋根問祖。他分別查閱了日照、莒縣、沂水三縣的袁氏譜書,日照傅家疃《袁氏族譜》載:“我袁氏乃直隸省冀州棗強縣向義村人也,自大明洪武十二年已末(1397),始祖兄弟三人徙居山東,長居青州府日照縣傅家疃,次居青州府沂水縣袁家莊,三居青州府莒邑九里坡。蓋三支族繁丁盛,皆我袁氏先世陰功所致也?!币仕对献遄V》家傳序云:“袁氏之先,直隸棗強人也。”莒縣西鄉(xiāng)(夏殿)《袁氏族譜》族譜弁言稱:“考吾先祖自明初由河北棗強縣遷居日照(傅家疃)后由日照分居莒縣袁家疃,九里坡等村,而吾夏殿始祖系由袁家疃遷來者”。袁錫平在文中說:“世遠年湮,朝代變遷,村無檔案,找一個600多年前的村莊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查閱棗強《袁氏族譜》顯然日照、莒縣、沂水三縣袁氏確屬冀州棗強袁”。利津老戶的居民大半都是明初移民,近年有關部門的調查結果是:南宋、北宋、店子、前劉、王莊、明集、鹽窩、利津等8個鄉(xiāng)鎮(zhèn)中,90%的村有明洪武和永樂年間的移民戶,其祖籍為棗強縣,世代流傳的歌謠是:“要問老家在哪邊,直隸省的棗強縣?!闭虑鹜跏?004年有人到棗強鎮(zhèn)王洼村尋根問祖,經核對,雙方族譜確系一祖。全國政協(xié)第十屆委員會副主席李蒙,家在山東博興市利城村,其家譜記載“自明洪武年間,從河北棗強縣遷入利城村?!苯陙?,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人們對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對家庭世系的文化的重視尤為突出。山東居民到棗強來尋根問祖的不計其數(shù)。如山東淄博市高青縣的劉剛,說根據(jù)地名志我們是從河北棗強縣搬遷來的。只知道輩份有“云、元、希、延、俊”,但不知道以后如何續(xù)。山東鄒平縣劉傳林其族譜記載洪武四年奉詔從棗強遷至山東之長山居住,傳有數(shù)世,欲尋祖源。山東壽光市廣陵村陳漢湘家譜記載始祖由河北棗強遷入欲尋祖源……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贅記。

另外,從移民瑣記中也可以看到棗強移民的軼事。
     劉家夾河村,居民于明洪武年間由棗強遷來,選擇的地點在兩河之間,姓氏與地形相連,村子便叫劉家夾河;雙合村,明初李姓一家,由棗強遷來,大清河口,選擇一高地建村,取名“臺子李”;船王,明初王氏一家由棗強移來建村,村址緊靠大清河,居民以養(yǎng)船為業(yè),人稱“船王”;買河,棗強移民初來時,住在河邊,有一富戶買下了舊河道開辟為良田,遠近聞名,村子也被稱為買河;七龍河,民間傳說此地有古村,因明初從棗強移民來此,地方多水患,人們以為水中有惡龍,便把匕首縛在牛角上,刺殺河灣中心的惡龍,并立村名為“匕龍河”后訛為“七龍河”;棉花王,根據(jù)《王氏族譜》記載,始祖王起長、王起安、王起遠兄弟三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由河北省棗強縣遷來,各自立村為家。為使兄弟之間不失去聯(lián)系,約定村名均以“花”為記;戴家店,相傳明洪武年間戴姓始祖,由河北棗強縣遷居于此立村戴家,后因村人靠大路開店,殷勤待客,仗義疏財,由此戴家店聲譽在外,村名遂為戴家店;張樂濱,根據(jù)《張氏族譜》記載,始祖張萬五、張萬貞,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河北省棗強縣遷此立村,因村西曾有馬場,在近水灣處搭有一馬棚,該村在這一馬棚的入口處,故曾有“馬棚口”,至清康熙年間(1662-1722年),村中有一名叫張樂濱的人在當?shù)剌^有名望,遂更村名張樂濱。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曹樹基教授在《從移民地名解讀我國移民史》中,所說的,“天下不獨有大槐樹,來自山西大槐樹的移民遷入濟南府境,開始遇到另一支頗具規(guī)模的移民人群,來自北平棗強的移民?!痹诮裆綎|齊河縣,至少有75個村自稱元末明初來自棗強。雖然同一時期,來自山西的建村莊更多達百個,但到山東濱縣的,來自棗強的村莊多達400個,而來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個。陽信、沾化兩縣幾乎是棗強移民的一統(tǒng)天下?!?br>     歲月不居,滄海變遷。明初大規(guī)模的移民活動距今已有600多年,從移民史實的譜牒、碑文,字里行間流露出移民后裔那濃濃的思鄉(xiāng)念祖之情,他們不論身居何地,同受到父輩的教誨和影響。雖然歷經十幾代、二十幾代的人世變遷,但思念故土之情卻依舊未減。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需要互相聯(lián)系,這將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實現(xiàn)優(yōu)勢互補,整合資源,共同為促進經濟文化的發(fā)展作出貢獻。

    


明初遷徒山東的移民中,有一部分來自河北棗強。

     曹樹基教授在《大槐樹·瓦屑壩·棗林莊――從移民地名解讀我國移民史》中考證:

在今天華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區(qū),廣泛流傳著有關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我們的祖先是從山西大槐樹下遷來的,山西洪洞大槐樹是……是我們的根。這一傳說分布于今天河北的中南部、山東西部、中部和南部、河南中北部以及安徽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區(qū)。只不過,在有些地區(qū),大槐樹變成了老鴰窩――一個大槐樹上的老鴰窩。大槐樹不僅僅是人們的口耳相傳,它還被鐫刻在古老的墓碑上,寫在脆黃的族譜中。

天下不獨有大槐樹!來自山西大槐樹的移民遷入山東濟南府境,開始遇到了另一支頗具規(guī)模的移民人群――來自北平棗強縣的移民。在今山東省齊河縣,至少有75個村莊自稱元末明初遷自棗強,雖然,同一時期來自山西的移民建立的村莊更多,達到一百多個,但是,到了山東濱縣,遷自棗強的村莊多達400個,而遷自山西洪洞的不足20個。陽信、沾化兩縣幾乎是棗強移民的一統(tǒng)天下。在青州府北部的臨淄和淄博,也能看到同樣的情形。

《山東的民俗》記:

明初推行“移民就寬鄉(xiāng)” 的民墾政策,當時山東許多縣份被列為“寬鄉(xiāng)……魯西北數(shù)縣居民,多有明代初年由直隸(今河北省)棗強縣移民而來,他們當中也有歌謠流行:“要問老家在哪邊?直隸省的棗強縣。”

明初大移民時的直隸棗強,恰如同時代的山西洪洞――移民輸出地與集散地的合二為一。

.................................

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鸛窩。

數(shù)百年來,“洪洞大槐樹”一直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精神圖騰。但歷史的真實是,明初移民始遷地是多源的,僅魯南,即主要源自三支:

山西洪洞 河北棗強 江蘇東海。

同時,亦有遠至云南、四川等地的移民,還有眾多隨衛(wèi)所設立而遷徒的軍丁。

在《大槐樹·瓦屑壩·棗林莊――從移民地名解讀我國移民史》中,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曹樹基教授考證:

(元末明初)在戰(zhàn)亂中得以保全的山西省承擔了向華北地區(qū)移民的重任。洪洞縣成為山西移民最重要的集散地。北平真定府人口損失較小,棗強縣對外輸出人口與此有關。江南地區(qū)的人口輸出地主要是江淮之間的空曠區(qū)域。只有湖北麻城例外,在戰(zhàn)亂中損失較小,戰(zhàn)后成為向四川移民的主要地區(qū)。


《洪洞大槐樹》一文曾這樣記述:

     正當中原大地戰(zhàn)火蔓延、災荒肆虐的時候,素有表里河山之稱的山西省,卻別有一番富庶景象。這是因為,山西的地理本來就占優(yōu)勢,東有太行,西有呂梁,南倚黃河,北靠長城,自古以來易守難攻,十分險要。加上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地下礦藏豐富,所以百姓生活比較安定……同時,山西還有一家兩代盤踞的老軍閥,即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父子……為人十分精明,從來不在山西打仗,一個勁地把戰(zhàn)火往外燒。比如,他們也鎮(zhèn)壓紅巾起義軍,卻跑到河南、河北和陜西去打仗。后來,又和另一軍閥孛羅帖木兒爭奪地盤,把孛羅帖木兒堵在大同一帶打……客觀上卻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頭……元代人種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寫到:當今普天下戰(zhàn)火蔓延,黃河南北白骨遍野,只有山西、河東一帶老百姓“仰有所事,俯有所育”……特別是晉南,始終是人口興旺。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這時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應從山西移民到中原。

據(jù)《明史》載:

     古狹鄉(xiāng)之民,聽遷之寬鄉(xiāng),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yè)也。太祖采其議,遷山西澤、潞民于河北,后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西、河南……太祖時徙民最多。成祖成之,自是以后,遷徙者鮮矣。

     需說明的是,遷民之舉并非朱元璋首創(chuàng),如漢高祖劉邦就實行過徙富民實關中的辦法,宋太祖也曾“命兵士遷河東民萬戶于山東”(《宋史•本紀》)。但朱洪武的功績在于承前啟后,為后來的永樂間大規(guī)模遷民開啟了先河。

     朱棣篡位登基,改元永樂。全國趨平定后,勵精圖治,采取諸多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富國強兵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繼承和發(fā)揚乃父的遷民政策。據(jù)《明史》載,自永樂建元始連續(xù)三年,僅從山西大艦模遷民實北京就有達三次,遷山西民往山東者也曾有過相當?shù)囊?guī)模:

     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泌、汾州,令其丁多田少和無田之家分其丁田,以實河北、山東。

     據(jù)記栽,當時移民機構設在洪洞縣廣濟寺內,所有移民,均在此領取護照憑證、川資。不過,這些移民并非全是洪洞縣人,而是以洪洞及附近地區(qū)居多,亦有集他地民于茲以分而遷之。因寺有棵大槐樹,樹上有個喜鵲窩,移民臨行前或在此相訴別恨離情,或以志不忘本,采集槐種包藏,以供立村時栽種,故山東各地相當量的譜牒碑碣中多有“某某始祖自山西安洪洞縣‘大槐樹’、‘大槐樹底’、‘老鵲窩’、‘老鴰窩’、‘老鴉窩’遷居的記載。這也是”問我始祖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民諺的由來。

“洪洞大槐樹遷民并非只遷洪洞人。洪洞大槐樹是山西遷民的聚集地,遷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陽(今臨汾)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為主。據(jù)粗略估計,至少有數(shù)百萬?!睋?jù)移民聚集地洪洞縣縣志辦負責人講:“當時,曾有移民的記錄,具體記載著所有移民來自哪里、遷徙到哪里,可惜在文革時期被毀了。”“直隸棗強縣是當時移民的一個中轉站。有很多山東人就是最初由山西洪洞遷往棗強,再實行分遷的?!鄙轿骱槎创蠡睒鋵じ雷鎴@管理所副所長劉中平解釋說。
   “山東人祖先多數(shù)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樹”
  向山東移民的明朝官方記載只有兩次。據(jù)《明太祖實錄》記載,第一次向山東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遷往臨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遷往東昌(今聊城)”。那么,為什么后來移民后裔遍布山東呢?
  根據(jù)《明史)、《明實錄》、《日知錄之余》等正史及筆記史料的記載,洪洞大槐樹移民分布在30個省市,2217個縣市。當時,向山東移民最多的是東昌府(今聊城)、濟南府、兗州府、萊州府、青州府,分布在如今的一百余個縣市。
  但是,向山東移民的官方記載只有兩次。據(jù)《明太祖實錄》記載,第一次向山東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遷往臨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遷往東昌(今聊城)”。那么,為什么后來移民后裔遍布山東呢?
  “山東人祖先多數(shù)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樹!這是因為,當年除了直接遷民外,還有很多次間接移民。”劉中平說,“此外,因最初遷往山東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魯西、魯西北和魯西南一帶,而這些地方多為黃河泛濫區(qū),土貧地瘠,飽受水患之苦,成為移民自發(fā)的再次遷徙的一個固有原因。山東當?shù)氐脑∶駥ν鈦砣丝诘呐懦猓渤蔀橐泼裨俅芜w徙的一個因素。而明朝初期朝廷在遷民時曾規(guī)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遷一地’,致使許多同姓同宗的家族分居異地,為日后尋親歸祖埋下了伏筆。同時,明朝官府還曾根據(jù)現(xiàn)實情況,組織了多次省內的遷徙。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將登州、萊州二府無地居民5635戶遷至東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又將青州、兗州、登州、萊州、濟南五府家有五丁以上以及無田的農民1051戶、4666口遷至地廣人稀的地區(qū)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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