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頭猶記青衿時
莫礪鋒
文匯報2013-06-04第十二版
1978年春天，年近而立的我走進了安徽大學的校園，在外語系英語專業(yè)就讀。當了十年的農民，好不容易上了大學，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不但在基礎英語等專業(yè)課上認真聽講，而且在課外大讀《英美概況》、《英國史》一類的書?？刹抛x到大二第一學期，我的平靜心態(tài)就被考研的事情打亂了。聽說兄弟班級有幾個同學要提前考研，我班的同學也攛掇我去試試。我本來絕無此念，可是風聞研究生每個月有36元助學金，比我當時領到的每月18元正好多一倍，這真讓囊中羞澀的我怦然心動。我鼓起勇氣到省教育廳去查看江南地區(qū)各所大學的研究生招生目錄。沒想到各校英美文學專業(yè)的考試科目中都有“第二外語”這一門，而安大外語系的二外卻要到三年級才開設。我只好在其他專業(yè)中物色對象，最終確定了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唐宋詩歌”專業(yè)。
1979年6月2日，我走進了設在合肥二中的考場。南大的試卷相當合我的胃口：古代漢語中分量最重的一道題是把幾段白話文譯成文言，那幾個答案都出于《左傳》、《孟子》等書，而且剛巧都是我曾背誦過的段落。于是我的古代漢語得了98分，比英語的96分還要高。專業(yè)課試卷中有一道題是寫一首格律詩，剛巧我在農村窮極無聊時曾自學過平平仄仄，于是當場寫了一首七絕（本想寫七律的，但是中間兩聯怎么都湊不好，只好僅留首尾變成七絕），雖是惡詩，畢竟沒交白卷。就這樣，我考上了南大的研究生。當年9月，我見到了白發(fā)蒼蒼的導師程千帆先生。
我能遇到程先生，真是三生有緣！當年程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學的化學系，他前去報到時發(fā)現化學系的學費很貴，而中文系的學費卻相當低廉，于是家境清寒的他臨時改上中文系。而我在高中時也是一心想當工程師，遭遇了“文革”才棄理從文。更有意思的是，程先生曾在農村放牛飼雞十八載，而我也在隴畝度過了十年青春。于是當程先生說玄武湖邊的一塊草地夠五頭牛吃一天時，我從心底里覺得那是內行話。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剛直不阿的品性使我深感欽佩。我與同窗徐有富、張三夕第一次到程先生家去見他，先生說今年共有四十多人報考他的研究生，許多考生事先寫信來聯系，還寄文章或讀書筆記來請教，甚至有人帶了禮物上門求見，可是我們三人連一封信也沒給他寫過，我以為這下要被責怪了，沒想到先生微笑起來，說：“這很好！”我現在也不歡迎考生事先前來聯絡，便是從程先生那里學來的。
能跟隨程先生讀研，當然是人生的福分。但說實話，那也是相當辛苦的。尤其是我，一開學就感到汲深綆短，左支右絀。徐有富師兄是“文革”前南大中文系的畢業(yè)生，張三夕師弟則已在湖北師范學院中文系讀完了本科，他們的基礎都比我好。只有我從未在中文系讀過一天書。還好我被學校里批準免修英語，得以一頭扎進李白、杜甫的古典世界，埋頭苦讀。程先生親自為我們開設了兩門課程，一門是校讎學，另一門是杜詩研究。他老人家親自登臺講課，可容四五十人的教室人滿為患，聽眾中有南大和南師的研究生，也有兩校的中青年教師。但這兩門課其實是程先生專為我們三人開設的，所以我們總是坐在第一排聽講。當然，我們除了聽講還要錄音，以便課后整理講稿。煌煌四冊的《校讎廣義》便是以當年的記錄稿為藍本的。那年頭的錄音機體積巨大，還得用接線板從墻上接通電源，第一排課桌的中間部分便屬我們專用，即使我們較遲走進教室，也絕對無人搶占。沒課的日子里，我們都習慣在宿舍里看書。我與張三夕同住一個房間，兩張床靠著窗口對面鋪開，中間放著兩張小書桌，連放張凳子的剩余空間都沒有，我們便坐在床上、趴在桌上看書。房間里沒有書柜，每人的床上都沿墻碼著一排書，頗有“年年歲歲一床書”的古風。同宿舍的其他同學有的愛上圖書館，有的家在南京不常到校，經常呆在宿舍里看書的便是我們兩人。我倆的作息時間完全重合：黎明即起，晚上11時熄燈。除了一日三餐前往食堂，我們便面對面地坐著讀書，其間基本不交一言，直到熄燈上床后才說幾句閑話。那時宿舍里連風扇都沒有，更不用說空調。夏天揮汗如雨，冬天縮頭袖手，都是常態(tài)。我們惟一的運動項目是晚飯后的散步，在校園內外走上二三十分鐘。因為散步時間過短，曾被同年級的學長譏諷為“散步抄近路”。
時光迅速，1981年底，我們便畢業(yè)了。此時學位制度已經建立，我們都獲得了碩士學位。緊接著南大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當時南大共有二十多位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直接認定資格的老教授。學校里考慮到這是首次培養(yǎng)博士生，不可草草，于是挑選了10位導師，每人從剛畢業(yè)的碩士生中試招一人，程先生便在這份導師名單中。1982年初，我成為全系惟一的博士生。直到1984年我畢業(yè)以后，系里才開始招收第二批博士生。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便處于“獨學而無友”的狀態(tài)。開始攻博以后，程先生為我設計了一份培養(yǎng)規(guī)劃。他認為不必為我一人專門開課，于是所有的課程都采取專書研讀的方式。程先生開列的必讀書目如下：《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左傳》、《詩經》、《楚辭》、《史記》、《文心雕龍》、《文選》。程先生向我解釋過確定這份書單的理由：雖然我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學，但是要想具備研究唐宋文學的功底，就必須對先唐典籍下一番功夫。況且博士生在讀期間必須在學業(yè)上打好堅實的基礎，撰寫學位論文僅僅是學習內容的一個組成部分。于是我根據這份書單埋頭苦讀起來。程先生覺得由他一人來指導我還嫌不夠，就聘請了周勛初、郭維森、吳新雷三位老師做他的助手，四人一起來向我“施加友善的壓力”（這是程先生的原話）。說實話，在那兩年多的時間里，我被壓得九死一生，1984年夏天寫完學位論文初稿后便發(fā)了幾天高燒。不過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懷念那段歲月，仍然由衷地感謝四位老師對我所施加的壓力。正是這種壓力把我這個基礎薄弱的學生培養(yǎng)成一個合格的文學博士。
我研讀典籍時沒有偷懶，因為我明白必須乘此機會進行一番“惡補”。我盡可能選擇重要的版本來讀，例如《詩經》，我既讀了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又讀了朱熹的《詩集傳》。又如《楚辭》，我通讀了王逸、洪興祖和朱熹的三種注本?！妒酚洝穭t以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為主，以梁玉繩的《史記志疑》為輔。程先生要求我每讀畢一書都要上交讀書筆記給老師批閱，我至今保存著幾冊讀書筆記，比如關于《史記》的一本筆記本上，我寫了一百條讀書札記。負責批閱的老師是郭維森先生，他幾乎在每一條札記后都寫了批語，是用鉛筆寫的蠅頭小楷。其后程先生又用紅色圓珠筆增添了幾條批語。郭先生的批語語氣都很溫和，與程先生批語的凌厲直截相映成趣。我一直珍藏著這個筆記本，如今它已成為我用來教導剛入學的博士生的“革命歷史文物”。有幾本典籍的讀書筆記采取了單篇論文的性質，其中如《從<文選>與<文心雕龍>的比較看蕭統的文學思想》、《<史記>的人物描寫藝術與<左傳>的異同》、《朱熹楚辭學略說》、《朱熹<詩集傳>與毛詩的初步比較》等，后來都在學術刊物上發(fā)表了。
我從自身的經歷中真切地體會到，研讀典籍對于博士生培養(yǎng)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提高了我的學養(yǎng)，而且有助于我的論文選題。當我閱讀朱熹的《詩集傳》和《楚辭集注》后，便對朱子的文學修養(yǎng)深感欽佩。趁熱打鐵，我又讀了朱子的《韓文考異》、《朱文公文集》以及《朱子語類》。讀完以后，油然想到這一選題：朱子雖是理學宗師，但他對文學是如此熱愛，又是如此內行。他不但擅長詩文寫作，而且常常與弟子談論文學，時有真知灼見。他在三部文學典籍的注釋、?？鄙匣ㄙM的心血，絲毫不輸于“四書”等儒學經典。可是迄今為止的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著作中要么不見朱子的身影，要么就說他輕視文學、排斥文學，這好像不符合事實。于是我向程先生提出以《朱熹文學思想研究》為學位論文的題目。程先生一聽也非常贊成，但指示我必須查清學界是否已有相關論著發(fā)表。那時還沒有電子檢索的手段，我就跑進圖書館拼命翻閱各種書目以及新老刊物。最后，因從報上得知錢穆先生剛在臺灣出版了一部長達二千多頁的巨著《朱子新學案》，而那時海峽兩岸互相隔絕，我根本不可能及時讀到臺灣的出版物，只好忍痛割愛，暫時放棄了這個題目。其實在1983年初的學術背景下，那是一個多么有價值的論文選題！
經過一千天的苦讀，我終于完成了博士生階段的學習任務。系里把我的學位論文《江西詩派研究》寄送朱東潤先生、林庚先生、蕭滌非先生、王起先生、孫望先生、金啟華先生、顧易生先生審閱。他們在評語中都對我鼓勵有加。1984年10月22日，系里為我舉辦了隆重的論文答辯。答辯委員會的陣容堪稱豪華，九位委員中有三人是南大的老師：程先生、管雄先生和周勛初先生。其余六人來自校外：錢仲聯先生、唐圭璋先生、徐中玉先生、霍松林先生、傅璇琮先生和舒蕪先生。德高望重的錢老擔任主席。到場旁聽的中文系師生和來賓有二三百人。江蘇電視臺和南京電視臺都派人到現場來錄像。經過長達3小時的答辯，錢老當眾宣布我的論文答辯全票通過。第二天晚上，央視的《新聞聯播》轉播了江蘇臺關于答辯會的新聞。我的讀研生涯便這樣畫上了句號。
三十年光陰雷奔電掣，如今程先生和郭維森先生都已不在人世，依然健在的周勛初先生和吳新雷先生已臻耄耋之年，我本人也已兩鬢蒼蒼?；厥桩斈甑淖x研生涯，依然清晰而且親切。當年在南園宿舍里埋頭苦讀的情景歷歷在目，宛如昨日。讀研生涯，真是人生最難忘的一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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