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天意，每個世紀的開頭總有一些重大的學術事件的發(fā)生。上個世紀剛剛開始就有敦煌藏經(jīng)洞的驚世發(fā)現(xiàn)；甲骨卜辭雖然是1899年確認的，但是真正的甲骨研究也始于上世紀之初。甲骨學、敦煌學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學科。而本世紀剛剛到來，又有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的出版，其學術意義也將影響一個時代。而應當指出的是，僅就我們看到的材料而言，地下文獻之于經(jīng)典傳世文獻是豐富而不是顛覆，是補充而不是超越，地下文獻的研究還是應當結(jié)合傳世文獻的研究。上個世紀頗為流行的疑古思潮的錯誤，常常是太輕視了經(jīng)典文獻的意義。以本次出版的《戰(zhàn)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為例，盡管《孔子詩論》豐富了我們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藝思想發(fā)展的認識，擴大了我們了解詩經(jīng)學產(chǎn)生的理論視野，但是《孔子詩論》還是與《左傳》、《國語》、《論語》等傳世文獻中的詩學觀點相一致的，其精神脈絡也與整個春秋時代的用詩風氣緊密聯(lián)系的。
一、《孔子詩論》與春秋用詩的理論背景
《孔子詩論》凡1006字，涉及詩60篇，絕大部分詩篇與今流傳的《詩經(jīng)》篇章吻合?！犊鬃釉娬摗穬?nèi)容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對《詩經(jīng)》的總體論述；二是對《詩經(jīng)》篇章題旨的概括；三是對《詩經(jīng)》具體字句的闡釋。而孔子論詩卻很少涉及《詩經(jīng)》產(chǎn)生的具體情況，而注重詩歌的抽象意義的闡發(fā)。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春秋時代的用詩風氣的影響不可忽視，孔子論詩是建立在春秋時代用詩風氣的理論背景上的。
《詩經(jīng)》在春秋中葉結(jié)集以后，并沒有形成一個詩歌創(chuàng)作的繁榮時代，恰恰相反，創(chuàng)作意義的詩歌由此漸趨冷落，而已有之詩卻相當?shù)亓餍小Ｈ倨鳛橐环N經(jīng)典的文學與文化現(xiàn)象，廣泛地應用于社會生活。從來沒有一個時代有如此廣泛的用詩，《詩經(jīng)》在文學之外的天地里發(fā)揮著政治、軍事、外交等巨大的社會作用?！蹲髠鳌芬姽?/span>217處，《國語》引詩31處，而創(chuàng)作意義的詩篇卻相當有限。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這個時代可以稱為用詩的時代。在用詩的時代里，貴族士人關心的是個人意志的表達，而不是詩的本事本義。清人勞孝輿在《春秋詩話》里講：“風詩之變，多春秋間人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與？蓋當時只有詩，無詩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為己作；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為自作，期于言志而已。人無定詩，詩無定旨，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span>
孔子對《詩經(jīng)》的闡釋，也是屬于用詩范疇的。《論語·八佾》記：“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唬骸Y后乎？’子曰：‘啟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边@里征引的詩篇見諸《詩經(jīng)·衛(wèi)風·碩人》，一首描述女性美麗的詩篇，被上升為禮義教化的抽象說教，卻引得孔子的連連稱贊。這并不是春秋間人不熟悉本事本義，而是用詩時代的獨特文化現(xiàn)象。關于《詩經(jīng)·碩人》的本事，《左傳·隱公三年》分明記載：“衛(wèi)莊公娶于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wèi)人所為賦《碩人》也?！睂τ谛哦霉哦志幾脒^《春秋》的孔子來說，對于這樣的史實當然十分了解，但是他們卻對《詩經(jīng)》作了遠離本事的引申理解，足見其詩學的理論背景是建立在春秋用詩的基礎上的。這一理論背景在《孔子詩論》中有了充分的表達。
《孔子詩論》中第10簡、第11簡、第14簡對于《詩經(jīng)》的開篇之作《關雎》的題旨多有論述，以為“《關雎》之怡也，……以色喻于禮?！保?/span>10簡）“《關雎》之怡，則其思益矣?！保?/span>11簡）“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竢好色之愿?！保?/span>14簡）《關雎》是一首有關愛情與婚姻方面的詩篇，已為后世公認，孔子雖然也有限度地承認了《關雎》本事與“色”相關，但其根本用意還是從中生發(fā)出禮樂教化的內(nèi)容，“以色喻禮”才是孔子詩學側(cè)重表現(xiàn)的，本事的“色”已經(jīng)變得無足輕重了，而比喻的“禮”才是孔子要表達的根本目的?！犊鬃釉娬摗放c我們看到的其他經(jīng)典傳世文獻一樣，是站在春秋用詩的立場上來闡釋《詩經(jīng)》的，用詩的詩論既不是文學意義的本事詩論，也不是后來經(jīng)學意義的政治論詩。
二、告諸往而知來——孔子論詩的一般原則
既然孔子是從用詩的角度來理解《詩經(jīng)》的，其用詩的原則也與整個春秋時代對詩的應用原則一樣是實用的功利的?！墩撜Z》中共有兩處結(jié)合具體篇章與弟子討論《詩經(jīng)》的記載，一處是前面所引《八佾》與子夏論詩，另一處則見諸《學而》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迂曉唬骸缜腥绱?，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睆闹锌梢钥闯觥笆伎膳c言詩矣”的前提是“啟”是“告諸往而知來”，不僅僅局限于具體的本事本義的篇章字句的理解，而是從中獲得啟發(fā)獲得感悟。《孔子詩論》也是充分遵循這種告往知來的用詩原則的，其主要表現(xiàn)在：
1.啟發(fā)式的論詩方法
第12簡：好，反內(nèi)（納）于禮，不亦能改（怡）乎？《樛木》福斯在君子。
第13簡：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鵲巢》出以百兩，不亦有離乎？這里孔子保持了一貫的循循善誘的啟發(fā)式的教育風格，其語氣也依舊是《論語·學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排比發(fā)問式的，不是下斷語，而是商量討論式的，也是具有啟發(fā)意義的。這也正是孔子在與子夏論詩時的“啟予者商也”的論詩方式，“啟”是孔子與其弟子討論評價詩歌的重要方法。
2.領悟式的論詩感受
第10簡：《關雎》之怡，《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褒，《綠衣》之思，《燕燕》之情，害（何）？曰：童而皆賢於其初者也?！蛾P雎》以色喻于禮。
第11簡：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鳩》，吾信之?！边@樣的評論多次出現(xiàn)在《孔子詩論》中，孔子強調(diào)的是讀詩的主觀感受，其對詩的意義的評價是個人的主觀領悟式的。顯然孔子并不是從本事本義出發(fā)，來解釋《詩經(jīng)》的篇章題旨，而強調(diào)應用意義上對詩的理解。這與孔子在《論語》中用“詩無邪”去概括全部《詩經(jīng)》的內(nèi)容一樣，是讀詩者的意志，而不是作詩者的意志。
3.斷章式的取義手段
“賦詩斷章”是春秋人用詩的基本原則，這種結(jié)構(gòu)方式是春秋人無意間道出的。語出《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nèi)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nèi)而飲酒。數(shù)日，國朝遷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為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賦詩斷章”或取一章之意，或取一句之意，有時甚至只取一字之意。而這種斷章取義，絕不是有意篡改原詩的意志，而是強調(diào)用詩之人的心靈體驗。
竹簡《孔子詩論》多引用詩的個別章句，來表達自己的內(nèi)心感受。如：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读椅摹吩唬簾o競唯人，丕顯唯德，於呼，前王不忘，吾悅之。（第6簡）懷爾明德，曷？誠謂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誠命之也。（第7簡）《鵲巢》出以百兩，不亦有離乎？（第13簡）都是截取一首詩的個別字句升華到禮義的高度，表現(xiàn)自己深刻的思想認識。這正與春秋時代用詩的結(jié)構(gòu)方式相一致的。
春秋時代《詩》三百構(gòu)成了廣泛的社會生活，用之于政治、外交、宗教、教育等各個方面，由此形成了長達幾百年的用詩的歷史。春秋用詩遵循的是“詩以合意”的思想目的（語出《國語·魯語下》），“歌詩必類”的思想原則（語出《左傳·襄公十六年》），“賦詩斷章”的結(jié)構(gòu)形式（語出《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孔子詩論》的精神脈絡與整個用詩時代是吻合的。在這樣的時代里，人們并沒有像今天這樣考據(jù)詩的原始意義，而側(cè)重的是在詩歌里獲得“告諸往而知來”的思想升華。
三、《孔子詩論》與傳統(tǒng)的詩學理論
《孔子詩論》出現(xiàn)的另一重要意義，是詩論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古代詩學理論的悠久傳統(tǒng)。漢代經(jīng)學家們對《詩經(jīng)》的理論闡釋絕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淵源有自。這里試舉《孔子詩論》中幾例詩學觀點，可與傳統(tǒng)的詩學觀點相互印證發(fā)明。
1.傳統(tǒng)的“詩言志”與竹簡的“詩亡離志”
“詩言志”是中國傳統(tǒng)詩歌理論的一面大旗，圍繞著“詩言志”的問題有許多爭論。有一種意見認為“志”就是詩，“志”與詩是可以互相通假的。而竹簡的第1簡開篇就說“詩亡離志，樂亡離情，文亡離言?！憋@然其意義與傳統(tǒng)的“詩言志”的精神一致，這是雙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但是，有了這樣的否定倒也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志”與詩還是有區(qū)別的，是不可替代的。只是我依然覺得孔子這里所說的“志”是用詩意義上的“志”，而不是創(chuàng)作意義上的“志”。
2.《樂記》與舒緩的頌樂
《孔子詩論》中論及孔子對頌樂的欣賞：“訟，坪（平）德也，多言后。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篪，其思深而遠，至矣！”（第2簡）孔子對于舒緩悠揚寧靜祥和的頌樂極為欣賞，稱贊其是“至矣”，達到了極高的境界。這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藝思想的一貫態(tài)度是頗為一致的?！稑酚洝分袑τ谑婢彾楹偷囊魳芬渤钟型瑯拥膽B(tài)度，《樂記》同樣欣賞遲緩而寧靜的古樂，認為那是治世才能出現(xiàn)的音樂：“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问乐?，安以樂，其政和。”在孔子看來，那些急促而緊迫的音樂反映的是人們不安定的情緒，代表著社會的動蕩與混亂，而與之相反，太平盛世里的音樂則是節(jié)奏舒緩的，顯示生命的寧靜與祥和。而在《詩經(jīng)》中《頌》樂就是節(jié)奏寧靜而遲緩的，是愉神的凝重的，充滿希望與神往的，因此代表著音樂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的音樂是充滿生命的寧靜的，所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充滿聲音的音樂卻把生命導入到寧靜的境界里，這樣的理論確實具有現(xiàn)代的意義。
3.對邦風的詩學與經(jīng)學的理解
《漢書》的作者班固在論述《詩經(jīng)》的內(nèi)容時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倍c此相同的見解也見于《孔子詩論》中：“邦風其內(nèi)（納）勿（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其言文，其聲善。”兩者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孔子及其門徒，雖然也認識到《詩經(jīng)》中《國風》的內(nèi)容廣大包羅萬象，從中可以看到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風物景色，可以領略其美麗的文采，欣賞其動聽的聲音。但是竹簡中對邦風的理解更接近于《詩經(jīng)》自身的內(nèi)容，而不同于班固僅僅是從經(jīng)學的政治角度來闡釋《國風》的內(nèi)容。
《孔子詩論》的出版帶給我們的詩學啟示是多方面的，例如以前相當多的人們認為孔子對于詩歌的情感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至少是回避的，而從竹簡來看，孔子在論詩的時候常常以情釋詩，并上升為“樂亡離情”的理論表述。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將會使我們對傳統(tǒng)的理解更加深入。但是應該強調(diào)的是，地下文物的出土與傳世文獻并不是矛盾的，其精神脈絡是連貫的。地下文獻的出土倒使我們更加重視傳世經(jīng)典文獻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在我們研究地下文獻的時候，也應該提倡回到傳統(tǒng)、回到經(jīng)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