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浸泡著中國人的生命觀
在動蕩不安，殘酷無情，極度威權的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作為精英代表的中國文人士大夫主要有兩個精神避難所，一個是寄情自然（最具代表性的是山水田園、花鳥魚蟲，奇木異石等自然物），一是忘情美酒（或者濁酒）。因此，山水詩文、飲酒歌賦，構成了中國數(shù)千年文學史的主流內(nèi)容，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一個難得一見的奇觀。
關于“自然”的文學，木心曾說：“中國的‘人’和中國的‘自然’，從《詩經(jīng)》起，歷楚漢辭賦唐宋詩詞，連綰表現(xiàn)著平等滲透的關系，樂其樂亦宣泄于自然，憂其憂亦投訴于自然。在所謂‘三百篇’中，幾乎都要先稱植物動物名義，才能開誠詠言；說是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著。學士們只會用‘比’、‘興’來囫圇解釋，不問何以中國人就這樣不涉卉木蟲鳥之類就啟不了口作不成詩……”（《哥倫比亞的倒影》3頁，木心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賦、比、興”作為中國特有的文學創(chuàng)作技法，不僅隱含了在威權專制政治環(huán)境下曲折、隱晦、指東說西的無奈，也反映了歷代文人墨客以山水花鳥作為精神寄托的自我陶醉。
然而，對“自然”的陶醉終究是間接的，難以徹底抒發(fā)胸臆的，難以完全表達生命感悟的。于是，自魏晉以來詠酒的詩文日益興盛。“自然”與酒，漸漸發(fā)展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的兩大精神寄托。以酒解憂，以酒澆愁，以酒言悲，以酒尋歡……酒，浸泡、漂洗著中國人的生命觀。
說到以酒解憂，我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曹操的《短歌行》。這首詩創(chuàng)作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當時曹操已平定北方，率軍南征至長江，欲與孫權決戰(zhàn)。這年冬天十一月十五日夜，皎月當空，江面風平浪靜。曹操乘船查看水寨，后置酒歡宴諸將。酒至興處，他橫槊(shuò，長矛)賦詩，吟唱了這首《短歌行》?！度龂萘x》第四十八回有對當時賦詩情景的描寫，十分生動。
關于這首詩，歷史上主要有兩種傳統(tǒng)解讀方法，一說是人生苦短，應及時行樂。支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它的開頭八句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第二冊23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另一種解讀，說這首詩是嘆流光易逝，欲得賢才以早建王業(yè)，因為緊接著上面那八句詩的就是：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引文同上）
在這八句當中，有六句引自《詩經(jīng)》。前兩句引自《鄭風·子衿》，原詩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說的是女子對男子的思念之情。青衿是周代學子的服裝，曹操以此喻示對賢才的渴求。后四句引自《小雅·鹿鳴》，它本就是古代歡宴賓客的詩。曹操借此寫他對賢才的竭誠歡迎。
其實，不管是及時行樂，還是求賢若渴以早成霸業(yè)，它們的落腳點都是“人生幾何”和“去日苦多”，它的基本情感都是蒼涼悲愴的。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詩的一開篇就奠定了一個讓人壓抑的基調(diào)。酒，總能引發(fā)許多聯(lián)想，勾起許多思緒。在大宴部將的酒會上，曹操置身于觥籌交錯，杯盤狼藉的情境中，面對那些酒酣耳熱，極盡歡娛的下屬，能夠發(fā)出“人生幾何？”的探問，這本身就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思想深度。
曹操的探問，本來可以說是人類的千古一問。人生到底是什么？這里面不僅有“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生苦短，也隱藏著對人生的目的、價值和生命終極意義的探尋。因此，這應該是一個具有哲學內(nèi)含的探問！如果沿著這個思路一直追問下去，或許可以為讀者，為后世的中國人打開一扇理性思索之門。然而，讓人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曹操這個一代梟雄卻也順著中國文人的思維慣性，一下子就滑出了理性與哲學的軌道，落入了以酒解憂的傳統(tǒng)窠臼。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寫得夠慷慨，也夠蒼涼，但是，剛剛被他以“人生幾何？”提升起來的屬于形而上的哲學問題，又迅速被泡沫化成一種情緒的喟嘆，一種以酒解憂的放縱。從此，后世的中國人在他們或失意、或悲觀、或沮喪、或沉淪的生命過程中，幾乎一律墮入了“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自我麻醉當中。
可事實上曹操并沒有止步于此，他沿著自己的心理曲線繼續(xù)向精神世界的底層滑落。下面思念賢才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以及詩的最后兩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即完全成了一個政治野心家的自白。在曹操的內(nèi)心深處，能夠為他解憂的絕不是“唯有杜康”，而是“天下歸心”的霸業(yè)。由此看來，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慷慨，也就成了迫切渴望最高權力，恨不能早日君臨天下的焦慮。
曹操的以酒解憂是一種政治表演，是半真半假，惺惺作態(tài)。李白的借酒消愁卻完全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舉杯消愁愁更愁”。
杜甫贊美李白是“酒中仙”，李白詠酒的詩最多，寫以酒消愁的詩也最多，酒支撐著他的詩情，卻無法排解他的愁緒。這里單舉他一首《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云》。
這首詩是天寶末年李白游宣州（今安徽省宣城縣）時所作。謝眺樓，南北朝時南齊詩人謝眺任宣城太守時所建，一稱謝公樓或北樓。校書，校書郎的簡稱。云，即李云，他的官職是秘書省校書郎。從題目上說，這是一首李白與李云同登高樓，一起暢飲的離別詩。當時李白被以“賜今放還”的名義被放逐，因此這離愁別緒當中，又增加了許多憤懣、煩憂：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fā)。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一冊8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
這首詩文字非常平實，卻較之曹操的“以酒解憂”多了些清奇、孤潔，更沒有那么多利欲熏心的政治謀算。全詩以唱嘆起，也是感慨去日苦多，與曹操不同的是，李白特別強調(diào)了“我”的主體位置。“棄我”、“亂我”，突顯了“我”作為“人”的個體對生命的迷茫，顯然更具人本意識。而曹操則完全是站在“人”的主體性之外說人生，他人生的最高理想，他的所謂霸業(yè)說到底就是想統(tǒng)治所有的“人”。因此，李白“煩憂”與曹操的“憂思”也是不一樣的。曹操的“憂思”是有著強烈政治野心的，李白的煩憂卻是對人生近乎絕望的，無論“昨日”還是“今日”，煩憂都是一種生命常態(tài)。緊接著，詩人將筆鋒轉(zhuǎn)入登樓相別，點明題意：長風萬里，秋雁遠歸，行人將去，兩人惜別之際同在樓頭一醉方休！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fā)。”上句謂李云的文章得建安風骨，下句說自己的詩風如謝眺（小謝）一樣清新奇麗。因此，“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攬）明月。”可是，空有一番才情與壯志，無處施展，反被放逐。所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實在是沒有辦法了，心中的愁悶無論如何都不能得到排遣，最后只好發(fā)出了解冠散發(fā)，泛舟江湖，歸隱山林的宣言。
李白的這首詩寫出了傳統(tǒng)失意文人的典型形態(tài)，他們始終在權力的夾縫中委屈求存。由命運多舛，到借酒消愁，再到歸隱山林，這是他們歷經(jīng)千年從未改變的生命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