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思維與實踐思維是中西方哲學所表現(xiàn)出來的兩個明顯的不同特征，對中西方哲學致思的方向，以及對中西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知性思維與古希臘哲學
知性思維是古希臘哲學總體思維方式的顯著特征，它表現(xiàn)出對于純知識的追求，對于抽象邏輯的熱情。
“哲學”一詞，源出希臘文philosophia,即愛智慧的意思（此并非否定中國哲人的愛智慧，只是中國人不愿將其作為學問的目的。）。這一本義導引了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基本路向，奠定了其“為知而知”、“為智慧而求智慧”的求知出發(fā)點。
據(jù)說，泰勒斯有一次走在路上，因只顧觀察天象．不慎跌人泥坑中，遭到一個女奴的嘲笑，笑他只想知道天上發(fā)生的事情，卻不知道地上和身邊發(fā)生的事。后來柏拉圖認真對待了這一嘲笑，認為該女奴無意中說的話實際上對所有哲學家都適用。哲學家們經(jīng)常駐足在常人熟視。
無睹的地方，凝神思考。他們提出和解決一些問題，并非為了達到什么直接的實用性目的．而是為了滿足求知的本性。哲學家們排斥了任何物質利益和外在目的追求，使哲學成了為智慧而求智慧的純思辨活動，“它涉及滿足某種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屬于實用范圍”。
對形上本體的探索，最能反映古希臘先哲們知性思維的特征（用知性思維來說明西方本體論發(fā)端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被引以為證明中國先秦時期沒有或缺乏本體論的證據(jù)。但中國的本體論更偏重體用一源、當下即是，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之中有著明確的“人道”實踐指向。）。為知而知的出發(fā)點將哲學家們的目光引向了遙遠的天際和抽象的思維領域，產(chǎn)生了從伊奧尼亞派“形體質料說”到新柏拉圖主義的“神秘流溢說”之豐富的本體論思想。
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求知的本性”讓哲學家們在“自然”的自然現(xiàn)象面前感到了“不自然”，感到“詫異”，激起了強烈的好奇心，這個好奇心進而令他追根問底，層層推理，最后提出了關于宇宙起源和萬物本原的哲學問題．如果說“愛智慧”是“哲學”一詞的本源意義或者說是哲學之本性的話，那么，“本體論問題可以說最能體現(xiàn)哲學本性的問題了。
古希臘知性思維的特征還表現(xiàn)在邏輯學的成熟上：古希臘人更側重于對思維本身、思維形式本身進行反思，其思想更能走向抽象邏輯理論的深處，從而他們經(jīng)過自蘇格拉底到亞里士多德的不斷努力，最終建立起一整套更為嚴密的概念、判斷、推理的體系。
二、實踐思維與中國先秦哲學
實踐思維的主要特征在于現(xiàn)實性與目的性的合一：思想的出發(fā)點以現(xiàn)實需要為指向，并普遍接受這一目的的制約。也可以說，實踐思維有著求實用、求功利的特質，但不能因此就把它與有著特定歷史內涵的西方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范疇之間劃上等號，它不涉及道德標準問題，而只強調一種認知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當然，它也不同于作為獲得科學途徑的實驗主義或者審視知識之結果的實證主義，雖然它們也具有與知性思維相反時的一畫，有著反形而上之空想玄談的傾向，但這仍逃不脫在人的外圍世界打轉轉兒，仍然是為一個解釋而已。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國哲學的顯著特征，也是實踐思維的主要表現(xiàn)。言人道必言天道，言天道意在人道；行是知之依歸。知是行之先導。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說：“中國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遷善，而務要表現(xiàn)之于生活中，‘學說’乃以生活行動為依歸?！薄墩撜Z·公冶長》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為什么孔子不言天道呢？孔子是很衙實際的人，也繼承了子產(chǎn)“天道遠，人道邇”的思想，不言天道，少談鬼事，都是為重人事。荀子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這里．荀子已明確將行動上的實踐作為認識世界的直接目的。
主張“貴用”的墨家，不僅在思想體系上具有實踐思維的明顯特征，而且由于特殊的社會地位，墨子及眾多門徒在行動上也親自參加生產(chǎn)實踐。至于老莊之“道”與“無為”．亦無非是另辟蹊徑的人生處世之道吧。如果說沒有什么概念比“求真”二字更能把握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實質了，那么，實踐思維則更在“求真”與“求善”的結合。
三、中西哲學的總體特征與差異
中兩哲學發(fā)展的原點時期所具有的知性思維與實踐思維的特征和差異，實際上也適用于中西哲學發(fā)展的總體特征和總體差異。盡管這個整體發(fā)展模式在某個時期或個別思想家那里有過不同的偏離，但這也正如原點所具有的個別現(xiàn)象一樣，并不影響中西哲學所帶給我們的整體印象。宋明理學的高度思辨有“知性思維”的味道，讓講究實際的中國人受不了。以至于他們把宋明兩代的滅亡加罪在這些“無事閑來談心性”的學者頭上。并很快就以“經(jīng)世致用”之學扭轉其發(fā)展的方向。
反過來，在西方，自蘇格挖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識”，號召哲學家關心人事后。哲學家無不以改善公眾事物為己任，柏拉圖的“哲學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斯斯多亞派的“世界公民”都指向了政治實踐，然而，在對待人事的方式上．他們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拿出“對待自然的一套來研究人事，采取邏輯分析的態(tài)度，作純粹理智的思辨”。所以知性思維與實踐思維在中西哲學上的差異尚不只在研究范圍上，而更在研究方式和態(tài)度上。
總之，實踐思維和知性思維成為中西文化中兩種不同偏好的認知態(tài)度和方式。在思維起點上，實踐思維以“實用”為求知的首要動因，知性思維以“求知”為求知的出發(fā)點(此即所謂追求純知識的熱情)。在思維內容上，一方面，二者關注的對象各有側重，實踐思維關注人及其與自然的合一，知性思維關注自然、關注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在同一內容的思維領域里．實踐思維關注于人的德性實踐，知性思維則以重分析與思辨的方式表達了對道德理論方面的關注。
四、知性思維與實踐思維之影響問題上的中國式反思
當中國人在近代戰(zhàn)爭中敗于西方人之手后，“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便成為噩夢驚醒后的直感選擇，然而不過是技藝的模仿和政治的抄襲。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于是二十世紀后的人們開始在文化思想領域去尋找問題的癥結，其中最具實質性的問題是，在傳統(tǒng)的思想文化中，究竟是什么東西阻礙我們沒能孕育出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來？
梁漱溟、牟宗三、馮友蘭等一代巨匠都曾站在肯定中國文化的角度對傳統(tǒng)思想重新審視，對此問題提出過一系列比較合理的解釋。實際上，在“科學”產(chǎn)生的問題上，正是實踐思維模式讓我們走了一條與西方不同的道路。
在實踐思維功利性目的的影響下，“中國主要發(fā)展起來的是應用型知識體系”，即使“理論的建立也必須是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無論其針對生存意義．經(jīng)濟基礎層面的現(xiàn)實需要，還是觀念意義、上層建筑方面的現(xiàn)實需要”。反之，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若不能看到直接的實用價值，則為學界所不齒?！赌印敯ⅰ份d：“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巧。
子墨了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故所謂巧，利于人渭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惫斨藭r表現(xiàn)的尚是一種技藝，遠非抽象的科學理論性的知識，卻已不能為人所容，那就難怪在知識的旅途中，中國人與超越于實用意識、偏重思維抽象和邏輯推理的西方人最終分道揚鑣：他們選擇了科學，中國人選擇了技術。
如果我們慶幸自己還有技術，那么技術這棵苗在中國實踐思維的土壤里卻缺少充分的營養(yǎng)。首先，實踐思維欠缺有時甚至鄙夷知性思維中可貴的思辨精神，而理性思辨在理論自身的發(fā)展與完善中無疑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理論本身所具有的指導作用，很多功利性目標的實現(xiàn)便離不開理論思辨的前提。其次，很多事物在其產(chǎn)生之前甚至在產(chǎn)生后的相當一段時期．其作用及程度是很難一眼望穿的，所以，戴著效用意識的近視鏡讓我們失去了很多東西。
誰能說公輸子發(fā)明的“鵲”不是中國第一架飛機的雛形呢？可惜被墨子狹隘的實用思想一句話抹殺了!最后，實踐思維中極端的道德、政治實踐目標鈍化了中國人向外、向自然界的追求，在“自然一人一社會”的結構中，“義欲之辯”、“義利之辯”讓人們慚愧地弱化了物質追求的欲望。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的表面形式最終被“以天抑人”、“以善制真”的實質內容所代替。
“時代新光戰(zhàn)略管理”專司企業(yè)的“人文化戰(zhàn)略、品牌、營銷”。首提當下企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和“人文化思維”的兩個最具價值的思維，強調“人文化思維”是企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立“德”之本。在企業(yè)“產(chǎn)品戰(zhàn)略”、“品牌戰(zhàn)略”的迭代期后，“人文化戰(zhàn)略、品牌、營銷”應運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