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之后，晉明帝司馬紹論功行賞，晉封：司徒王導(dǎo)為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丹陽尹溫嶠建寧縣公，尚書卞壸建興縣公，中書監(jiān)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一千八百戶，絹各五千四百匹；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護軍將軍應(yīng)詹觀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將軍趙胤湘南縣侯，右將軍卞敦益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三千二百匹。到這一年的十月，又加司徒王導(dǎo)為太保、領(lǐng)司徒，太宰、西陽王司馬羕領(lǐng)太尉，應(yīng)詹為使持節(jié)、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劉遐為散騎常侍、監(jiān)淮北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jié)，代王邃鎮(zhèn)淮陰，庾亮為護軍將軍。王導(dǎo)堅決推辭，不敢接受。
而其時，為晉明帝司馬紹最為親昵的卻是這些人以外的兩個人：一個人是西陽王司馬羕的弟弟南頓王司馬宗，由驃騎將軍轉(zhuǎn)為左衛(wèi)將軍；而另一個人則是元帝的正室夫人虞氏的弟弟虞胤，也就是法律上明帝的舅舅，被拜為右衛(wèi)將軍，這兩個人直接負責皇帝的宮廷侍衛(wèi)。
王敦舉兵進京，這太平盛世中，自然是忤逆行為，這沒有絲毫異議。但是，在東晉初年，就有一點小小的問題。此次錢鳳舉兵進京，與上次王敦進京的借口一樣，仍然是打著“清君側(cè)”的口號，矛頭直指溫嶠。上次清君側(cè)以后，王敦很快就退回了武昌，晉明帝在討伐錢鳳的詔書中，雖然對上次王敦起兵頗有微詞，但總體上講，也沒有過多責備，而是把原因歸結(jié)于刁協(xié)和劉隗的身上。即使在王導(dǎo)給王含的信中，也說出了“使大將軍桓文之功不遂”的話，反過來理解，在錢鳳出兵進京之前，不管司馬紹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起碼在表面上，朝廷對于王敦的評價基本上還是肯定的。那么，照這個邏輯推演下去的話，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jié)果：那就是司馬紹主動起兵討伐，是破壞了“共天下”的權(quán)力格局，在情理上似乎有點缺乏合理性。這又回到了前面我們說過的對于王敦臨死前讓王應(yīng)登基的推測了。《晉書，羊鑒傳》記載：“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史書記載的很含蓄。羊鑒在討伐徐龕之戰(zhàn)中畏縮不前，致使覆軍殺將，最后由于元帝平衡各種利益關(guān)系，而沒有殺掉他。也就是說，羊鑒是一個有歷史污點的人，而羊鑒本人又與王敦關(guān)系很親近，王敦臨死前所說的那些話，只能從羊鑒口里說出。
晉明帝司馬紹要讓王敦遺臭萬年，才能解開自己的心頭之恨。王敦將自己的爸爸逼死，又想廢掉自己，且生前專權(quán)恣肆。如今，王敦已死，但是，要給其定性，就必須有其謀反的證據(jù)，才能順理成章。在這種情況下，“微被嫌責”的羊鑒為了保命，極有可能為司馬紹提供給王敦謀反定性的口實。
在一切準備工作做好以后，有關(guān)部門上書晉明帝，稱“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應(yīng)該比照齊景公戮崔杼之尸、曹魏戮王棱之尸的例子，刨棺戮尸。”司馬紹表示同意。
于是，東晉朝廷扒開了王敦的墳?zāi)?，將王敦的衣冠焚毀，把王敦尸體拉出，讓其跪在地上，然后斬首。在同一天，將王敦和沈充的頭顱懸掛在朱雀橋南。王敦的首級懸掛以后，沒有人敢去收葬，尚書令郗鑒對司馬紹上書說：“過去朝廷對王莽、董卓、王凌、徐馥、楊駿等逆賊的處理，也都允許家族私下埋葬。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我認為還是允許王家埋葬，這樣，在大義上說比較厚道?！庇谑?，司馬紹聽任王家又將王敦尸首重新埋葬了。
在處理了王敦以后，其次就是對王氏家族的處理。經(jīng)歷了王敦的兩次動亂，晉明帝對王氏家族當然是充滿了戒備之心。不過戒備歸戒備，表面文章還是要做的。王導(dǎo)就不用說了，被朝廷視為“大義滅親”的典范，進行封賞。但在政事中，晉明帝卻明顯地表現(xiàn)出親近庾亮，而疏遠王導(dǎo)的傾向，其實，這也十分正常。據(jù)《太平御覽》卷593引裴啟的《語林》記載了一件事：“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導(dǎo)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shù)日不能見王公?！?冶城公，就是指王導(dǎo)。明帝寫給庾亮的信，卻誤送給了王導(dǎo)，信的末尾還特別注明，別讓王導(dǎo)知道了。王導(dǎo)看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不過，王導(dǎo)倒也幽默，上表回答：“這詔書好像不是給我下的，我看了又封好，我什么都沒看見?！?br> 《世說新語，尤悔》“溫嶠、王導(dǎo)俱見明帝”條，大約就發(fā)生在此時。
當時，晉明帝召見王導(dǎo)和溫嶠二人詢問西晉興亡原因，溫嶠還沒回答。王導(dǎo)說：“溫嶠年少還不清楚，我給陛下說說?！庇谑?，王導(dǎo)詳細敘述了司馬懿創(chuàng)業(yè)之初，誅殺名族，拉幫結(jié)派，以及司馬昭末年誅殺高貴鄉(xiāng)公的故事。晉明帝聽到這兒，以臉著床，說：“真象公所說，國祚如何能長久！”王導(dǎo)搶先說話，也許是不想讓溫嶠說出其所知道的西晉滅亡的原因：空談?wù)`國、諸王爭權(quán)、大族驕恣等等，而在暗示明帝不要象司馬懿那樣心狠手辣，誅殺名族吧？因為，此時，有關(guān)部門正上書晉明帝，稱：“王彬和安成太守王籍之等是敦之親族，皆當除名。”司馬紹下詔：“司徒導(dǎo)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寬恕，何況王彬等人是王導(dǎo)的近親呢？”
晉明帝沒有誅殺以王導(dǎo)為首的王氏家族，但是，在325年的2月，就正式下詔，恢復(fù)過去施行的誅殺三族之刑，惟不及婦人。曹魏初年，族誅包括全家男女，西晉惠帝年間，曾有不及婦人之議，到永嘉元年，司馬越表除三族之刑，其實，并未完全禁絕。司馬睿為丞相時，“朝廷草創(chuàng)，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元帝即位以后，曾經(jīng)討論過恢復(fù)肉刑，這當然是刑罰的倒退，在王敦的反對下，才沒有施行。此時，晉明帝恢復(fù)了三族之刑，是鑒于王敦再叛的教訓(xùn)，來出于加重對謀反罪行的懲罰，提高企圖謀反者的成本，并可以借機消滅大族。此事雖經(jīng)溫嶠反對，但晉明帝并沒有采納，三族之刑在整個南朝時期就延續(xù)了下來。晉明帝的這一舉措應(yīng)該是針對所有的大族而言的，當然也對王氏大族敲響了警鐘——以后再沒有株連你們這樣的皇恩了。
隨后，晉明帝就對王氏家族人員重新進行了調(diào)整。這種調(diào)整其實在324年10月就已經(jīng)進行。在進位王導(dǎo)為太保的同時，罷免了王導(dǎo)從弟王邃的職務(wù)，而改任劉遐為監(jiān)淮北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鎮(zhèn)守淮陰；征召王彬為沒有實權(quán)的光祿勛，又轉(zhuǎn)為度支尚書，一個管后勤的出力不討好的職務(wù)，任命應(yīng)詹為使持節(jié)、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而對于荊州刺史王舒，處理起來就稍微有點麻煩，畢竟王舒將王含父子沉于江中（其實，這也是一個無頭案），屬于功臣系列。因此，司馬紹還是先晉封其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jié)，不過，雖然如此，司馬紹還是不放心，他由近及遠，先把王彬從江州拿下來，并給予應(yīng)詹“使持節(jié)”的最高權(quán)力，當然是有防備王舒的意思。在部署完畢以后，到了325年5月，司馬紹任命征南大將軍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州、湘州、雍州、梁州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把王舒從荊州重地拿下，改任為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發(fā)配到嶺南。此時，王舒的下游有應(yīng)詹，前來接替自己的是大名鼎鼎的陶侃，即使王舒再生叛心，也難以作為。于是，王舒開始說自己有病，推托不愿去嶺南上任。朝中又經(jīng)過王導(dǎo)的斡旋，就近改任王舒為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而讓原來的湘州刺史劉顗（史書缺傳，里貫不詳）去了廣州。雖然司馬紹沒有把王舒趕到遠遠的嶺南，但是，畢竟順利地把王舒從荊州重地拿了下來。
六十、劫后余波（2）
王敦二次叛亂被平定以后，王氏家族受到了空前的打擊。如今，方面大員只有一個王舒了，司馬紹暫時放了一點心。
除了對王氏家族的處理，再就是對于王敦原有幕府人員的處理。
晉明帝司馬紹開始的打算是，對于王敦幕府“綱紀除名，參佐禁錮。”綱紀，是指“綜理府事者?！币簿褪歉呒墝賳T，總之，將曾經(jīng)在王敦手下任職的全部排斥，這一舉措，顯然打擊面過大。因為，在王敦一手遮天的時候，他一方面為了與朝廷爭奪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消除可能產(chǎn)生的對立面，把很多人士都拉入了自己的幕府。而這些人之所以到了王敦的幕府中，往往是出于不得已，內(nèi)心并不一定愿意與朝廷為敵，甚至還是王敦的異己，這些人比比皆是。這些人中大致可以分為幾類：
一是可能的對立面。在第一次王敦之亂中，會稽內(nèi)史熊遠，不接受沈充加給的將軍稱號，也不給沈充軍輸送糧食，只是保境安民，王敦因為“憚其正而有謀，引為長史?！毙苓h的弟弟熊縉也曾是王敦的主薄。
二是江東大族。熊遠死后，王敦又請吳郡大族陸曄之弟陸玩為長史，在王導(dǎo)剛到江東之初，就曾經(jīng)想與陸玩結(jié)為親家，卻被拒絕，然而，此一時彼一時，王敦以軍令限期逼迫陸玩上任，陸玩不得不去。
三是王氏親族。但即使是王氏家族的親屬，在王敦手下也不一定就是王敦的同黨，比如，何充，是西晉時期討伐匈奴劉猛的統(tǒng)帥何楨的曾孫，是王導(dǎo)的外甥，又是庾亮的妹夫，與晉明帝是一肩挑。此時王含在廬江任職，貪污成性，弄得郡縣一片狼藉，一次，王敦在眾人中稱贊自己的哥哥王含：“家兄在郡里干得一定不錯，廬江人都夸他呢?！焙纬涫峭醵氐闹鞅?，也在座，當即回答：“我何充就是廬江人，耳聞的卻與此不同?！闭f得王敦很沒面子，貶為東海王文學(xué)。
四是王敦的朋友。比如，從北方邵續(xù)那里回到江東的劉胤，曾是王敦的好朋友，“甚欽貴之，”因此，被王敦請為右司馬，而劉胤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一直臥病在床，啥事也不管，被王敦出為豫章太守。
五是地位較低的人才。如郭璞被王敦“起為記室參軍”，因反對王敦而被殺。再如袁瑰，為王敦的諮議參軍。即便是后來與王導(dǎo)互相瞧不起的蔡謨，此時，也做過王敦的從事中郎。
六是名士。郭璞當然也算，這里僅指那些清談家，如一直跟著王敦的謝鯤，在王敦第二次叛亂之前就去世了；再如，被稱為兗州八伯之一的“濌伯”羊曼，（其他七人為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yōu)槔什铈跒檎Q伯，高平劉綏為委伯），史稱“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因此，也被王敦任命為右長史。而羊曼也“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
最后，當然也有王敦或者王氏家族的親黨了。比如，那位一直追隨王導(dǎo)的顧和，曾被王敦請為主薄，王導(dǎo)為揚州刺史，又被升為別駕。
在這種情況下，溫嶠上書晉明帝，稱：“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疏遠君子，朝廷也拿他沒辦法，骨肉親戚也不能說服他。在當時的情況下，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當時的確是賢人君子無計可施、韜光養(yǎng)晦的時候。并且，在王敦圖謀不軌之日，拘錄士人，這些人都是沒有辦法才去的，比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等人就經(jīng)常和我提到內(nèi)心的痛苦，因此，我知道的比較詳細。如果真是本心兇悖，那是罪有應(yīng)得；如果是被迫進入奸黨，則應(yīng)從寬處理。象陸玩等人忠心耿耿，陛下也是知道的，卻受到賊人一般的處罰，實在辜負了這些人。陛下仁圣，胸懷博大，一切遵循中庸，辦事公平；請求陛下裁斷。” 溫嶠本人也曾經(jīng)被招為王敦的下屬，因此，溫嶠對此有親身體會。
而郗鑒則說：“古代的圣王重視對君臣規(guī)范的教化，所以，才對忠義而死的氣節(jié)，最為推崇；只有昏庸將要亡國的君主，才特意施恩，進行寬恕。王敦的下屬雖然大多數(shù)都是被王敦所逼迫，但是，身居逆亂之朝，進不能制止他叛逆的陰謀，退又不能脫身遠逃，失去了起碼的操守，按照古代的規(guī)定，應(yīng)該以大義進行譴責”。
晉明帝最終聽從了溫嶠的意見，郗鑒又上奏，稱錢鳳的母親已經(jīng)80歲了，應(yīng)該免除處罰，晉明帝也同意了。
處理了王敦集團，晉明帝繼續(xù)他的撥亂反正之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太寧三年，即325年的二月，晉明帝命令朝廷大臣商議追贈被王敦所殺的譙王司馬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人的官爵，給這些人平反昭雪。經(jīng)過商議，司馬紹下詔追贈譙王司馬承為車騎將軍，謚號為閔；追贈甘卓為驃騎將軍，謚號為敬；追贈戴淵為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號為簡；追贈周顗為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號為康，祭祀以少牢；追贈虞悝為襄陽太守、虞望為滎陽太守，祭祀以少牢；追贈郭璞為弘農(nóng)太守。趁此機會，曾經(jīng)是王澄部下、如今為佐著作郎的桓稚上書，要求追贈王澄。朝廷研究后追贈王澄恢復(fù)原有荊州刺史的官職，謚號為憲。
這些人都順利地被平反昭雪。晉明帝通過追贈死者，目的還是為了安慰生者，最大限度地團結(jié)一切可以團結(jié)的力量。
然而，只有兩個人卻令朝廷十分棘手，那就是刁協(xié)和周札，圍繞著對此二人的追贈問題，朝廷上下又展開了一輪激烈的爭論，這爭論直接關(guān)乎對王導(dǎo)過去所為的定性問題，也直接會影響到以后王導(dǎo)的政治前途，因此，斗爭更顯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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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顯贈周札
事情的起因來源于周札故吏為周札鳴冤。
周札如果沒有在王敦第一次進攻建康的時候，開門延敵致使朝廷大敗這一節(jié)，那么，追贈周札一門那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正是由于周札開門延敵，致使王敦第一次進攻建康得手，使得追贈周札一事變得復(fù)雜起來，因為，這直接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王敦第一次進攻建康的定性問題，即當時王敦進攻建康，是志在匡扶社稷、清除佞臣的“清君側(cè)”的正義之舉，抑或是一種犯上作亂的忤逆行為呢？如果王敦第一次進攻建康是一種正義之舉的話，那么，周札開門投降的行為，也就是正義的，而且，對于劉隗和刁協(xié)過去的定性，即“立朝不允”（晉明帝討伐錢鳳詔書語）、“佞臣亂朝”（王導(dǎo)給王含信中語），就沒有翻案的可能。而如果認定王敦第一次進攻建康也是叛亂行為的話，那么，周札自然不可能被追贈，而接下來的結(jié)果就是：曾與王導(dǎo)對立的刁協(xié)、劉隗就是忠臣了，劉隗外逃自不必說了，而死去的刁協(xié)當然要追贈，同時，更為可怕的后果將是：王導(dǎo)當時就“心思外濟”（王導(dǎo)給王含信中語），與王敦同謀的行為，也就是不忠的忤逆行為了。事情一旦發(fā)展到這個地步，即便是你王導(dǎo)在第二次討伐錢鳳的軍事行動中，如何大義滅親，你的頭上就罩著一個隨時可以落下的謀反的帽子，隨時可以因此將王家徹底打入十八層地獄。因此，此時王導(dǎo)的命運戲劇性地竟與死去的周札意外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使他不得不竭盡全力堅持追贈周札。更何況，天威難測，如今晉明帝司馬紹已經(jīng)將王邃的徐州刺史拿下，又讓應(yīng)詹去了荊州眼皮底下的武昌，誰也不知道司馬紹的下一步棋子要落在何處。此時，已經(jīng)不是一個簡單的追贈問題了，而直接關(guān)乎王導(dǎo)乃至王氏家族將來政治生命的大問題了。
晉明帝似乎也意識到了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的嚴重性，他召開高端會議，延請各部尚書以上的高級官員進行充分的討論。
尚書卞壺首先認為：周札在石頭之役中，開門延寇，致使賊人王敦得手，這是周札的責任。再追贈他，我感覺心里不安。至于周懋、周筵兄弟，則應(yīng)該追復(fù)本位。卞壺想得很簡單，也很直接，并且，直接給當時的王敦扣上了一個“賊人”的帽子，他就事論事，沒有太多的花花腸子，也沒有說出太多的道理，就這，事情很明白，他周札開門讓王師敗績，現(xiàn)在追贈，我感覺不妥。
司徒王導(dǎo)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長篇大論起來，主要內(nèi)容有以下幾點：一是，他先憑空假設(shè)“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這其實都是空話，然后說“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意思是：當年周札在石頭城的時候，我們大家其實都和周札一樣。二是，王導(dǎo)又說，當時大家的心態(tài)和周札一樣，這其實皇帝您也明白，然后，王導(dǎo)反戈一擊，說，現(xiàn)在發(fā)議論的人，看到王敦后來的奸逆行為，便想以此倒推過去王敦第一次進攻建康就有覬覦之心，（是不合理的。）說到這，王導(dǎo)似乎也感到有點理屈詞窮的味道，于是，他接著說：退一萬步說，即使當時王敦就有了忤逆之心，那象我和周札等諸大臣們當時也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等到我們認識到以后，周札和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后已，周札很快也被王敦所殺了。三是，大事既定以后，便把周札視為逆黨。我認為沒有根據(jù)，應(yīng)該和周顗、戴若思等一樣被追贈。其實，王導(dǎo)的說法顯然是強詞奪理的。首先，司馬紹追贈是針對什么樣的人？當然是忠于朝廷之人。而王導(dǎo)說周札在石頭城“忠存社稷，義在亡身”，可是最后的行為卻是開門延敵，哪有這樣忠于朝廷的？其次，第一次王敦之亂，是“清君側(cè)”之名，但是，不要忘了，在王敦起兵以后，對手卻是朝廷，即司馬睿，司馬睿正式下過詔書討伐王敦。在這一點上，周顗、戴淵等人是與你王導(dǎo)是根本有異的啊。周顗就曾經(jīng)對溫嶠說過，君主哪能都是堯舜，沒有一點過錯，做臣子的難道都可以兵向君王嗎？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呢！而王導(dǎo)卻暗中與王敦勾勾搭搭，此時，怎么好意思說大臣們稍微有一點認知能力的人都與你和周札一樣的呢？周顗還當著你的面，大聲說殺賊取金印系肘大如斗的話，你就忘記了么？雖然刁協(xié)、劉隗等人不服眾，周顗、周嵩等大臣與之有矛盾，但是，那種矛盾的存在豈能代表他們就與你的私心相同？再次，周札被殺，并非是“以身許國”而被殺，即便是你王導(dǎo)在第二次討伐錢鳳之役中，真的“大義滅親，以身許國”過，那與周札也不相干，怎能扯在一起？
尚書令郗鑒，雖然是流民帥出身，但是，自小“博覽經(jīng)籍”，主要是他渡江晚，沒有那么多的歷史包袱，他上書反駁王導(dǎo)的謬論：首先，他提出：“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如今，周顗、戴淵是因為為國而死，才被追贈；而周札卻因為開門延敵而追贈的話，雙方的事跡完全相反，可是賞賜卻是一樣的，這太滑稽了。接著，郗鑒順著王導(dǎo)的思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說：如果真的象司徒王導(dǎo)說的那樣，“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那說明，當時誰是正義誰是邪惡的，是十分清楚的。那么，譙王、周顗、戴淵當然要受到追隨邪惡的處罰，那為什么還要追贈呢！如今，已經(jīng)對這三人褒獎追贈了，那么，很明顯的，周札當然要受到貶責。
王導(dǎo)再次辯論，這次，他避開直接與郗鑒交鋒，而是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他說：你們說周札開門延敵，那只是人們傳來的謠言，就一定是實際情況嗎？以此立論以后，他得出一個奇怪的邏輯：“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征也。”就是說，與其依靠傳來的事實定論，倒不如咱們推究人心來進行考察——把這一明白的事情引入虛無縹緲的心理確認上。接著，按著這個思路，王導(dǎo)繼續(xù)往下說：“論者謂札知隗、協(xié)亂政，信敦匡救，茍匡救信，奸佞除，即所謂流四兇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币浴罢撜摺边@一莫名其妙的稱呼，提出論點，意思是，議論的人們這樣認為：周札是知道劉隗和刁協(xié)亂政，相信王敦是來匡扶社稷的，所以說，周札是忠于社稷。等到后來，王敦忤逆，周札一門又與之不同，所以被誅殺，因此，是為義而死。
再往下，王導(dǎo)又一次把死人搬了出來，他說“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xié)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jié)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币簿褪钦f，王導(dǎo)暗示，（他不敢明著說了）有這種想法的人，即相信王敦當時是匡扶社稷之舉，但沒有料到其后他竟然叛亂，豈止是一個周札？（暗示譙王、周顗、戴淵也是，這就是一派胡言了）然后，王導(dǎo)開始與郗鑒比學(xué)識，他搬出春秋齊桓公即位前，召忽死，管仲不死；又舉出漢朝呂后時期，呂后封呂氏為王，周勃聽從，而王陵廷爭，來說明雖然行為不同，但都是盡忠的道理。
面對王導(dǎo)漏洞百出的言論，郗鑒再次上書，他一針見血，直接嚴厲駁斥道：王敦的逆謀，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正是因為周札的開門，才導(dǎo)致王師失敗。如果王敦往年之舉，“義同桓文”，那么，先帝司馬睿你們置于何地，先帝是周幽王和周厲王這樣的昏君嗎！
王導(dǎo)繞來繞去，把郗鑒給繞惱了，不得不拋出大家都不敢說，也不愿說的這最后的焦點問題。話說到這個地步，王導(dǎo)也無話可說了。
從這場針鋒相對的論戰(zhàn)中，司馬紹看出了郗鑒的水平和學(xué)識，自此，對郗鑒尊崇有加，特許郗鑒的奏表用草書就可以了，并在本年5月調(diào)整王舒荊州刺史以后，于7月，就任命郗鑒為車騎將軍、都督徐州、兗州、青州三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zhèn)守廣陵，開始了郗家在廣陵、京口長達數(shù)十年之久的統(tǒng)治。
但是，此時，讓司馬紹操心的還不是給不給周札追贈，他也不想因此而引出更深層次的矛盾和糾紛，因為，此時，他還沒有去動王舒荊州刺史的位置，如果在動王舒之前，朝廷中惹出軒然大波，進而把王導(dǎo)逼得走投無路，激起整個王氏家族變亂的話，將使自己的整個布局功虧一簣。于是，晉明帝下詔聽從了王導(dǎo)的意見，追贈周札為衛(wèi)尉，遣使者祠以少牢。至于死去的刁協(xié)，司馬紹采取了等等看的策略，既沒有如此前自己的詔書中那樣認定為佞臣，也沒有給予追贈，理由當然也十分好找——司馬紹視老爸讓刁協(xié)逃亡于不顧，以刁協(xié)沒有堅守崗位，出逃在外而被殺為由，（而不是以其為“佞臣”為由）不予追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