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二十六年（221年），隨著齊國滅亡，秦國一統(tǒng)華夏，帝國初立千頭萬緒，于是嬴政召開數次大會共商國是，除了確立“皇帝”、“朕”、車同軌、度同制、書同文等之外，更在分封制與郡縣制之間做了選擇。
我們都知道，秦始皇否定丞相王綰（wǎn）分封建議，采納李斯的全國推行郡縣制。那么，秦始皇的選擇對不對呢？以史書記載來看，這是秦始皇的一次重大錯誤，不信請看下文分析：
根據史記記載，丞相王綰等指出“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span>
王綰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諸侯初破”，六國尚有復國之心，秦國根基不穩(wěn)；二是燕、齊、荊遠離咸陽，存在統(tǒng)治困難；三是偏遠之地不分封，如何有效統(tǒng)治？基于此，王綰認為可在偏遠之地分封諸子。
史書上對王綰記載極少，但其實他被嚴重低估了，我們熟知的統(tǒng)一六國、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等推進時，王綰與隗狀是左右丞相，而李斯只是廷尉。因此，為相至少十余年的王綰，不可能不懂察言觀色，不可能沒有橫溢的才華，不可能不懂秦始皇的心思，所以既然他與隗狀都認為需要分封，且“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為便”時，必然有其道理。
但隨即李斯反對，以周朝分封為例，指出分封導致春秋戰(zhàn)國混戰(zhàn)，因此全國推行郡縣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贊成分封者眾多，贊成郡縣者極少，按理來說秦始皇應該慎重一些，但秦始皇卻沒有“再議”或“采納多數人的意見”，而是立即贊同李斯的意見，即采納在全國推行郡縣制。
然而，接下來的兩件事，可以說明秦始皇采納李斯建議存在失誤。
首先，扶蘇與胡亥的兩句話
嬴政三十五年，發(fā)生了焚書坑儒，還將大批罪人發(fā)配邊疆，公子扶蘇上書勸諫說“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此時，距離秦朝建立已有十年，但天下人心還很浮動。
胡亥元年，與趙高商量時又說“黔首未集附?！睋Q言之，秦朝建立十幾年后，天下百姓還是人心沒有歸附。
六國貴族不甘滅國，一直渴望復國，他們基本不太可能集附，但黔首卻也一直沒有集附，問題無疑就大了，因為背后折射的是治理問題，秦朝的地方統(tǒng)治出了大問題。
百姓不在乎六國，不在乎法律嚴苛，但在乎能否“得利”。如果秦朝建立之后，百姓日子不如從前或與從前相差無異，又如何真心歸附秦朝？以當時的情況來看，與百姓有關系的核心問題無疑是田政。周勃以喪禮吹奏混飯，韓信饑一餐飽一餐，陳勝給人種田......說明他們都沒有田產，或者田產被奪被兼并，與他們一樣的人可能非常多，所以陳勝吳廣起義才能一呼百應。
其次，秦朝嚴峻的吏治問題
秦始皇攻滅六國之后，隨即面臨的是統(tǒng)治問題，但無論是秦吏自身數量，還是穩(wěn)定地方的需要等，秦朝都要使用六國之人，或者直接就是六國原先官吏。事實上，除了軍政一把手之外，其他的大多數都是六國之人，后期甚至軍政一把手都是六國之人，以沛縣與會稽郡為例。
陳勝吳廣起義之后，沛縣縣令找到蕭何、曹參等人，密商起義之事，后來蕭何建議縣令邀請“逃亡的豪杰”——劉邦參加起義。
項梁、項羽躲在會稽郡，雖然一心反秦，但卻與郡守殷通交好。陳勝吳廣起義一個月后，殷通（下圖，劇照）就與項梁商量說“全江西人都在造反，這是上天亡秦的征兆，做大事應該先發(fā)制人”，于是計劃造反，以項梁和桓楚為將。當然，隨后項羽進來一刀砍了殷通，隨后項梁造反，取得了義軍領導權。
以沛縣縣令、會稽郡守來看，他們對秦朝根本沒有什么忠心可言。更嚴重的是，當時造反的地方官員數不勝數，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六國之人。換言之，秦朝吏治出現了嚴重問題，甚至都與反賊勾結在一起了。
通過上述兩件事可見，秦朝對六國故地的統(tǒng)治存在問題，偏遠之地近乎失控，其中原因很多，很難一言以蔽之，但客觀現實是以秦始皇的威望與智慧（包括李斯等人的），在十幾年中，都沒能實現對地方的有效統(tǒng)治，甚至反而越來越失控。
也就是說，至少在一些偏遠的六國故地，事實證明秦朝郡縣制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無法讓秦朝有效統(tǒng)治，故而怎么努力都是失敗的。
相反，如果秦始皇采納王綰與隗狀等的建議，在偏遠之地分封諸子，那么秦朝對荊楚、燕國、齊國等的控制力度必然大不一樣。一旦分封的諸子在當地形成有效統(tǒng)治，解決田政與吏治等問題，那么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等或許還會造反，但肯定無法裹挾大量百姓，也就注定幾乎不會成功。
總而言之，在全國推行郡縣制，符合歷史的潮流，的確可以消除未來極有可能發(fā)生的內斗，但最好的未必最適合，全國推行郡縣制就不符合秦始皇時的實際情況，因此王綰的建議是老成之見，李斯（上圖，劇照）的建議或存拍馬屁嫌疑，秦始皇在這一問題上的判斷出現重大失誤。
參考資料：《史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