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統(tǒng)治者對此非常贊同，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于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p>

文/郭向陽

眾所周知，《道德經(jīng)》的目的是在探求治國、修身之道，是在論述圣人之德與王者之道，《道德經(jīng)》中的“道”，實際上既是王者的治國之道，又是百姓的修身之道，更是世人的處世之道，講求的是一種行為方法，一種處世方法；《道德經(jīng)》中的“德”，實際上既是圣人之德，又是官員的應該具備的做人之德，更是百姓的日常行為規(guī)范，講求的是一種心態(tài)，一種處世態(tài)度?！兜赖陆?jīng)》的目的就是通過提供一套治國修身之道的方法，一套達成這一方法的心態(tài)，用圣心王道教化天下百姓，進而用一種圣與王合二為一的思想行為，達成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復雜多變的生活環(huán)境的和諧統(tǒng)一，并以此來謀求人與社會的最大和諧，進而給百姓以最大的利益。

和法家、儒家的經(jīng)典著述《韓非子》、《論語》相比，《道德經(jīng)》的最大特點就是，不用具體的行為規(guī)范標準，不用刻板教條的精神理念，來強制性的規(guī)范人的具體的日常行為，儒家的禮儀廉恥三省吾身，法家的法、術、勢及治理國家的各種規(guī)矩，老子這里沒有，這里有的只是善意的勸誡，只是一種因勢利導的循循善誘，《道德經(jīng)》所倡導的是一種教化得來的和諧，一種通過引導人性提升得來的，博大而長久的全社會的和諧。

思慮和欲望要有所節(jié)制（資料圖）

而在老子的思想中，廉政一直十分重要的，是達成社會和諧進步的關鍵要素之一。老子是主張修身養(yǎng)性的。他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彼J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要像水一樣，要有適應形勢的能力，有最沉靜的心思，與人交往要熱情，說話辦事要講信用，要合時宜，要效法天地自然之道，主張人們要有豐富自已精神生活的觀點，要懂得人生的真諦和生活的哲理，要有自我反省能力，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边M一步闡明了自我修養(yǎng)的價值所在，強調(diào)人要自重、自愛，要貴生重已，對待名利要適可而止，知足常樂。

無論對自己的思慮還是欲望，道家都主張不可恣意，而要有所節(jié)制。這包括通過對外在知識追求的限制、管理權力的內(nèi)收、名利欲望的節(jié)度等方法的修煉，以達到在應接他者時自己內(nèi)心的安寧與祥和。老子指出“圣人為腹不為目”，即是說飲食上保證自己吃飽喝足即可，不需要奢侈浪費。為官從政要廉潔奉公，清心寡欲。“人生而有欲”，欲望與生俱來，追求精神的愉悅、物質(zhì)上的富足是人類的天性。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即欲望是人生的追求，對于欲望，人皆有之。不過，對欲望要合理、合法；要有規(guī)、有矩；要有節(jié)、有度。古代先賢曾指出：“有欲甚，則邪心勝”、“欲熾則身亡”，特別是對自身滋生的私欲、貪欲，若不加以禁止，任其無限膨脹，就難免被無度的欲望所累所害，將會葬送人生的一切。

老子提出的“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指明了做人應保持平常心，樸實無華，減少私念，克制欲望。寥寥數(shù)語，道出了一個很深的哲理，羅列了欲望與人的精神世界的關系，言明了限制欲望的方法。欲無欲，不是提倡犬儒主義，不是要把人的一切欲望徹底滅掉。欲無欲的原則是大道從簡。什么是大道從簡呢？老子說，“域中有四大”，乃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這四大，道為最大。大道包含了一切天地人，也就是我們說的萬事萬物人類社會中的一切道。大道是常道，常道是無限，無限是無限多。在把握了一個無限多的常道以后，而從一個簡道，實行起來最快最好的簡之道。這便是大道從簡的原則。簡行，簡居，簡食，簡衣，是大道從簡。行沒有前呼后應的八面威風；居沒有裝潢起矗的豪華氣派；食沒有雞鴨魚肉山珍海味的佳肴滿桌；衣沒有最高級的面料和最時髦的款式。只有由簡，才能到儉，由儉才能到清，清才能抵制貪。所以，廉政，應該從大道從簡開始。

減少自己的私欲（資料圖）

廉與貪相對，而貪與欲密切相關。老子認為，過分追求聲色犬馬等感官欲望的滿足會給人的身心帶來巨大的傷害，他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保ā兜赖陆?jīng)》12章）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很多人將名利、權勢置于生命之上，甚至以身殉物。對此，老子在第44章中提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泵u和身體，哪一個更重要？生命和財富，哪一個更有價值？得到名利和喪失生命，哪一種會更有害呢？這些問題如警鐘直擊人的內(nèi)心，發(fā)人深省。在老子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是非常明確的，即“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過分愛名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代價，貪圖過多的物質(zhì)利益就必定會招致慘重的損失。歷史上多少人因為追名逐利而淪喪，甚至喪失了寶貴的生命，無數(shù)事例都能印證這一觀點。所以老子告誡人們：“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保?章）“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保?6章）無論擁有多少財富，如果不能用正確的心態(tài)去對待，都只會招來禍患。所以說貪欲是一切禍患產(chǎn)生的根源，只有知足才能長久。

心靈才會得到凈化，回歸純樸的自然狀態(tài)（資料圖）

老子在第19章中又針對私心、貪欲正面提出要使人有所歸屬，就要“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耙娝乇恪奔幢３秩诵缘谋緛砻婺?、回歸純樸的自然狀態(tài)；“少私寡欲”即減少自己的私欲、不迷戀外在的聲色貨利、不貪求感官欲望的滿足。如何才能做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呢？在老子看來，最重要的是要讓心靈保持“虛靜”的狀態(tài)?！疤摗笔抢献又赖闹匾匦灾?。對此《老子》有很多論述，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保?章）天地因為虛空而能含容萬物，河上公注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卻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币簿褪钦f，人若要效法天道，保持心境的空靈，就要拋開所有的私欲和貪念。而“守靜”是“致虛”的一種功夫，是道“虛”的特性在人生、政治方面的落實：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26章）所謂“致虛”就是理清心智的混亂，消除心靈的蔽塞，使內(nèi)心無欲無念、無偏無私，達到空靈明澈的境界。而只有“守靜”才能讓人回歸這種質(zhì)樸的生命本真狀態(tài)，以超然的態(tài)度面對外界的各種誘惑。如果說“致虛”、“守靜”更多的是從心性修養(yǎng)的角度來談的，那么下面的話則說明了“少私寡欲”在具體治國過程中的重要性：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57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3章）只有統(tǒng)治者無為無事、好靜無欲，人民的心靈才會得到凈化，回歸純樸的自然狀態(tài)。具體而言，就是統(tǒng)治者不標榜賢才異能、不珍貴難得的財貨、不顯耀可貪的事物，使人民不爭功名、不做盜賊、不被惑亂，這樣國家就安定，人民就會過上寧靜祥和的幸福生活。這也就是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的最佳狀態(tài)。

《道德經(jīng)》第67章提出：“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這也應該是保持清廉的三寶。關于三寶的具體含義，宋代著名道士范應元在注解時說得很明白：“吾之心慈愛素具，由愛親、愛君推而愛人、愛物，皆自然之理，慈為第一寶也。儉，約也。吾能無欲，則甘于恬淡而不奢，亦一寶也。吾能虛靜、謙退、無爭，不敢為天下先，又一寶也。”可見，“三寶”實際上是立身行事的三條重要原則，若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則都契合了“廉政”的基本精神?！按取奔创葠郏瑥牧慕嵌葋碇v，就是要愛民。古代講愛民如子，現(xiàn)在講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仆，前提都是要有一顆慈愛之心。

居后、處下絕不等同于不思進取、無所作為（資料圖）

老子所強調(diào)的“不爭之德”（68章）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是居后、處下：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7章）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66章）天地能長久，江海能成為百谷之王，主要是因為它們甘于居后、處下，以謙卑的姿態(tài)處世，所以終能成就大業(yè)。

當然，老子所講的居后、處下絕不等同于不思進取、無所作為?！安粻幹隆钡牡诙€含義就是“為而不爭”、“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不爭。（81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8章）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2章）“不爭”的前提是“為”，不居功的前提是“功成”?！安粻帯奔创蠊珶o私，不爭功名，不求回報，但僅僅這樣是不夠的，還要“為”，即盡心盡力地付出，像水一樣即使處在最惡劣的環(huán)境中，仍無私地賦予萬物以生命的源泉，這才是老子之道的最高境界。老子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9章）“無心”即沒有私心；“以百姓心為心”即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滿足他們的需求，同時以善心和誠信去對待他人，使人心歸于渾樸。如果老百姓出了問題，一定要從上面找原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保?5章）老百姓沒有飯吃，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成果都被貪婪的統(tǒng)治者搜刮去了；老百姓難以管理，則是由于法令嚴苛而不得不想出各種對策來應付。老百姓之所以敢于冒死反抗，也是在各級官員的壓榨之下沒有了活路才不得不鋌而走險，官逼民反。盡管老子所說的是春秋時期的情況，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在任何時期，只有真正為老百姓著想的官員才稱得上清廉?！皟€”即節(jié)儉?！皟€”與“奢”相對，《老子》既積極提倡節(jié)儉，又明確反對奢侈，如第29章提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即要避免極端的、奢侈的、過度的行為或措施，這些都是清廉的應有之義。

官員一心為公，官吏各安本分（資料圖）

唐代統(tǒng)治者對此非常贊同，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于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魏征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說“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垂拱而治比無為而治更加積極生動形象，內(nèi)涵上也不完全相同，還含有“四兩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質(zhì)與黃老政治是一樣的，都提倡“君無為而臣有為”。唐玄宗注第66章強調(diào)治國者必須謙卑處世才能得到人民的擁戴：“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謙為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身退后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害也。”可見，他們對老子的這些思想都是十分認同的。

不僅如此，唐代還積極促進廉政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唐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齡裁并冗員，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察吏治；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將其功過寫在宮內(nèi)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jù)；另又規(guī)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時政治清明。

在唐太宗統(tǒng)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范，官員一心為公，官吏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xiàn)象大大下降；尤為可貴的是，唐太宗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遏制貪腐，而是以身示范并制定完善的監(jiān)察制度來預防貪腐。唐玄宗年間，唐朝進入了鼎盛時期，當時的監(jiān)察制度也得到空前發(fā)展。御史臺發(fā)展出殿院、臺院、察院。御史臺長官御史大夫，其職責主要是“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臺院設侍御史6人，職掌是糾舉百察，推鞫獄訟、入閣承詔、推薦、彈劾等事。具體職能為：“一曰奏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贓贖，六曰理匭。”殿院設殿中侍御史9人，其監(jiān)察對象主要是殿廷之內(nèi)百官的活動，以維護朝廷禮儀秩序。察院設監(jiān)察御史15人，職掌是分察百官，巡按州縣。其具體職責及分工為：第一，以六條巡按州縣；諸道之屯田、鑄錢事宜則審功糾過；嶺南及黔州府選補，派員監(jiān)察其得失。第二，派員監(jiān)察太倉、左藏庫出納，后改為殿中侍御史之責；與中書舍人、金吾將軍監(jiān)決囚徒。第三，派員監(jiān)察京都忌齋，祀祠廟亭，有不修不敬者則劾之；百官朝射、宴會有不修禮儀者則糾之，朝廷有不肅者也糾之。第四，尚書省有會議派員監(jiān)其過謬，又派員監(jiān)察尚書省六部。第五，檢校兩京館驛，稱館驛使。第六，以監(jiān)察御史監(jiān)軍，稱監(jiān)軍使。

由此可見，唐代的御史制度已經(jīng)非常完備。首先是組織系統(tǒng)完備，御史臺完全獨立于三省六部等行政機構，可以對中央和地方的百官進行監(jiān)察。其次是監(jiān)察機構法定化，御史臺和三院的運行依據(jù)是《唐六典》，該法詳細規(guī)定了御史臺的員額、品級、權限及其與其他機關的關系。同時集傳統(tǒng)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議》成為御史履行職責、糾察犯罪、彈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據(jù)，使御史彈劾過程有法可依。在監(jiān)察御史外出巡察時，唐代也制定了較為完善的巡視法規(guī)，即《巡察六條》。唐六條比漢六條、隋六條的范圍還要廣泛。唐初，監(jiān)察御史仍按漢代《六條問事》進行糾彈。武則天時尚書侍郎韋方質(zhì)奉旨修訂監(jiān)察州縣的四十八法，實行十年后，以其繁瑣難以執(zhí)行而中止。唐玄宗開元年間，增改全國為十五個監(jiān)察區(qū)，并將唐中宗時期察郡的六條定例發(fā)展為《六察法》，具體如下：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nóng)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yè)，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藏器晦跡，應時行用；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貪弱冤苦不解自申者。監(jiān)察御史以此六條巡察全國州縣，遇有非法行為，便予以糾察。（編輯：若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