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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人詩

                
            

            
            
        漢代文人詩包括廟堂詩、楚歌詩、四言詩、雜言詩及五言詩,其成就不及樂府民歌?,F(xiàn)存楚歌詩、四言詩數(shù)量較少,廟堂詩及五言詩數(shù)量稍多,其中楚歌詩和五言詩中有些作品寫得較好,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則標志著文人五言詩進入成熟階段。



第一節(jié)




廟堂詩、楚歌詩、四言詩及五言詩的產(chǎn)生




一、廟堂詩




   



廟堂詩屬于郊廟歌辭,是為帝王祭祀活動而作的,錄在樂府,皆出文人之手,旨在頌德,典雅而少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房中樂》和《郊祀歌》。前者是唐山夫人所作,為楚聲,其中一些歌辭近乎楚歌,有的在內(nèi)容與構(gòu)思上,明顯受楚騷影響,但總體上受《雅》、《頌》的影響較大,四言句式多,格調(diào)高嚴,規(guī)模簡古。




   


《郊祀歌》共
19章,是由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共同完成的祭祀組曲,風格并不統(tǒng)一。有的源于《頌》體,如《維泰元》,通章四言,淳質(zhì)古雅。更多的是源于楚騷,如《練時日》,整章三言為句,若綴以“兮”字,則與騷無別。詩的前半部分寫請神、降神,神靈聯(lián)袂而下,飄飄灑灑,壯麗輝煌,純是《離騷》、《九歌》筆意;詩的后半部分寫祭神、娛神,神靈坐瑤臺、享祭品、悅五音、觀女樂,鋪陳設(shè)色,極似《上林賦》末段寫天子游樂。這類詩大抵祖述楚騷,又兼采賦法,用詞古奧,意旨幽深,流麗宏博,當時人已經(jīng)難以讀懂。




二、楚歌詩




   



漢代帝王是楚人,好楚歌,故楚歌盛行,詩人抒情,多用楚歌,楚歌流行之初,與音樂關(guān)系頗密切,后來逐漸與音樂脫離,不待吟唱而體近楚騷。今存楚歌詩不多,主要有項羽的《垓下歌》、漢高祖的《大風歌》、劉安的《八王操》、劉旦的《歸空城歌》、劉胥的《欲久生歌》、漢武帝的《秋風辭》、《瓠子歌》等。這些詩歌大都感情真摯,慷慨悲愴。其中《垓下歌》、《大風歌》和《秋風辭》是歷代傳誦的名篇。




三、四言詩




   



漢代崇儒,《詩經(jīng)》備受青睞,其四言體式,頗為文人宗范。漢人四言詩大體有兩類:一類體近《大雅》、《頌》,屬頌美功德的廟堂詩歌;一類體近《小雅》,是刺時怨傷之詩,如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傅毅的《迪志詩》等皆屬后者。這類詩雖有新的時代內(nèi)容和個人的情感體驗,然藝術(shù)上缺乏創(chuàng)新,又多訓(xùn)誡說教,算不上優(yōu)秀作品。其中韋孟的《諷諫詩》長達
109句,被稱為“四言長篇之祖”(謝榛《四溟詩話》),但篇幅冗長,缺少興寄。迄至東漢后期,儒學衰微,四言詩方得換新顏。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朱穆的《絕交詩》和仲長統(tǒng)的《見志詩》。朱作是他與勢利故交劉伯宗絕交之作。詩中他把劉伯宗比作“填腸滿嗉,嗜欲無極”的鴟梟,口誅筆伐,義憤滿膺,已近魏晉風情。仲長統(tǒng)之作頗有莊子的境界,崇尚至人、達人,主張“叛散《五經(jīng)》,滅棄《風》、《雅》,”開拓了四言詩的新境界,啟魏晉曠達、玄虛之風。




四、五言詩




   



五言詩是社會生活和語言不斷豐富發(fā)展的產(chǎn)物。戰(zhàn)國以后,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復(fù)雜和人們思維的日漸精密,語匯變得越來越豐富多彩,人們的審美水平也越來越高。面對新的變化,四言詩因不便于單音詞與雙音詞的靈活配合,節(jié)奏又單調(diào)、呆板,而變得難以適應(yīng)。于是五言詩漸漸萌生。




   



五言詩的產(chǎn)生經(jīng)歷了從雜言到民間五言,再到文人五言的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早在秦代,民間歌謠中已出現(xiàn)了以五言為主的《長城之歌》。西漢前、中期的樂府民歌中,也雜用了一些五言。最遲西漢成帝時,民間完整的五言歌謠已經(jīng)形成。至于文人五言詩,傳為漢初枚乘、李陵、蘇武、班婕妤等人所作的五言詩確不可信。不過,西漢前期已出現(xiàn)了以五言為主的文人詩歌,如高祖戚夫人作的《戚夫人歌》,全詩六句,五言占四句,武帝時李延年作的《李延年歌》,六句中五言占五句。




   



最早出現(xiàn)的文人五言詩是班固的《詠史》,歌詠的是緹縈救父、漢文帝廢除肉刑的故事,這是他有意模仿樂府民歌之作,“質(zhì)木無文”(《詩品》)。稍后有張衡的《同聲歌》,東漢末有秦嘉《贈婦詩》、蔡邕《翠鳥》、酈炎《見志詩》、趙壹《刺世疾邪詩》、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等。這些作品都熱衷于表達個人的內(nèi)心體驗,多數(shù)有作用之跡,用意稍切。其中《羽林郎》和《董嬌嬈》是較優(yōu)秀的作品,受樂府民歌的影響很明顯。




第二節(jié)



《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是漢代文人五言詩中最成熟的作品。最早載于《文選》,因作者佚名,時代莫辨,又風格相近,蕭統(tǒng)泛題為“古詩”,從此成了專稱。這組詩非一人一時之作,作者是中下層文人。大體創(chuàng)作于東漢末年的桓帝、靈帝之時。其時正值儒學衰微之時,舊有的道德原則失落,主體意識覺醒,新的信仰尚未建立起來。過去與外在事功相關(guān)聯(lián)的文治武功、畋獵游樂、宗廟祭祀等文學題材,現(xiàn)在逐步讓位于與文士的現(xiàn)實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進退出處、友誼愛情和生命感受等。因而《古詩十九首》在思想內(nèi)容上呈現(xiàn)出復(fù)雜的時代特點。其內(nèi)容大抵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表現(xiàn)及時建功立業(yè)的壯志。有《今日良宴會》、《西北有高樓》、《回車駕言邁》三首。修齊治平建功立業(yè),本是儒家強調(diào)的積極入世之道,而在這里,它染上了文士生命意識覺醒后的悲傷色彩。他們意識到了物有盛衰,感嘆人生短促,于是渴望及時建功立業(yè):“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回車駕言邁》)甚至露骨地宣稱為擺脫貧賤而獵取功名:“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jù)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今日良宴會》)




   



第二,表現(xiàn)追求幻滅后心靈的迷惘與痛苦。有《青青陵上柏》和《明月皎夜光》二首。前者寫作者游戲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發(fā)現(xiàn)那宮殿巍峨、甲第連云、權(quán)貴朋比為奸茍且度日的都城世界,并不屬于他?!皹O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他感到失去了人生的歸宿,前途迷惘,有從政理想被褻瀆的憤懣。后詩則寫對友情炎涼、人心不古的憤慨,隱含著詩人對失去的道德原則的追戀。在共同利益的爭斗中,一些文士標榜氣節(jié)、忠義,而當在功名利祿之途上展開競爭時,舊誼便發(fā)生了變化。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異勢,使原來的友情徒具虛名?!傲紵o磐石固,虛名復(fù)何益!”詩人一度篤信的道德原則,在復(fù)雜變態(tài)的人際關(guān)系中頓顯虛妄。




   



第三,表現(xiàn)對個體生命的唯物認識和新的人生選擇。有《東城高且長》,《驅(qū)車上東門》、《生年不滿百》三首?,F(xiàn)實政治的黑暗,世風的澆薄,舊道德原則的崩潰,加深了詩人的信仰危機和無可奈何的心態(tài)。建功立業(yè)傳統(tǒng)價值觀破滅之后,詩人轉(zhuǎn)向?qū)€體內(nèi)在生命價值的新思索。《驅(qū)車上東門》將個體生命放在永恒的宇宙中對比思考,作者發(fā)現(xiàn)了個體生命的彌足珍貴與短暫:“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不固。萬歲更相送,賢圣莫能度?!睆囊唤椴菝У劫t哲圣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短促有限的,這種認識是唯物的、正確的。由此詩人又超越舊有價值觀念,對人生作出了新的抉擇:“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生年不滿百》也有同調(diào):“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代來茲?”及時行樂、追求現(xiàn)世享受,這種價值選擇雖然有些消極,不夠健康,但是它是在舊的理性規(guī)范解除之后表現(xiàn)出的生命沖動,是人的主體自覺的一種表現(xiàn),對無外在功利性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審美有著積極意義。




   



第四,表現(xiàn)游子思婦相思離別之苦。除上舉八首外,其余的十一首都屬此類。這類詩歌的產(chǎn)生,大體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漢代的養(yǎng)士、選士制度,驅(qū)使一些中下層文人為尋求出路,不得不背井離鄉(xiāng),外出游學或宦游,長期漂泊在外;一是漢末的黑暗政治和黨錮之禍,迫使大量文士亡命江湖。這些文士或在仕途作無望的追求,或在他鄉(xiāng)逃避政治迫害,生活坎坷辛苦,心靈孤獨屈辱,十分渴望家庭、愛情的慰籍。于是抒寫羈旅相思之苦,便成為最突出的主題。這些作品中除《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等少量是從羈旅男子的角度落筆外,絕大多數(shù)則是從女性角度著墨的,情感表達深婉細膩,意蘊豐厚,更具藝術(shù)魅力,《迢迢牽牛星》、《行行重行行》是其中最佳者。前首詩借牛郎、織女的傳說,形象表現(xiàn)了夫妻相愛而受壓抑不能團聚的苦悶。表面上字字都是寫天上的情景,實際上句句都在暗示人間情事?!缎行兄匦行小芬嗤袨樗紜D之詞,先寫“生別離”遠隔天涯的不幸,次寫路遠難會的悵惘,再寫相思過度而消瘦的痛苦,最后以勉強的自我寬慰作結(jié)。其中“浮云蔽白日”的猜疑和“努力加餐飯”的寬慰,深婉曲折,十分貼近人物思婦心理。




   



《古詩十九首》的思想內(nèi)容雖然復(fù)雜,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飽含著生命意識覺醒之初對人生易逝的感傷,所有的其他內(nèi)容都是在此基礎(chǔ)上展開的。




   



《古詩十九首》的藝術(shù)成就很高。首先表現(xiàn)在它渾然天成的藝術(shù)風格上。其作者都是下層文人,他們從《詩》、《騷》和樂府民歌中汲取營養(yǎng),又有深切的生活體驗,其創(chuàng)作大都有感而發(fā),不虛情,不矯飾,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自然而然,由此鑄就了其渾然天成的藝術(shù)風格。




   



《古詩十九首》的又一重要藝術(shù)特點是長于抒情。其抒情的方法靈活多變,或用比興手法;或融情于景;或寓景于情;或以事傳情,總是自然高超,曲盡其妙。用比興手法,言近旨遠,語短情長,含蓄有味,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行行重行行》)等即是。融情于景,寓景于情,則使情、景密切結(jié)合,達到水乳交融、天衣無縫的境界,景語變成情語。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青青河畔草》),以生意盎然的春色美景反襯“蕩子婦”孤獨、寂寞的傷情,其情愈見其哀。以事傳情即選擇最能表現(xiàn)主人公情感的事件進行渲染,從而達到抒情的效果。如《西北有高樓》寫一個具有建功立業(yè)之志的文士的復(fù)雜心情,就是通過高樓聽曲這一具體事件進行的。




   



語言淺近自然,意蘊豐厚,是《古詩十九首》的又一特色。務(wù)求平淡,如話家常,《古詩十九首》每首詩都是如此。無須舉例,讀之即曉。這是詩人借鑒民歌的結(jié)果。這些詩雖然淺近,但含義豐富,耐人尋味。




   



《古詩十九首》的高度藝術(shù)成就,使其成為漢代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標志,在我國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劉勰稱它是“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龍·明詩》),王世懋尊之為“五言之《詩經(jīng)》”(《藝圃擷余》),可見它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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