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
梁代昭明太子蕭統(tǒng)編《文選》，從許多無名而近于散佚的“古詩”中，選擇了十九首編在一起。從此，原來處于散漫狀態(tài)的“古詩”，就因這十九個兄弟合成一個團隊，有了一個集體的名字——《古詩十九首》。很快，《古詩十九首》又從《文選》所編的詩歌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詩歌史上一個獨立的單元，名稱越叫越響，地位越來越高。
詩歌至漢代，開始告別四言和楚語騷體，汲取樂府詩的精粹，艱難緩慢地朝五言的方向邁進。但當(dāng)時的風(fēng)氣，從漢武帝到文化人，欣賞的是體式恢宏、氣勢開張和語言華麗。漢代五言詩在漢大賦、漢樂府和四言詩的壓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塊，是一股默默的潛流。它一方面要脫去四言和騷體的舊外衣，另一方面又要擺脫先秦、戰(zhàn)國以來儒家經(jīng)典的糾纏。最終成熟起來、重要起來，并成為熱點、變成鐘嶸《詩品》中說的“人人終朝點綴，晝夜吟詠”的新形式，還要再等三百年。因此，處于旁流，才秀人微，只能隨寫隨棄，或在三五友朋知己中傳唱吟詠。等三百年過去，雖然詩還在，但時代、作者、具體的篇名湮沒不彰了。
關(guān)于 《古詩十九首》 的作者和產(chǎn)生的時代，《文心雕龍》中說：“比類而推，兩漢之作?！薄对娖贰分姓f：“舊疑是建安中曹（曹植）、王（王粲）所制?！笔捊y(tǒng)沒有說時代，對作者也疑不能明，故統(tǒng)稱“古詩十九首”。今天的研究者多以為其是產(chǎn)生于東漢桓、靈之際無名氏作品的說法，亦有可以探討的余地。
在內(nèi)容上，《古詩十九首》寫得最多的是游子和思婦題材。詩中，呼喊直白而熱烈的相思，傾訴下層知識分子的失意、彷徨、痛苦和傷感，反映劇烈動蕩的社會，以及對人的生、死和生存價值作了思考和質(zhì)疑。
在藝術(shù)上，《古詩十九首》以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的風(fēng)格，被譽為“一字千金”。這兩種因素合在一起，加上運用當(dāng)時新興的五言詩形式，使得《古詩十九首》自《詩經(jīng)》《楚辭》以來，成為一種新經(jīng)典，創(chuàng)造出新范式和新內(nèi)容。
《古詩十九首》中人的覺醒、詩的覺醒，是“人的自覺”的前奏，是“文的自覺”的起始階段。它注重表現(xiàn)人的典型感情，且以淺語道出，正所謂“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fā)至情”。在表達方法和效果上，是一種袒露式的“真情”、白描式的“真景”，是對久違的朋友推心置腹說的“真話”，是性情中人說性情中語。
所謂“真”字，不僅指對場景、事實作客觀、真切的描寫，更是要求詩人精誠所至，真誠從內(nèi)心流出?！豆旁娛攀住分械摹昂尾徊吒咦?，先據(jù)要路津”“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均是情真、意真的“不隔之作”。
《古詩十九首》對后世五言詩影響巨大。胡應(yīng)麟《詩藪》舉曹植學(xué)《古詩十九首》為例說：“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即“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也；“飛觀百余尺，臨牖御靈軒”，即“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也；“借問嘆者誰？云是蕩子妻”，即“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也；“愿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即“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也。子建詩學(xué)《十九首》，此類不一，而漢詩自然，魏詩造作，優(yōu)劣俱見。宋犖《漫堂說詩》更是感嘆：“阮嗣宗《詠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fēng)》、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br> 作為“五言冠冕”，《古詩十九首》承襲《詩經(jīng)》《楚辭》，連接從先秦至唐宋詩歌史的主軸，啟迪建安詩歌新途。從此，“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的五言詩，就逐步取代“每苦文繁意少”的四言詩，成為中國詩歌的主流形式。（作者為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師范大學(xu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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