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的問題來源
理學作為一次先秦儒家思想的復興運動，理學對先秦儒家思想的重新建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文本系統(tǒng)，也就是四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格物致知這個問題就來源于四書里面的《大學》。
《大學》里的三綱：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綱是通過八條目展開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將八目看成一個完整的過程的話，那么格物致知就成為了治國，平天下的起點，因此格物致知非常重要。
朱熹 格物致知
朱熹的格物致知
朱熹觀點是：天地萬物之所以呈現(xiàn)其當前的狀態(tài)，是因為有一個最高的天理在，也就是一本之理，這個一本之理是最高范疇，而每個事物都有一個獨特之理，也就是分殊之理，也就是對于某一個事物來說，這個事物是從一本之理那里獲得了成就這個事物當前狀態(tài)的原理，分殊之理是從一本之理那里獲得的部分，但是，這個部分并不是殘缺的，分殊之理對于這個事物來說是完滿的，朱熹認為：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不斷的積累，不斷的去格許許多多的分殊之理，獲得關于分殊之理的具體知識，達到一定的狀態(tài)后，我們才有可能獲得類推的前提基礎，才有可能獲得關于一本之理的把握。
朱熹的觀點并不是要窮盡天下之物，而是格一些事物以后，其他的可以類推，但是，但這需要積習既久，不斷的積累，對于普通人來說，我們只有通過對分殊之理的不斷還原，我們才有可能獲得類推的前提和基礎，才有可能獲得關于一本之理把握的前提和基礎。
朱熹認為：理存在于具體的事物之中，所以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要還原出具體事物之理，也就是即物而窮理，朱熹強調(diào)窮理，但是更強調(diào)的是格物本身，他認為：格物是致知的前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不可逾越，不可超越等級，不可違背次序。
王陽明 格物致知
王陽明的格物致知
王陽明認為如果按照朱熹的觀點，那么我縱然格得外物之理來，又如何能誠得我自家的意？具體事物之理在具體事物之中，那么這和我自己的誠意正心有什么關系？也就是按朱熹的觀點，格物致知和誠意正心這個之間是有嚴重的脫節(jié)的。
王陽明觀點是：格物致知的格：正也，格物致知的物：事也，將物解釋成事，那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物體的存在，而是介入了我的主體活動的一個過程，格物也就是正事，王陽明認為心即理，事物之理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心里，如：孝順父母，父母為孝順的對象，按朱熹所說，理在事物之中，那么孝道就是在父母那里，如果不孝那么就要從父母身上找原因？王陽明認為理在自己心中，孝道也在自己心中，如果不孝應該從自己心中找原因，也就是君子反求諸己。那么格物解釋成正事，而王陽明認為事物之理在我的心中，此時，事物正還是不正首先就取決于我自己的心正還是不正，因為心不正，事物自然不會正，心正了，事物自然就正，格物也就是將心正過來，心正過來了事物自然正過來了，一個事物正還是不正在于正心，心正還是不正的標準在于是否合乎自己的本心，合乎天理。因此，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一回事，格物就是正心，正心也就是誠意，誠意也就是致知，作為一個道德實踐的過程這些都是完全統(tǒng)一的。
那么格物致知在王陽明這里的意思就是：我作為一個實踐的主體，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如何去正自己的心，致知在提出致良知后這個知就是良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各得其正。
王陽明的格物致知強調(diào)了我作為實踐的主體在實踐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了道德主體在道德實踐過程中所起到的主體作用。
王陽明
朱熹和王陽明關于格物致知的評判
二程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陽明的格物致知不在同一個理論領域，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知是包含一種知識，也就是包含著具體事物的客觀知識，一個具體事物的具體知識，我們只能在這個具體事物中去了解它，去還原它，現(xiàn)實生活中的確有很多客觀的知識是需要我們善加領會的，而王陽明跳出了朱熹的關于我和事物相對的這種關系情境，而換成了主體我的實踐情境，這種轉換使得格物致知的知不僅僅是知識，更是關于道德知識的道德實踐，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作為一個道德實踐的過程給統(tǒng)一起來了。格物致知的致知在王陽明提出良知學說后，就變成了致良知，也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各得其正，這兩種觀點不在同一個層面，他們分別都有合理的地方，無關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