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產(chǎn)生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此時因為周王室日漸衰微，周朝禮制對諸侯國控制日趨乏力，各諸侯國于是置君臣禮儀于不顧，紛紛走上了厲兵秣馬、稱王稱霸的道路，故而原本秩序井然、上下有序的中華大地出現(xiàn)了“禮崩樂壞”之混亂局面。面對如此混亂場面，眾多思想家紛紛痛定思痛，尋求恢復秩序之解決辦法。由于立場不同、看問題角度有異，故而形成的思想流派非常之多且為政主張千差萬別，成為了后世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用以治國安邦的思想源泉。
這其中的儒家思想堪稱最為耀眼的思想流派之一，初由著名學者孔子創(chuàng)立，后經(jīng)孟子加以發(fā)揚光大。由于儒家思想主張“民貴君輕”（《孟子·盡心下》有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提倡“為政以德”、忠恕之道，反對刑罰、濫用民力，是典型的站在廣大民眾角度提出的治國處世思想，深得民心，因此備受古代學者所推崇。西漢時，在著名思想家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倡導下，儒家思想成為了中國古代歷朝歷代治國之主旨思想，影響后世千年。
縱然如此，如此“親民”的儒家思想，在對待等級制度和君主問題上，卻也與法家、墨家等流派是“一丘之貉”：認為國家設立君主是極其必要，而且對“尊卑有序、上下有等”的等級制度，儒家思想也持雙手贊成之姿態(tài)，也因此對君主列為最高等級、擁有最高權(quán)柄便也持默許之聲。為何一貫提倡 “民貴君輕”的儒家，在對待等級制度和君主問題上，卻也放下原則，與“世俗”思想“同流合污”呢？
一，思想流派不同，治國思想差異巨大，但在對待君主之態(tài)度上卻高度統(tǒng)一
眾所周知，春秋戰(zhàn)國時期涌現(xiàn)出了很多思想流派，比較有影響力的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形成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特有的思想大迸發(fā)之璀璨現(xiàn)象，不過由于這些思想提出者政治立場不同、看問題角度有異，同時受限于所在諸侯國的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故而其為政主張差異巨大，如道家主張“道法自然、無為自化、應物變化”，頗有些逍遙派的味道；儒家提倡“崇德尚禮、為政以德”，主張以德治國，以禮規(guī)范社會秩序；法家則提倡以法治國，主張“不論親疏、一斷于法”，重視刑賞在國家治理中發(fā)揮的作用；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很顯然各個思想流派的思想主張是差異巨大的，而且其中的儒、法兩家由于為政舉措上可謂南轅北轍，故而兩家之間的“德”與“法”之較量可謂異常激烈。
即便如此，雖然這些思想流派政治主張差異巨大，但在這一點上卻高度統(tǒng)一，這便是君主專制制度。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施行的是君主專制制度，認為皇帝乃一國之首，坐擁天下、富有四海，這也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币舱且驗槿绱诉^于絕對的對君主進行界定，導致君主之顯赫之位成為了歷朝歷代野心家最想擁有之物，如此招致了中國古代激烈的權(quán)力紛爭。
一般認為，君主專制是先秦法家思想的產(chǎn)物，畢竟法家追求的是“富國強兵”，因此只有大搞權(quán)力集中，加強君權(quán)，調(diào)用民力，“富國強兵”才能在短時間內(nèi)變成現(xiàn)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子還針對最高等級的君王之等級特權(quán)進行了界定：“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zhí)也?！闭J為這是君王所必需擁有的等級特權(quán)，在此前提下，作為臣子應忠誠于君，反過來對君則要求很少。
實際不光法家，先秦諸多以治國為目的的思想，在樹立君主權(quán)威、追求君主專制的道路上可謂如出一轍。如提出了“民貴君輕”為政思想的孟子，就曾引用孔子的話：“天上只有一個太陽，所以人世間不應該有兩個君王。”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君主存在及君主專制的必要性。儒家另一思想家荀子也認為兩個都尊貴的人不能和平共事，兩個低賤的人誰也指揮不了誰，認為這是“天數(shù)”，進一步將周禮中的等級觀念“發(fā)揚光大”，而且還為其找到了無可辯駁的依據(jù)——“天數(shù)”。墨子直截了當說天子認可的民眾也必須認可，天子否定的民眾也必須跟著否定。毫不掩飾地宣揚君主存在以及樹立絕對權(quán)威是理所當然之事。
如此看來，君主專制被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個思想家所接受且堅決貫徹，絕不是個別現(xiàn)象。而且，凡是涉及到治國層面，各個思想流派無一例外都在君主問題上保持著高度統(tǒng)一性，他們心目中的君主制度也不約而同走向統(tǒng)一——君主專制。
二，各家思想為何均堅持“君主專制”？
為何君主專制極其必要？借鑒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背景可知：這顯然與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高度相關。主要原因可歸為兩點：
1，生存環(huán)境險惡，生產(chǎn)力不發(fā)達，需要借助群體力量實現(xiàn)由弱變強
眾所周知，春秋戰(zhàn)國時期還處在生產(chǎn)力極度不發(fā)達的階段，故而依靠個體力量顯然很難在險惡的自然界中生存完好，因此必須要借助群體的力量戰(zhàn)勝困難險阻，這從周朝人的生活方式可以得到進一步的佐證。周朝時，人們聚族而居，一個家族少則幾百人、多則數(shù)千乃至更多，大家集體行動、團結(jié)協(xié)作。
即便是鐵質(zhì)工具大興使用招致了生產(chǎn)力較大幅度發(fā)展的戰(zhàn)國晚期，這種集體協(xié)作的思想仍然根深于每個人的心里，因此呂不韋就在他的思想巨著《呂氏春秋》中進一步肯定了設立君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為個體的力量非常有限，但匯聚成群體卻能夠“制禽獸，服狡蟲”。而在這樣一個由弱小而強大的過程中，君主和君主原則就產(chǎn)生了，并表明：這是治理國家這個復雜工程中最為關鍵的一步。因此《呂氏春秋》中說道：“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p>
2，春秋戰(zhàn)國時期，周天子王權(quán)衰微導致的諸侯混戰(zhàn)、弱肉強食的混亂現(xiàn)實
早在公元前11世紀的西周初期，就確立了 “以禮治國”的治國思想，并且通過對夏商禮制加以損益，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禮儀制度。《禮記》、《周禮》、《儀禮》（號稱“三禮”）涵蓋了西周政治、行政、社會、生活諸多方面，不論是飲食還是殯葬，西周王朝均制定了“親疏有別、貴賤有等”的禮儀規(guī)范，這一方面規(guī)范了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則大大強化了等級制度，為最高等級的天子之權(quán)威的樹立奠定了基礎。因此自周武王滅商至平王東遷近300年時間的西周時期，總體上社會秩序井然有序，周天子之威儀也是無可撼動的。
但是到了西周末期，周幽王被犬戎和申侯殺死，都城鎬京被破壞嚴重。繼位的周平王不得不遷都洛邑，周天子威嚴掃地。此時各個諸侯國也不怎么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強一些的諸侯國便乘機厲兵秣馬，走上了對外兼并擴張的道路，故而原本秩序井然的中原大地烽火遍野，至此，諸侯混戰(zhàn)、弱肉強食成了中原大地的主旋律。如此“禮崩樂壞”之混亂局面，促使了各思想流派痛定思痛。
再次對比了之前西周王朝的安寧，便很容易得到一個結(jié)論：沒有強有力的天子主持局面，人世間只能退回至動物世界，屬于人類特有的文明秩序必將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貫穿動物界的叢林法則在主宰。即便是到了戰(zhàn)國晚期，呂不韋對此的認知也絲毫沒有變化，故而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認為：“亂莫大于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p>
由此可見，由于當時險惡的生存環(huán)境以及落后的生產(chǎn)力，單靠個人力量無法在大自然中生存，故而人們聚族成群體、協(xié)同作業(yè)，促使人們由弱變強便成為了社會共識；另外，由于當時周天子威嚴掃地、地位衰微使得各諸侯國紛紛逾越君臣之禮，走上了擴張稱霸的道路，如此使得中原大地蛻變到了動物世界中弱肉強食的混亂局面，這與西周時期的秩序井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故而有鑒于這兩點不爭之事實，各個思想流派雖然政治主張各異，但在立君問題上達到了高度一致，即便是提倡“民貴君輕”思想的儒家也免不了這個“俗”。
三，儒家思想提倡的“民貴君輕與君主專制制度的統(tǒng)一
雖然儒家思想在立君問題上與其他思想流派是“一丘之貉”，但畢竟還是站在民本位立場，故而其對君主專制也有其內(nèi)在考慮。
由于儒家思想創(chuàng)始人孔子對周禮持極其贊許之態(tài)，曾由衷說道： “郁郁文乎，吾從周?！辈⑶移錇檎鲝堃捕嗍腔謴椭艹Y制。眾所周知，周禮中很顯著一個特征便是強調(diào)“貴賤有儀、上下有等”的等級制度，并且還特別明確這一點：“禮”就是用以區(qū)別并顯示親疏貴賤、等級差別的。在此森嚴等級制度之禮儀規(guī)定下，天子之禮遇規(guī)格也是最高，如對于飲食禮儀，《國語·楚語下》就如是記載：
“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由此可見，貴為一國之尊的天子顯然位于等級金字塔之頂端，享受的待遇也是最好的。
孔子為何對森嚴的等級制度以及君權(quán)禮遇的至高無上持雙手贊成態(tài)度呢？這顯然并不單是出于個體群聚，實現(xiàn)由弱變強這一變革目的，更多的還是為了社會井然有序這一守成之需。正所謂“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要想社會井然有序，必然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否則兩個地位平等、同屬尊貴之人必然會爭論不休的，這顯然不是孔子期望看到的井然有序之現(xiàn)象。因此，孔子才會說出：“天上不可能有兩個太陽，人世間也不可能有兩個君王”這樣的話，因為這會導致爭論。那如何解決紛爭？顯然只有制定“尊卑有序”的等級制度，不論尊者、還是卑者，在等級制度框定好的禮儀下，大家有序就坐，如此社會安定、國家興旺也是指日可待之事。
如此看來，儒家思想雖然堅持君主專制，但并不與“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思想主旨相矛盾，因為它雖堅持君主專制，但并不代表就賦予了君主至高無上、可以胡作非為、濫用民力之顯赫權(quán)力，而僅是從禮儀方面賦予君主無上的禮遇，這與權(quán)力顯然有著天壤之別。對于君主而言，仍然有其約束，最明顯的便是德行要好、自律性強，要懂得愛民，杜絕濫用民力，如此贏得民眾認可，實現(xiàn)國家安定團結(jié)、社會秩序井然有序便也是預料之事。因此，提出“民貴君輕”為政思想的孟子才會對齊宣王提出了“國家治理不好，國君將怎么樣？”這樣的質(zhì)疑之語。
結(jié)語
綜上分析可知，儒家思想提倡“民貴君輕”，但在提倡等級制度，及與之相匹配的君主專制這一點上與其他思想流派如出一轍，這其中的原因有兩點：一是當時生存環(huán)境險惡，生產(chǎn)力落后，單靠個人力量無法在大自然中生存，故而人們聚族成群體、協(xié)同作業(yè)，如此實現(xiàn)人們由弱變強便成為了社會共識；二是因為當時周天子威嚴掃地、地位衰微使得各諸侯國紛紛逾越君臣之禮，走上了擴張稱霸的道路，如此使得中原大地蛻變到了動物世界中弱肉強食的混亂局面。鑒于這兩點不爭之事實，雖然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個思想流派政治主張不同，但在等級制度和君主專制上卻高度統(tǒng)一，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免其“俗”。
不過儒家思想提倡的等級制度和君主專制思想也有其內(nèi)在考慮，即其并沒有賦予君主至高無上、可以胡作非為、濫用民力之顯赫權(quán)力，而僅是從禮儀方面賦予君主無上的禮遇，如此做法之目的便也是出于社會秩序井然有序之守成之需。為了達成這一目的，杜絕君主濫用手中權(quán)力，儒家思想便對君主德行、自律也提出了要求，顯然“民貴君輕”便也是基于這種考慮提出的為政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