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拙著《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一文[1]中，作者曾經比較宋、元、明三朝以銀表示的米價，說明代長江下游或江南的平均米價，每石約值銀九錢四分多點，約為宋、元時代平均價格百分之五○左右。因為江南是全國的谷倉，在宋代已經有“蘇、常熟，天下足”這句俗語的流行，故那里米價的變動應該可以代表全國米價變動的一般趨勢。不過，事實上，由于土地面積的廣大，地形的險阻，交通運輸的困難，以及其他因素，我國有些地方的米糧供求狀況，和價格變動，并不和全國各地完全一致。比方明代北方邊境各地，因為駐有大量軍隊，米糧的價格便常常因求過于供而不像江南那樣便宜，其波動的程度也遠較國內各地為大。
明朝（1368—1644）統(tǒng)一中國后，蒙古的統(tǒng)治者自大都（即今北京）撤回塞外，但還保有相當雄厚的軍事力量，常常給予明帝國的安全以嚴重的威脅。由于北邊國防形勢的特殊，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北方邊境作積極的防御布置。因此，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沿著長城（按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迄嘉峪關）的國防線上，先后設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及甘肅九個重鎮(zhèn)，合稱九邊，各設重兵，統(tǒng)以大將。這九個重鎮(zhèn)既然都駐有重兵，兵多了，對糧食的需求自然增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當日北方沿邊各地，由于天然的（例如土壤貧瘠、雨量不足、氣候早寒）及人為的（例如戰(zhàn)爭的破壞）原因，米糧產量卻非常有限，故米糧價格常常發(fā)生波動。因為米價的波動足以影響邊地駐軍的生活，故明代文獻中有不少關于米價變動的記載。在上述九鎮(zhèn)中，我們對于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綏及甘肅等六鎮(zhèn)米糧價格的記載都曾搜集到不少的資料，故在本文中加以初步的整理。
二
為著要探討明代北方邊境米糧價格變動的情況，我們可以沿著北方邊境，自東至西，把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綏及甘肅的米價，分別列舉如下。
（1）遼東明代遼東的鎮(zhèn)守總兵官駐扎廣寧城（在今遼寧北鎮(zhèn)縣西南一百三十里），副兵官駐扎遼陽（今遼寧遼陽縣治），[2]其分守地自山海關至鴨綠江口。關于明代遼東的米價，茲撰成下列兩表。
第一表 明代遼東每石米價
續(xù)前表
續(xù)前表
第二表 明代遼東米價指數（基期：1450）
續(xù)前表
資料來源：見第一表。1450年米價，以1440年米價來代替。
明代遼東人口消費的糧食，除稻米（大米）外，粟（小米）也非常重要。關于明代遼東的粟價，我們也搜集到一些資料，茲列表如下：
第三表 明代遼東每石粟價
續(xù)前表
根據第一、二兩表，我們可知明代遼東的米價，自正統(tǒng)年間（1436—1440）至天啟初年（1621），雖然一起一伏的變動，但就長期觀點來看，顯然有長期上漲的趨勢。在這將近兩個世紀的期間內，有三個米價特別上漲的時期，即成化十四年（1478）（每石銀四兩），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1559）（每石七八兩），及萬歷四十六年（1618）（每石三兩）至天啟元年（1621）（每石十二兩）。這前后三次米價上漲的高峰有后來居上的趨勢。換句話說，如以成化十四年的米價為基期，嘉靖三十七、八年為它的兩倍，天啟元年為它的三倍。復次，就遼東的粟價來說，我們也可以約略看出，萬歷年間（1573—1620）的價格，約比一個世紀以前的成化年間（1465—1487）高出數倍至十余倍。
（2）薊州薊州鎮(zhèn)故治在今河北省薊縣，其分守地包括今之河北邊外山海關至居庸關的長城。關于明代薊州的米價，茲撰成第四、五兩表。
第四表 明代薊州每石米價
續(xù)前表
第五表 明代薊州米價指數（基期：1450）
續(xù)前表
資料來源：見第四表。1450年米價，以1449年米價來代替。
我們看過第四、五兩表之后，可知薊州的米價，在正統(tǒng)十四年（1449）以后的長期間內，雖然不像遼東米價波動得那么厲害，但在嘉靖（1622–1666）中葉前后，及萬歷（1573—1620）中葉以后，也向上升漲，其后到了天啟三年（1623），以山海關米價為例，更漲至每石售銀四兩，約為15世紀中葉的十三倍有多。
（3）宣府宣府鎮(zhèn)故治在今察哈爾宣化縣，[3]其分守地為今察哈爾延慶縣至山西大同境的長城?，F在把明代宣府的米價，列表如下。
第六表 明代宣府每石米價
續(xù)前表
第七表 明代宣府米價指數（基期：1450）
資料來源：見第六表。
根據第六、七兩表，可知明代宣府的米價，在15世紀中葉前后還相當便宜，每石約售銀四錢多至五錢左右；但到了15、16世紀間，米價貴時每石要售銀二兩或將近二兩左右；其后到了16世紀中葉及17世紀的30年代，每石米價更高漲至銀五兩或四兩。
?。?）大同大同鎮(zhèn)故治在今山西省大同縣，[4]其分守地為山西邊外的長城。關于明代大同的米價，現在根據記載撰成第八、九兩表。
第八表 明代大同每石米價
第九表 明代大同米價指數（基期：1450）
資料來源：見第八表。
第八、九兩表告訴我們：明代山西北部大同一帶的米價，與宣府米價變動的趨勢幾乎完全一樣。換句話說，大同每石米價，在15世紀中葉約值銀四錢，其后有上漲趨勢，及16世紀中葉和17世紀的30年代，更上漲至每石售銀三兩有多或四兩。
（5）延綏延綏鎮(zhèn)城初在陜西綏德，及成化九年（1473）更向北遷移至陜西榆林，[5]故又名榆林鎮(zhèn)，其分守地包括由延安至綏德的陜西北部地區(qū)。茲將明代延綏米價，列表如下。
第十表 明代延綏每石米價
續(xù)前表
續(xù)前表
第十一表 明代延綏米價指數（基期：1450）
資料來源：見第十表。1450年米價，以成化年間（1465–1487）以前米價來代替。
根據以上兩表，可知明代延綏的米價，在成化年間（1465—l487）以前，即15世紀中葉左右，低廉到每石售銀二錢，其后有漲有落，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曾高漲至每石五兩，約再過一百年后的崇禎四年（1631）則上漲至每石四兩。
?。?）甘肅明代甘肅鎮(zhèn)的鎮(zhèn)守總兵官駐扎甘州城（今甘肅省張掖縣），[6]其分守地自莊浪北至嘉峪關，即甘肅西北的長城。關于明代甘肅米價及粟價，茲撰成下列三表。
第十二表 明代甘肅每石米價
續(xù)前表
第十三表 明代甘肅米價指數（基期：1450）
資料來源：見第十二表。1450年米價，以成化年間（1465—1487）以前米價來代替。
第十四表 明代甘肅每石米價
續(xù)前表
根據以上三表，我們可以知道，明代甘肅米價變動的趨勢，除正德九年（1514）特別昂貴以外，和延綏米價非常相似。甘肅的粟價也和米價一樣，在15世紀中葉左右比較便宜，及16世紀20、30年代間則向上升漲。
第一圖 明代遼東及薊州米價指數
第二圖 明代宣府及大同米價指數
第三圖 明代延綏及甘肅米價指數
上述明代北方各鎮(zhèn)以銀表示的米價，約在15世紀中葉以前不久
才有紀錄，這是因為明朝初葉政府發(fā)行“大明寶鈔”，禁止以銀交易，其后到了正統(tǒng)元年（1436）才正式準許用銀作貨幣的原故。明朝政府于洪武八年（1375）發(fā)行大明寶鈔，規(guī)定鈔一貫準錢一千文，銀一兩，或金二錢五分。為著要保證寶鈔的流通，禁止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墒牵谧畛醢l(fā)行的數十年內，由于收回受限制，發(fā)行不受限制，寶鈔的流通量越來越激增，它的價值便越來越低跌。寶鈔既然要不斷貶值，人民為著要保護自己的利益，免受損失，自然不愿使用或持有寶鈔，從而藐視政府的禁令，相互間改以價值比較穩(wěn)定的白銀作貨幣來交易。迫于客觀形勢的驅使，到了正統(tǒng)元年，政府在長江以南大部分交通不便地區(qū)征收的田賦，也規(guī)定由米、麥改折成銀兩，按照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的比率來征收，稱為“金花銀”。人民既然要用銀代替米、麥來納稅，他們必須能夠把農產品拿到市場上出賣，換到銀子作代價才成。因此，政府“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7]銀既然正式成為合法的貨幣來流通，各地市場上的物價自然都改用銀兩來表示，故在明代文獻中，約在15世紀中葉以前不久，北方邊鎮(zhèn)的米價，也開始改用銀兩來計算。
三
綜觀明代文獻中關于北邊米價的紀錄，我們可以發(fā)現當日北方各邊鎮(zhèn)的米價變動，約有四個比較明顯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自明代中葉左右開始，北方邊鎮(zhèn)米價長期上漲的趨勢。
就遼東來說，在正統(tǒng)五年（1440）及以前，每石米只售銀一錢至一錢余，比每石折征二錢五分的金花銀還要低廉，可是在成化十四年（1478）卻每石售銀四兩，嘉靖三十七、八年（1558–1559）售銀七八兩，及天啟元年（1621）更高漲至每石售銀十二兩。如果拿前后三個米價上漲的高峰來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看見，第二個高峰（嘉靖三十七年）為第一個高峰的兩倍高，第三個高峰（天啟元年）為第一個高峰的三倍高。宣府、大同的米價，在長期間內雖然沒有像遼東波動得那么厲害，但在嘉靖三十八年及崇禎十年（1637），米價昂貴至約為15世紀中葉的數倍或將近十倍。延綏的米價，在成化年間（1465—1487）以前每石不過售銀二錢，但到了崇禎四年（1631）卻上漲至每石售銀四兩，即約為15世紀中葉的二十倍。明代北邊每五十年平均的米價，根據日本學者寺田隆信的研究，自1440—1489年，每石平均售銀。．四八九兩；1490–1539年，上漲至一．七五二兩；1540—1589年，上漲至二．六五八兩；1590–1625年，更上漲至四．四七七兩。[8]由此可見，明帝國北方邊境的米價，在15世紀中葉以后將近二百年的期間內，約上漲九倍多點。
第二個特點是明代北方邊鎮(zhèn)米價之季節(jié)性的變動。明代北邊各鎮(zhèn)米糧的供求狀況，在一年中往往因季節(jié)的不同而發(fā)生變化，故米價在秋天收成時往往比較低廉，但到了春天青黃不接時卻非常昂貴。嘉靖十年（1531）二月，兵部尚書李承勛說：“大抵邊鎮(zhèn)米價，不論豐兇，冬月猶可，一人初春，日益翔貴。商販以時廢居，率致巨富?！盵9]當日邊鎮(zhèn)米商賴以獲利的因季節(jié)而波動的米價，到底波動得怎么樣呢?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月，巡撫山西侍郎萬恭說：“三關（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在今山西北部）……往歲八月秋成，銀一兩可得米二石?！又潦拢詾闀r估方定，則僅得一石八斗矣?！蛹敖駳q二月，又僅得一石四斗矣?！盵10]換句話說，同樣一兩銀子，如在山西北部購米，在春天二月的購買力約只為去年八月收成時的百分之七十。當日山西北部米價這樣的波動，還算是比較溫和的，事實上北方邊鎮(zhèn)的米價，在春天青黃不接時往往為秋收時的兩倍，或將近三倍。約在嘉靖（1522–1566）中葉以前，鄒守愚撰《邊儲議》，其中說：“且收成之際，多在于七八月，米價之賤，多止于五六錢。……明年之春，……欲糴之日，則病于時估之涌騰，名曰八錢，實過一兩。”[11]又嘉靖三十七年（1558）八月，大學士嚴嵩等說：“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斗?！粞又羴泶憾聲r，米價騰貴，銀三兩才可得米一石耳?！盵12]
第三個特點是明代北邊各鎮(zhèn)的米價水準，大部分時間都遠較內陸為高。當日位于國防最前線的北方邊鎮(zhèn)，政府為著要保障國家的安全，不得不在那里駐防大量的軍隊。軍隊多了，對于糧食的消耗自然特別增大。可是，沿著長城的大部分地區(qū)，由于土壤砂瘠、雨量不足、氣候早寒，糧食的產量非常有限，[13]故在那里集中的軍隊，有賴于內陸糧食及其他物資的供應。不過，邊鎮(zhèn)與內陸之間，往往因為地形險阻，交通困難，運輸費用非常之大，[14]故加上運費以后，邊鎮(zhèn)米價自然要遠高于內陸。約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階說：“二鎮(zhèn)（宣府、大同）米、麥，每石值銀三兩以上。而軍士每月支銀七錢，僅買米、麥二斗二三升，豈能養(yǎng)贍?……今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仰賴圣恩，二麥大熟，每石止值銀四錢以下?！盵15]由此可知，宣府、大同的米、麥價格，將近為北直隸、山東、河南麥價的十倍。在遼東方面，當萬歷四十八年（1620）熊廷弼談到那里米糧及其他物品價格的時候，他說：“每銀一兩，不當內陸二錢之用?！盵16]其后，到了天啟六年（1626）十一月，遼東巡撫袁崇煥也說：“兵每月（銀）二兩，餉豈不厚?但不屯無粟，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如他處數錢之用。”[17]這可能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但明代北方邊鎮(zhèn)的米價，大部分時間都要遠較內陸昂貴得多，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第四個特點是地理上比較接近的邊鎮(zhèn)，米價升降的趨勢大體上都很相似。明帝國北方邊境，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因為面積廣大，各地米糧的供求狀況當然不盡相同，米價的變動當然也不會完全一樣?？墒?，如果把上述各邊鎮(zhèn)的米價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發(fā)現，位于北邊偏東的遼東與薊州，米價變動的趨勢非常相似，這顯然是由于兩鎮(zhèn)的地理位置比較接近的原故。同樣因為地理上的接近，位于長城中部的宣府與大同，米價升降的趨勢也很相像。復次，關于明末甘肅米價的資料，我們一時還沒有找到，但就嘉靖十年（1531）以前的米價來說，位于長城西部的延綏和甘肅，米價變動的趨勢也有若干相似的地方。
四
在明代北方邊鎮(zhèn)米價變動的幾個特點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葉以后米價長期上漲的趨勢。對于此點，我們現擬進一步來加以研究。
上引各種記載告訴我們，明中葉后北邊米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米糧的歉收。明代北邊各鎮(zhèn)，因為駐屯了重兵，對糧食的需求非常之大，市場對糧食供應的變化也很敏感。因此，每當農產收成不好的時候，米價往往比收成好時加倍，[18]或將近加倍。[19]可是，北方各邊鎮(zhèn)，以榆林（即延綏）為例，是“熟時實少，不熟時實多”[20]的。如果荒歉的程度加大，米谷價格往往上漲至為平日的三四倍。[21]根據第一表，遼東因為連年歉收，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遭受“百年未有之災”，米價尤其昂貴，每石要售銀八兩。陜西在明季數十年內，常常發(fā)生天災一一尤其是旱災。萬歷（1573–1620）四十八年間，有災荒記錄的，占二十五年。崇禎（1628—1644）年間，幾乎連年災荒。這和當日西北各地米價的昂貴，當然有密切的關系。[22]
農產失收對于米價上漲的影響，我們自然不能否認。但事實上，米糧收成的豐歉，只能解釋米價的短期波動；因為本年糧產歉收固然促使糧價上漲，如果其他情形不變，只要明年豐收，糧價自然要回復至原來較低的水準的?？墒?，如上述，明中葉后北方邊鎮(zhèn)的米價，雖然有起有伏，從長時期的觀點來看，很明顯的有長期上漲的趨勢。為著要了解這種趨勢，我們必須從長期的觀點來考察一下明代北邊米糧的供求狀況?，F在先從供給方面說起。
由于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明帝國初建立時的北方邊境，有廣大面積的荒閑田及拋荒田?？墒?，由于國防上的需要，明朝政府卻在那里駐屯重兵，因此要實行屯田政策來開墾荒田，以便增加糧食的供應。當日北方沿邊的田地，有由軍士屯種的，稱為“軍屯”；有由商人雇人墾殖的，稱為“商屯”。當軍屯或商屯盛行的時候，駐防于北方邊鎮(zhèn)的軍隊，自然可以得到比較充分糧食的供應；可是，約自明中葉左右開始，軍屯及商屯相繼破壞，邊防軍隊的糧食問題便要嚴重起來了。
明初邊地的軍士，規(guī)定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從事屯種的屯軍，多半每人耕種五十畝的軍屯分地，每年生產所得，以正糧十二石自用，而交納余糧六石上倉，以給守城軍士。[23]這樣一來，利用軍隊勞力來墾種荒田的結果，邊地糧食生產自然增加，從而軍糧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因此，明人常常稱道明初軍屯的盛況。在隆慶三年（1569），戶部尚書劉體乾說明初北邊各鎮(zhèn)，“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24]其中關于遼東的軍屯，成化十九年（1483）總理糧儲戶部郎中毛泰說：“自洪武（1368—1398）至永樂（1403—1424），為田二萬五千三百余畝（按應作頃，畝誤），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足兵之要道也。”[25]此外，大同、甘肅以及其他邊鎮(zhèn)的糧餉，據說也都仰給屯田。[26]這些話可能過于夸大，但毫無疑問的，洪武、永樂間軍屯的積極推行，曾有助于北邊駐軍糧餉問題的解決。
可是，明初政府在北邊積極推行的軍屯措施，經過相當時期以后，卻逐漸廢弛。北邊田地多半砂瘠，在明朝中葉以前，被分派在那里耕種的屯軍，多因勞費大，收獲小，賠納不起定額的屯糧（又稱屯糧子粒、屯田子粒、或子粒），而饑困逃亡。[27]其后，到了嘉靖年間（1522–1566），由于邊防吃緊，敵兵侵擾，屯政更大受破壞。[28]因此，早在成化十九年（1483），戶部郎中毛泰已經說遼東屯糧的實際收入，“歲不足七八萬（石）之數，較于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29]在弘治年間（1488–1505），兵部尚書馬文升說：“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廢，冊籍無存?！苯Y果屯地“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30]到了嘉靖年間，魏煥說：“今之屯田，十無一存?！盵31]又總制陜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王瓊說：“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食不充?！盵32]又兵科右給事中祝詠說：“甘肅屯田，名存實廢?！盵33]及隆慶初年（1567），戶部尚書馬森說：“屯田十虧七八。”[34]再往后，到了萬歷四十一、二年（1613—1614），戶部尚書葉向高把洪武、永樂間北方邊鎮(zhèn)每年的屯糧收入，和當年的屯糧收入，加以比較，茲列表如下：
第十五表 明代北方邊鎮(zhèn)每年的屯糧收入（單位：石）
資料來源：《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八冊（卷四六一），頁409，葉向高《屯政考》。按葉氏于萬歷四十一、二年任戶部尚書（見《明史》卷二四○，頁1—9，《葉向高傳》，及卷一一○，頁16—17，《宰輔年表》），該文當撰于此時。
根據第十五表，我們可知，原來屯糧較多的邊鎮(zhèn)，如遼東、甘肅，在萬歷中葉以后每年的屯糧收入，還不到洪武、永樂間的四分之一；其余邊鎮(zhèn)的屯糧收入，也較前銳減。綜括起來，葉向高在上引《屯政考》中說：“及嘉（靖）、隆（慶）以來，累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贝送?，在上表中沒有提及的大同屯糧，洪武、永樂間每年多至五十余萬石，及嘉靖三十八年（1559）更減至只有十余萬石。[35]
北邊各鎮(zhèn)原來賴以供應糧餉的軍屯，自明中葉以后既然由盛而衰，那里的糧食供應自然要大受影響。除軍屯以外，明代北方沿邊的土地，又由商人出資雇人屯墾，稱為“商屯”。明中葉以前，商屯對于北邊糧食的供應也有貢獻，但自中葉以后，也因制度的改變而日趨衰落。
為著要滿足北方沿邊駐軍對于糧食的需求，明初政府以食鹽作代價來獎勵商民輸送糧食，名叫“開中”。[36]其法規(guī)定商民把米粟運往邊境，向官倉繳納，換取鹽引，再拿鹽引到各鹽產區(qū)換鹽出賣。每一鹽引須納糧多少，因道路遠近險易，及糧食的種類，而各有不同。例如洪武三年（1370），商人于大同倉人米一石，或于太原倉人米一石三斗，便可得到淮鹽一小引（重二百斤）。[37]后來因為要獎勵商人輸納更多的米粟，政府更減低每一鹽引所須輸納的數量。例“如永樂年間（1403—1424），淮鹽每引不過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遇米貴，小米亦止二斗五升”。[38]因為按照這種比率來換取鹽引，有利可圖，同時如果在邊方就地生產糧食，更可節(jié)省內陸與邊方間的運輸費用，故財力雄厚的鹽商便出資招募流民，在邊地開墾耕種，再把生產得來的米粟就地繳納，換取鹽引。[39]這樣一來，貧瘠荒涼的邊地，便因商人的墾辟屯種，而糧產增加，[40]糧價低廉，[41]同時軍糧的供應也充裕起來了。[42]
可是，這個對明帝國北邊軍糧供應曾經有過貢獻的商屯制度，到明朝中葉左右卻日趨廢弛。明代人口消費的食鹽，大部分產于沿海地區(qū)，其中尤以兩淮的出產為最重要。但各鹽產區(qū)每年產量的豐歉，遠在北邊各地的政府機構并不完全知道，故召商輸糧，有時不免多發(fā)鹽引。由于鹽引發(fā)出過多，商人持往各鹽產區(qū)換鹽，往往因為鹽產不足，不能馬上得到，結果只好“守支”（守候鹽的支給）。[43]正統(tǒng)五年（1440）正月，“兩淮都轉運使司奏：各處納米中鹽客商，有永樂（1403—1424）中候支，到今祖父子孫相代，尚不能得者”。[44]這種情形，到了成化年間（1465—1487）更為嚴重。[45]商人因為深深感覺到守支的痛苦，自然希望這個制度能夠改善。在另外一方面，沿邊荒地既然由商人投資來雇人屯墾耕種，邊地的糧食生產自然增加，糧價自然下跌。當糧價低下的時候，如果仍然按照原來鹽一引易粟二斗五升的比率來開中，政府不免感到吃虧太大。由于這些情勢的驅使，到了弘治五年（1492），在淮安出生的戶部尚書葉淇，便應兩淮鹽商的請求，加以改革，規(guī)定以后商人不必納粟于邊，只要在鹽產區(qū)向都轉運使司納銀，即可得到鹽引，換鹽出賣。因為每一鹽引所納銀數，遠較原來在邊地繳納米粟的時價為高，官方也覺得比較上算。[46]可是，這樣一來，商人看見此后不必人粟于邊，便不再在那里墾辟屯種，結果邊地荒蕪，糧產銳減，糧價激劇上漲。[47]有鑒于納銀而不納粟的流弊，在葉淇變法后的長期間內，曾經有不少人建議恢復開中法，可是，由于屯墾設備的廢壞、壯丁的離散、邊地的荒蕪，以及其他因素，事實上商屯制度再也不能有效實行了。[48]
綜括上文，我們可知在明代前期本來有助于北邊就地籌足軍糧的軍屯與商屯，自中葉以后都日趨廢弛。由于屯田制度的廢弛，北邊米糧生產不足，供給減少，價格當然要上漲了。
五
明中葉后北邊米糧價格所以長期上漲，除供給方面的原因以外，我們又可從需求方面來加以考察。
當北邊糧食生產因屯田衰落而減小的時候，在那里駐屯的軍隊，對于糧食的需求卻仍然一樣；有時因為邊境形勢緊張，戰(zhàn)爭爆發(fā)，軍隊加多，對于糧食的需求更要增大。在這種情勢之下，政府既然不能倚賴軍屯或商屯來供應軍糧，為著要維持邊軍的生活，便不得不運輸銀子前往接濟，稱為“年例”，或“年例銀”。嘉靖年間，梁材曾撰文說：“正統(tǒng)（1436—1449）、景泰（1450—1456）年間，各邊京運年例銀兩多寡不等，大約不過一十萬兩之數?！盵49]事實上，每歲各邊京運年例銀十萬兩的時間，只限于正統(tǒng)年間及景泰初葉，因為景泰三年（1452）戶部運往陜西、宣府、大同、遼東糴軍餉的銀子已達三十萬兩，[50]景泰七年（1456）則為二十五萬五千兩。[51]其后到了天順三年（1459）更多至四十三萬兩，四年為三十五萬五千兩。[52]大約初時政府運銀赴邊，還沒有成為定例，但自成化二年（1466）開始，則正式成為歲額或年例。茲將成化二年以后每年自京輸往各邊的年例銀總額，列表如下：
第十六表 明代各邊年例銀總額
續(xù)前表
資料來源：《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七冊（卷四四四），頁479叫80，王德完《國計日詘邊餉歲增乞籌畫以裕經費疏》（萬歷二十一年）；第二六冊（卷四二六），頁335，陳于陛《披陳時政之要乞采納以光治理疏》（撰于萬歷二十二年，參考《明史》卷二一七，頁6，《陳于陛傳》）；第二○冊（卷三一八），頁48，王崇古《陜西歲費軍餉疏》；《明神宗實錄》卷一八六，頁6下—7，“萬歷十五年五月癸卯”；卷二二三，頁4，“萬歷十八年五月丁巳”；卷三五五，頁2下，“萬歷二十九年正月己未”；卷四四九，頁6下，“萬歷三十六年八月庚辰”。
看過第十六表以后，我們可知，明代北方各邊的年例銀，自嘉靖初年（1522）開始，有越來越增加的趨勢。關于各邊年例銀增加的情形，萬歷二十一年（1593）王德完說：“總計弘（治）、正（德）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余萬，業(yè)已七倍。至今日則三百八十余萬，且十倍之?！盵53]根據上表，到了萬歷三十六年（1608），各邊年例銀更多至為嘉靖以前的十二倍以上。除各邊年例銀的總額以外，王德完又分別列舉每一邊鎮(zhèn)自嘉靖以前至萬歷二十一年的年例銀數，茲列表如下：
第十七表 明代每一邊鎮(zhèn)的年例銀數（單位：兩）
資料來源：王德完前引文，其中又說：“其在甘（肅）、固（原）等鎮(zhèn)，或增八九萬，四五萬，此眇少者也?！盵54]
根據以上兩表，我們可以看出，自嘉靖初年至萬歷中葉，即在16世紀的長期間內，政府每年運往北邊各鎮(zhèn)的年例銀，有繼續(xù)大量增加的趨勢。其后到了萬歷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爾哈赤在統(tǒng)一女真諸部族后，以“七大恨”告天，誓師滅明。隨著遼東戰(zhàn)事的爆發(fā)，明朝政府由于軍事上的需要，更繼續(xù)不斷地把大量銀子運往使用，稱曰“遼餉”。例如萬歷四十七年（1619）八月，吏科等科給事中張延登、官應震等說：“自有遼事迄今一年有奇，而解發(fā)該鎮(zhèn)者已四百余萬。”[55]又泰昌元年（1620）八月，戶部奏：“今查（萬歷）四十六年四月起，至今年七月止，共解過遼東銀八百三萬八千有奇?！盵56]又同年十月“己酉，戶部奏：遼東新餉，自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起，至泰昌元年九月止，共發(fā)過一千五十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三兩有奇”。[57]其后到了天啟元年（1621）正月，“戶部尚書李汝華條遼餉之數：自萬歷四十六年閏四月二十五日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七日止，共發(fā)銀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二千五百六十兩零；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共發(fā)銀二十五萬五千八百六十兩；總計發(fā)銀之數，二千□□□（按應作：一十八）萬八千三百六十六兩”。[58]由此可知，在遼戰(zhàn)發(fā)生后的兩年零八個月內，戶部運往遼東的銀子已經超過二千萬兩。除遼東外，如果再加上運往其他邊鎮(zhèn)的年例銀，明季每年在各邊支用的銀子，為數當然很多。
無論是年例銀或是遼餉，都是由政府以稅收及其他方式自全國各地征集得來，而轉運往各邊支用的。北邊各鎮(zhèn)銀兩開支激增的結果，在市場上對于米糧及其他物品的需求自然增大?？墒牵腥缟鲜?，明中葉后北邊米糧的供應卻因軍屯、商屯的相繼衰落而銳減。這樣一來，在中葉以后的長期間內，供給減小，需求增大的結果，北方各邊鎮(zhèn)的米價自然要向上升漲；而萬歷末年以后的遼東，由于遼餉開支的特別增大，米糧及其他物品的價格自然要更加昂貴了。
六
綜結上文，我們可知，明代北邊各鎮(zhèn)以銀表示的米價，雖然各有漲落，但自中葉以后，很明顯的有長期上漲的趨勢。米糧價格的漲落，和糧產收成的豐歉當然有密切的關系，可是事實上這只能解釋米價的短期波動；因為本年米糧歉收，雖然要由于供給減小而價格升漲，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到了明年豐收，米價自然仍舊降至原來較低的水準。因此，對于明中葉后北邊米價的長期上漲，我們要從那里米糧市場上長時期的供求狀況來加以說明。在供給方面，約自明中葉左右開始，原來曾經每年供應邊軍以充足糧食的軍屯與商屯，都相繼廢弛。當屯田廢弛，不能在沿邊就地籌足軍糧的時候，政府為著要維持邊軍的生活，每年只好運年例銀前往，以便用來收購軍糧，或支發(fā)軍餉。故由于年例銀的增加，北邊各地對于米糧的需要也就跟著增大。
明中葉后屯田制度所以由盛而衰，原因有種種的不同，但沿邊形勢緊張，敵兵時常侵擾，當是其中重要的一種。至于各邊年例銀的增加，一方面固然由于邊地米價昂貴，政府不得不多運銀子前往收購，他方面又由于邊防吃緊，軍事支出激增。萬歷末年遼餉的大量開支，更是遼東戰(zhàn)事爆發(fā)所致。因此，尋根究底，明中葉后北邊米糧價格所以因求過于供而長期昂貴，沿邊形勢的緊張顯然是其中一個基本的原因。
在北邊刺激米糧價格上漲的年例銀，由嘉靖（1522–1566）以前每年的四十萬兩多點，增加至嘉靖末年（1566）的二百七十余萬兩，更增加至萬歷三十六年（1608）的四百九十余萬兩。到了萬歷四十六年（1618）遼戰(zhàn)爆發(fā)，明朝政府在兩年零八個月的期間內，光是遼餉的支出，便超過二千萬兩。明廷每年在沿邊支出越來越多的銀子，固然自全國各地搜括得來，而它所以能夠搜括到這許多銀子，和當日外國白銀大量流人，使國內銀流通額激增，也有密切的關系。原來西班牙政府于15、16世紀間占領美洲后，一方面在那里開采儲藏豐富的銀礦，他方面以西屬美洲為基地，于1565年占據菲律賓群島。自這一年開始，來往于美洲與菲島之間的大帆船，每年都載運大量白銀輸往菲島。這些銀子運抵菲島后，大部分都為自中國（尤其是福建）前往貿易的商人賺回本國。[59]由于大量白銀的長期輸入，中國國內的銀流通量自然激增，故明季政府在各地征稅時，能夠征集巨額的銀子，以滿足北邊軍事上的需要。由此看來，盡管太平洋是這樣的遼闊，遠在西屬美洲的銀礦生產，在明朝末葉的長期間內，對于明帝國北邊米價的波動也是有影響的。
1969年7月8日，九龍。
附記：文中有關米價指數的編制與繪圖，曾蒙王業(yè)鍵先生幫助，特此致謝!
注釋：
[1] 《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一期，頁157—186，九龍，1967。
[2]魏煥《皇明九邊考》（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卷二，頁3叫；和田清編《<明史·食貨志>譯注》，東京，1957，上卷，頁417。
[3]和田清前引書，上卷，頁416。
[4]同書，上卷，頁417；《皇明九邊考》卷五，頁2下—3。
[5]和田清前引書，上卷，頁415。
[6]同上；《皇明九邊考》卷九，頁3。
[7]參考拙著《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
[8]寺田隆信《明代北邊的米價問題》（日文），《東洋史研究》，日本京都，1967，第二十六卷第二號，頁194。
[9] 《明世宗實錄》卷一二二，頁8，“嘉靖十年二月丙子”。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七冊（卷一○○），頁394，李承勛《豐財用材》說：“各邊谷粟之價，不論豐兇，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正月以后，則日貴一日?！?/p>
[10] 《明世宗實錄》卷五四六，頁8—9，“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壬戌”。
[11] 《皇明經世文編》第一三冊（卷二○一），頁467—468。
[12] 《明世宗實錄》卷四六三，頁1下，“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13]關于明代宣府、大同、延綏、甘肅的糧食生產情況，《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二冊（卷三五八），頁344—345，龐尚鵬“清理宣府屯田疏”說：“該鎮(zhèn)（宣府）延袤不及五百里，山川棼錯，地多不毛。求其可施鋤犁者，僅十之三四，而沙礫半之。……即使其廣收而薄斂，猶患不能自存?！庇值诙藘裕ň硭奈宥?4，梅國禎《再請罷榷稅疏》說：“且九邊之地，無不稱窮苦，而至窮至苦，則大同為第一。地濱窮荒，土脈沙瘠，而風氣寒冰異常，穡事歲僅一熟。稍遇旱荒，即一熟不可得。自谷、荳、黍、稷之外，百物不產?！庇值谝晃鍍裕ň矶?46；許論《榆林鎮(zhèn)》說：“鎮(zhèn)（榆林鎮(zhèn)，即延綏鎮(zhèn)）城四望黃沙，不產五谷……”（又見《皇明九邊考》卷七，頁11）又《明神宗實錄》卷一三三，頁7，載萬歷十一年（1583）二月戊戌，“戶部覆：甘肅巡撫王口、巡按吳定題稱，甘肅地土瘠薄，天氣寒冷；附近力勤者，種一歇二，方能收獲；地遠力薄者，三四年方種一次?！贝送猓踟广尅睹鞔能娡汀罚ㄖ腥A書局，1967），頁248—249，251—253，也詳細探討明代北邊各重鎮(zhèn)農業(yè)落后的情況，可供參考。
[14]例如《明史》卷一八二，頁12，《馬文升傳》，載弘治十三年（1500），馬文升說：“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庇帧睹餍⒆趯嶄洝肪硪黄咂?，頁12，載弘治十四年（1501）閏七月“己巳，戶科給事中許詰……謂陜西之民，近輸夏稅于邊方者，每麥一石，用盤費銀三兩……”。此外，關于邊地交通不便，運費高昂的情況，上引蕭彥《敬陳末議以備采擇以裨治安疏》（參考第十表萬歷十年四月項下）說：“臣彥曩閱定邊（在今陜西西北），則去歲（萬歷十年）四月也。當其時，該鎮(zhèn)（榆林）銀一錢，米七升有奇。至定邊，相去四日程耳，銀一錢即得米二斗有奇?！庇芰趾投ㄟ叺木嚯x不過是走四天的路程，但前者的米價卻將近為后者的三倍，這顯然主要由于運費負擔太重的原故。
[15]上引徐階《請?zhí)幮蟊A》（參考第六表嘉靖三十八年項下）。
[16] 《經遼疏牘》卷三，頁二。，《官軍勞苦乞恩慰勞疏》（萬歷四十八年）。
[17] 《明熹宗實錄》卷七八，頁22下，“天啟六年十一月乙未”。
[18]例如《明憲宗實錄》卷二○八，頁6下，載成化十六年（1480）十月丙寅，“戶部總理遼東糧儲署郎中金迪奏：遼東……年豐銀一兩可糴四石，歉則二石……”。
[19]上引唐龍《大虜住套乞請?zhí)幯a正數糧草以濟緊急支用疏》（參考第十表“弘治十四年以前”項下）說：“自弘治十四年（1501）大虜占套，（榆林）民廢耕種，粟、米、草料等項，俱仰給腹里搬運。銀一錢，遇熟糴米八九升，不熟僅糴五六升?！保ā痘拭鹘浭牢木帯返诙?。冊，卷三一九，頁100，王崇古《陜西歲費軍餉疏》略同）。
[20]同上。
[21] 《明世宗實錄》卷一二二，頁7下—8，載嘉靖十年（1531）二月丙戌，兵部尚書李承勛說各邊鎮(zhèn)“平歲米石銀一兩……兇歲每石值銀三兩，軍多餓死?！庇志硭囊欢?，載嘉靖三十三年（1554）七月癸丑，“戶部尚書方鈍言：大同鎮(zhèn)……歲荒，谷價踴貴，四倍于舊……”。
[22]李文治《晚明民變》（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6），頁15—16。
[23]王毓銓前引書，頁130—132。
[24] 《明穆宗實錄》卷三九，頁2，“隆慶三年十一月乙亥”。
[25] 《明憲宗實錄》卷二四四，頁7，“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關于文中“畝”應改為“頃”的證據，參考王毓銓前引書，頁110—111。
[26]王毓銓前引書，頁209—210。
[27]例如《明宣宗實錄》卷七六，頁2，載宣德六年（1431）二月丁酉，“陜西參政陳琰言：寧夏、甘肅……卑下瘠地，則分與屯軍，致屯糧虧欠，兵士饑困……”。又《明英宗實錄》卷一五一，頁6，載正統(tǒng)十二年（1447）三月庚辰“減萬全都司開平、龍門二衛(wèi)屯軍余糧．先是每軍田五十畝，納余糧六石。至是各軍以地土沙瘠，種納不敷為言……”。又《明孝宗實錄》卷九六，頁1，載弘治八年（1495）正月庚寅，巡按直隸監(jiān)察御史韓福言：“邊方田多沙瘠，兼以天氣早寒，災多收少，大同、宣府所屬屯田軍余（每一軍戶的余丁，他在營生理，佐助正軍），比因陪納，逃竄四千余名……。”
[28] 《明世宗實錄》卷一六二，頁2下—3，載嘉靖十三年（1534）四月“己巳，先是戶科給事中管懷理奏言……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無人以耕也。套（河套）為虜有，虜反居內，田顧居外，勢不敢耕也。有此四弊，屯政壞矣……”。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一七冊（卷二八○），頁706，馮璋《實邊儲疏》（約嘉靖中葉）說：“竊以屯田之廢久矣，而邊屯曠廢，尤為極甚。自北虜猖獗，住牧近邊，屯軍與虜止隔一墻，則畏怯而不敢于耕。防守之處，日接烽火，加以擺邊之役，晝夜無休，則警急而不暇于耕。田久荒蕪，牛具犁種，盡無從出，則罄竭而不能于耕?！?/p>
[29] 《明憲宗實錄》卷二四四，頁7，“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
[30] 《皇明經世文編》第五冊（卷六三），頁473，馬文升《清屯田以復舊制疏》。
[31]同書第一六冊（卷二五○），頁212，魏煥《經略總考》。
[32] 《明世宗實錄》卷一○○，頁10，“嘉靖八年四月戊子”。
[33]同書卷一六五，頁3，“嘉靖十三年七月戊寅”。
[34] 《明史》卷二一四，頁6—7，《馬森傳》。
[35] 《明世宗實錄》卷四七二，頁7，“嘉靖三十八年五月甲午”。
[36] 《明史》卷八○，頁5，《食貨志》說：“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卑础爸小弊謶x去聲。
[37]同上。
[38] 《皇明泳化類編》卷一○三，頁3，《鹽法》。
[39] 《皇明泳化類編》卷一○三，頁4，《鹽法》說：“正鹽，自國初以來，商人相繼在邊上納本色糧料，以致耕者趣利，邊地盡墾，城堡倉廒增至數萬?！庇帧痘拭鹘浭牢木帯返诙藘裕ň硭牧唬?，頁411—412，葉向高《屯政考》說：“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為利，各自設保伍，募眾督耕。畚鍤盛于戈矛，墩埤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于斯為盛（原誤作成）?！?/p>
[40] 《皇明經世文編》第一二冊（卷一八六），頁508–509，霍韜《哈密疏》說：“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筑墩臺，自立保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保ā逗嗣艄嘧h》卷一○，頁7，前引文，及《國朝典匯》卷九七，頁16，《鹽法》，嘉靖七年正月條略同）又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卷六《覆議屯田疏》（約撰于崇禎元年，參考《明史》卷二五六，頁5—4，《畢自嚴傳》）說：“所謂商屯者，洪（武）、永（樂）之間，用淮、浙、燕、齊鹽課，專給邊餉，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令商自儲于邊，計粟領引。為商賈者利其息之饒也，遂各不愛重資，招民墾土，自具牛種，自理阡陌，自筑墩堡。塞上人煙稠密，士馬飽騰，殷富之風，比于內陸，實賴商屯之力?！?/p>
[41] 《皇明經世文編》第一二冊（卷一八六），頁519—520，霍韜《天戒疏》說：“成化（1465–1487）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粟米自多，其價自平，而食自足?！庇粥崟浴多嵍撕喒裱灶惥帯罚▍矔杀荆┚矶?，頁121—122，《鹽法》說：“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舅民耕種塞下，而得谷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明史》卷八○，頁9，《食貨志》說：“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筑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
[42] 《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六冊（卷四三一）頁597—598，劉應秋《鹽政考》（約撰于萬歷中葉），指出明初商屯的好處，認為除省去運糧的麻煩，及使失業(yè)流民因屯墾而得到就業(yè)機會以外，軍糧供應的充裕尤其重要：“商人自募民耕種塞下，得粟以輸邊，有償鹽之利，無運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天和糴之擾，無侵漁之弊，便三。不煩轉運，如坐得芻糧，以佐軍興，又國家所稱為大便者。”
[43]龍文彬《明會要》（大阪）卷五五，頁16下—17說：“產鹽有盈有絀，邊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為支鹽計．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不免。逮憲宗（1465—1487）之時……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遏不行。夫商人挽輸至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得鹽……然則商人病開中亦極矣。”
[44] 《明英宗實錄》卷六三，頁9，“正統(tǒng)五年正月丁卯”。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八冊（卷四六○），頁351—352，李廷機《鹽政考》（約撰于萬歷中葉，參考《明史》卷二一七，頁13—15，《李廷機傳》）說：“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累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p>
[45]參考上注
[46] 《國朝典匯》卷九六，頁11下—12，《鹽法》；《明史》卷一八五，頁3，《葉淇傳》。
[47] 《明史》卷七七，頁10，《食貨志》說：“明初募鹽商于各邊開中，為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yè)歸，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邊地為墟，米石值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一二冊（卷一八六），頁509—510，霍韜《哈密疏》記載得更為詳細，內說：“至天順（1457—1464）、成化（1465–1487）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致八引之獲也。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須輸粟，亦非復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輟業(yè)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人寇，一遭兵創(chuàng)，生齒日遂凋落，邊方日遂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蓁墟，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庇謪⒖纪瑫诙邇裕ň硭乃乃模?，頁461——462，王德完《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約萬歷廿一年）；余繼登輯《典故紀聞》（叢書集成本）卷一七，頁281—282；《明世宗實錄》卷九五，頁13，“嘉靖七年十一月辛酉”；《胡端敏公奏議》卷一○，頁7，前引文；《國朝典匯》卷九七，頁16，《鹽法》。
[48] 《明世宗實錄》卷三三七，頁7，載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辛未，“戶部議覆：南京給事中鄭維誠、御史龔秉德等奉沼陳言財用六事：一、復飛挽。國初開中鹽糧，取助軍餉?！裰荒軓捅旧?，弊亦有三：往者商自募民以佃塞下之田，得谷為易；今邊田多汙萊矣。往者塞下實而米價廉；今且倍之矣。往者無戎虜蹂躪之患；今歲苦虜矣。亦安所從得芻餉而應召乎?……”又《明神宗實錄》卷三一○，頁2下一3，載萬歷二十五年（1597）五月丙申，“兵部車駕司主事徐中素言……召商開中以裕邊，……尚書葉淇議改折色，商徙農散，樂土變?yōu)槿R蕪。后雖有仍征米、豆、芻、秫之令，然不過十中之一二矣。商人寧厚值以易粟，無寧墾田以多費，弊所從來久矣。……”又《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七冊（卷四四四），頁481，王德完《國計日詘邊餉歲增乞籌畫以裕經費疏》（約萬歷二十一年）說：“數十年來，謀臣策士蒿目嘔心，思復屯鹽之舊者，至諄切矣。然蓁莽之區(qū)，竟無畔岸；開荒之報，多是虛文；逐末之輩，率憚耕耘；開墾之譚，卒成畫餅。”又同書第二八冊（卷四六一），頁412，葉向高《屯政考》（約萬歷四十一、二年）說：“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為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挽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衿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p>
[49] 《皇明經世文編》第七冊（卷一○五），頁617，梁材《議覆陜西事宜疏》。
[50] 《明英宗實錄》卷二一五，頁3下—4，“景泰三年四月戊寅”。
[51]同書卷二六四，頁6，“景泰七年三月甲午”。
[52]同書卷三○一，頁4，“天順三年三月己丑”；卷三一三，頁1，“天順四年三月戊寅”。
[53] 《皇明經世文編》第二七冊，頁480，王德完前引文。
[54]關于嘉靖前后各邊鎮(zhèn)年例銀數的增加情況，《皇明經世文編》第二四冊（卷三八九），頁127—128，楊俊民《邊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萬歷二十一年）也說：“臣考嘉靖以前九邊年例銀……如薊鎮(zhèn)舊止六萬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萬九千余兩；密云舊止一萬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萬四千余兩；永平舊止二萬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萬六千余兩；宣府舊止五萬一千，近至三十三萬三千余兩；大同舊止五萬，近至四十二萬四千余兩；山西舊止一十一萬，近至二十一萬三千余兩；延綏舊止十萬，近至三十六萬七千余兩；其他數未相遠，相置不論?！逼渲杏行底?，與王德完所說略有不同，待考。
[55] 《明神宗實錄》卷五八五，頁1，“萬歷四十七年八月辛亥”。
[56] 《明光宗實錄》卷四，頁4，“泰昌元年八月庚戌”。
[57] 《明熹宗實錄》卷二，頁2下，“泰昌元年十月己酉”。
[58]同書卷五，頁1下—2，“天啟元年正月乙亥”。
[59]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香港，1968年9月），頁27—49；《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人中國》，同上學報第二卷第一期。
載《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二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