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它很多事物一樣，一個學(xué)派的發(fā)展總是經(jīng)歷著由誕生、興盛到衰落的過程，精神分析也不例外。這里說的是所謂“學(xué)問”，學(xué)必始于問，問必增于學(xué)，追根究里，循環(huán)往復(fù)，于是有因果論，著落在弗洛伊德身上，就是精神分析。但以西方理性主義為背景的因果論，走的是邏輯的路子，最終必要碰上“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人聰明，講究“為學(xué)日增，為道日損”，提倡實修證悟，跳出因果，沒有條條框框，達到“遍行無礙”的活脫脫的境界。弗洛伊德不像榮格，他很少談及東方文化，而喜歡邏輯嚴密的因果論，想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心理學(xué)理論體系，故盛衰之數(shù)仍屬必然。
不過，談精神分析的盛衰還為時尚早，尤其在中國，現(xiàn)在是還連引進也正在初級階段的；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所以延續(xù)至今而沒有陷入僵化，與弗洛伊德的弟子們對經(jīng)典的發(fā)展有很大關(guān)系。發(fā)展云者，在精神分析圈內(nèi)往往被視為反叛，弗洛伊德的親傳弟子如阿德勒、榮格等，后一輩的如霍妮、弗洛姆等都是。但正與反相輔相成，講因果論者自己也避不開。這是閑話。
弗洛伊德的一生，以1900年為界，大體可以分做前期和后期兩段看。前期的弗洛伊德基本上處在一種孤獨之中，此時他還沒有進入名家行列，學(xué)究氣也不多，為生計所迫開了一間診所，一面掙錢，一面積累了大量的臨床資料，并以他過人的天賦打開了精神分析的大門。在他這一時期的文章中，各種尚處在形成階段的猜想、觀點和理論假設(shè)有很多都還在預(yù)示某種可能性，迸發(fā)著靈感的火花，透出一股鮮活的氣息。這種情形在1900年出版的《釋夢》一書中達到頂峰，連他自己也禁不住以頗為自負的口氣說：“這本書包含了我有幸能做出的發(fā)現(xiàn)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這種洞察力即使能讓人有幸碰上，一生中也不過只有一次而已”。 （《釋夢》英文第三版序）
一、安娜·O
第一個要提到的就是安娜·O，由于這個病例在精神分析史上的重要性，已經(jīng)有很多學(xué)者做過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安娜·O原名Bertha Pappenheim，生于1859年2月27日，卒于1936年5月28日。她的父母都出自名門望族，歷史上很出過幾個智力不凡的人物，母系這一邊的后裔中，其中一位就是有名的大詩人海涅。安娜的母親長于交際，與當時許多著名的商賈、金融家和猶太社團領(lǐng)導(dǎo)有聯(lián)系，其兄亦為有名望的紳士。安娜幼年時期的情況所見不多。她的英語很流暢，并用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過著維也納上流社會婦女的日常生活，騎馬，做些剌繡。1888年，她與母親定居法蘭克福，此后她寫過短篇小說和戲劇小品，出版過自己的著作，并熱心于社會公益方面的事情，在當?shù)仡H有影響。1954年，西德曾發(fā)行一枚印有她畫像的郵票，以示紀念。
按照布洛伊爾的描述，安娜一直很健康，成長期并無神經(jīng)癥跡象。她非常聰明，對事物的領(lǐng)會迅速，有十分敏銳的直覺，智力極強，有很高的詩歌稟賦和想象力，“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 （《癔癥研究》，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35頁）。她意志力堅強，有時顯得固執(zhí)，情緒上總是傾向于輕微的夸張，像是很高興而又有些憂郁，因而有時易受心境支配，在性方面發(fā)育很差。布洛伊爾將她描繪成一位“洋溢著充沛智力”的女子。
1880年，安娜21歲。這年7月，她深愛著的父親患了胸膜周圍膿腫。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不到一個月，她自己也出現(xiàn)了諸多癥狀，如虛弱、貧血、厭食、睡眠紊亂、內(nèi)斜視等。按布洛伊爾的說法，“這段時間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癥狀迅速加重，發(fā)展為肢體的痙攣和麻木，并伴有交替出現(xiàn)的興奮、抑制和失神（absences）狀態(tài)。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到次年的4月1日才第一次起床。4月5日，她父親去世，“她爆發(fā)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后，持續(xù)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似平靜了些，但仍有幻覺和“失神”、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出現(xiàn)過語言方面的錯亂和強烈的自殺沖動。布洛伊爾繼續(xù)對她進行催眠治療，通常的順序是：
下午（安娜）處于困倦狀態(tài)，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采用深度的催眠，對此，她發(fā)明了一個技術(shù)性的名稱“云霧”。如果在這個狀態(tài)下，她能講述白天發(fā)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復(fù)這樣的順序……（《癔癥研究》，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40頁）
隨著治療的推進，安娜的一些癥狀消失了，但這并不完全是由于催眠的作用，因為布洛伊爾在一開始就強調(diào)說，安娜“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的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 （《癔癥研究》，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35頁）所以對于安娜來說，癥狀的緩解不如說是自我暗示和渲瀉的作用。
安娜的治療過程幾經(jīng)反復(fù)，對她的癥狀、診斷和治療的效果等都有眾多學(xué)者提出過不同的看法，但其中至少有兩點給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一點就是布洛伊爾注意到的，當安娜在治療中說出她的某些“幻覺”——其實應(yīng)當包含引發(fā)癥狀的誘因——后，她的癥狀就會消失。這種情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安娜曾看見一只狗從杯子里喝水的事件。高覺敷先生在《精神分析引論》譯本序中提到過這個情節(jié)：
（安娜）還有一個特殊癥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干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tài)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nèi)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于受尊敬師長的傳統(tǒng)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fù)了她對這個往事的回憶，盡量發(fā)泄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后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
從安娜的病例可以看出，“某種癥狀可以用交談法治療，這個交談療法要在催眠狀態(tài)下實施；并且，要使之有效，需采用大聲說出癥狀的原始起因的方式” （理查德·沃雷姆：《弗洛伊德》，昆侖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也就是說，安娜在治療中重新體驗了以往的創(chuàng)傷性事件和相應(yīng)的情感過程，癥狀由此而得以緩解。安娜自己稱這種方法為“談話療法（talking cure）”或“掃煙囪（chimney-sweeping）”。顯然，這就是弗洛伊德四年后開始對他的病人實施催眠時所用的“催眠渲瀉”法
其次，安娜的病案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對其癥狀和治療過程有不同的看法，表面看來，這只是學(xué)術(shù)上的分岐，但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精神分析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移情和反移情。布洛伊爾在敘述安娜的病史時，說她在性方面的發(fā)育極不成熟。而弗洛伊德則認為：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得到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它的象征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fā)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對他的癥狀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guān)于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y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運動史》，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第52頁）
按照精神分析的看法，布洛伊爾之所以在病史中對安娜的性發(fā)育如此強調(diào)，似乎與他要回避治療中的某種尷尬、急于證明自己的清白有關(guān)。布洛伊爾后來是反對精神分析的很多說法的。這就是反移情。但如此剖析對治療師來說并不舒服。在中德班上亦是如此，例如幾次對治療室設(shè)置的討論都涉及到治療師在這方面的問題?，F(xiàn)代精神分析培訓(xùn)強調(diào)反移情，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讓治療師更多地洞悉自身，可以說，弗洛伊德當時就已經(jīng)萌發(fā)了這樣的觀點：不看清自身的反移情就很難真正理解咨客的移情。弗洛伊德接著說：在治療她的癥狀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guān)系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的關(guān)系可以看做是今天我們所謂‘移情’ （transference）的一個完滿的原型?，F(xiàn)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癥狀得到解脫之后，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fā)現(xiàn)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xiàn)象的普遍性，結(jié)果是，他好象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他放棄了一切進一步的研究。他從未為此而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告訴過我，對所發(fā)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運動史》，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第52—53頁）
所謂治療關(guān)系背后有性的動機，純粹是精神分析的論調(diào)，是否成立還有爭議。但跡象還是有一些的。據(jù)《癔癥研究》的編者說，Jones在他的《弗洛伊德傳》中曾對此有過詳細的敘述，Hirschmuller等在其論著中也提到過所謂“癔病性假性妊娠”，按歐文·斯通在《心靈的激情》中頗具文學(xué)色彩的描繪，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現(xiàn)了嚴重的腹痛癥狀，布洛伊爾及時趕去，卻發(fā)現(xiàn)安娜已經(jīng)認不出他了。他問安娜怎么會突然疼起來，安娜卻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弗洛伊德是在布洛伊爾家里聽說這件事的，在回家的路上，他還在反復(fù)琢磨：
如果真象布洛伊爾所說，她的病沒有一丁點兒性的因素，那么，她在那么多可供選擇的幻覺癥狀中，為什么偏偏選中了馬上要生出她的醫(yī)生的孩子這個念頭呢？她怎么又會認不出布洛伊爾醫(yī)生呢？是不是因為她如果認出了他，就不可能象對一個陌生人似地對他說：“我快要生布洛伊爾大夫的孩子了？”當她捧著自己如同沒發(fā)酵的面包一樣平坦的肚子時，她又怎么會生出這樣的奇想呢？
斯通真是這位精神分析創(chuàng)始人的知音，他要是干精神分析這一行，肯定是個天才。弗洛伊德認為，布洛伊爾之所以放棄了對安娜的治療，原因就在于安娜強烈的正性移情，換句話說就是他無法處理自己的反移情。這又是精神分析自圓其說的一個例證，因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Hirschmuller看來，布洛伊爾主要關(guān)心的是以心理治療緩解某些癥狀，而安娜隨后嚴重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已成為主要的難題，這是心理治療無法治愈的。當然，可以循著精神分析的思路來對布洛伊爾提問：
——你為什么到后來就只關(guān)心她的面部疼痛和用藥問題？
——你這是什么防御機制？
——你如此這般包含什么潛意識沖突？
但一直這樣追問下去，就有可能動搖精神分析的治療假說的根基。
從治療上講，安娜是一個例外，她接受的既不完全是傳統(tǒng)的催眠治療，也不是弗洛伊德稍后有意使用的“催眠渲瀉”療法，但在她的整個治療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象，例如她與布洛伊爾之間的治療關(guān)系、她自己所稱的“談話療法”等，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位天份極高、聰穎而又敏銳的女子無疑在弗洛伊德創(chuàng)派之初助了他一臂之力。
二、埃米·馮·N夫人
安娜·O的治療引起了弗洛伊德對催眠的興趣。早在1882年，弗洛伊德就從布洛伊爾那里聽到了安娜的病例，1885年10月，他到巴黎跟隨夏科學(xué)習(xí)催眠，前后有六個月時間。他把安娜的病例告訴了夏科，但夏科對此并不感興趣，這給弗洛伊德澆了一盆冷水。1886年，弗洛伊德回到維也納，開了一間自己的診所，并與瑪莎結(jié)婚。這時的弗洛伊德，要么是沉醉于新婚燕爾的快樂之中，要么是鑒于他那位前輩同鄉(xiāng)梅斯梅爾的遭遇而有些猶豫，總之在將近兩年的時間里，他還是限制自己只使用一些常規(guī)的治療方法，包括電刺激、水療法、按摩療法等（Jones，1953，Chapt。12） 。“由于對治療結(jié)果不滿意，他從1887年12月開始使用催眠，顯然，他試圖想把病人的癥狀壓下去。” （Ralph R。 Greenson: <The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從夏科那里，弗洛伊德知道了癔癥并非是一種女子特有的疾病。但在催眠方面，他更傾向于南希學(xué)派，雖然他們和以夏科為首的薩爾拜特利爾派水火不容。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伯恩海姆認為，催眠就是“誘發(fā)一種增強人對暗示的感受性的心理狀態(tài)”。弗洛伊德一開始基本上就是這么做的。例如，他曾接診過一個女病人，這個病人名叫苔莎，25歲，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傭人，接連幾個星期在夜間醒來就半裸著身子跑到大街上，幾乎不吃東西，體重急劇下降。弗洛伊德診斷她為癔病，并給她做催眠治療。
他把指尖輕輕地放在姑娘的眼皮上，說了些安慰的話。等姑娘入睡后，他便暗示說，她本來是個健壯的姑娘，她的病會好的；她用不著害怕回到自己的房間去，她的胃口會好起來的，夜里也能睡得安安穩(wěn)穩(wěn)。十分鐘后，他喚醒了苔莎。苔莎睜開眼睛驚訝地叫道：
“醫(yī)生先生，我都不相信，我餓得慌呢。我要買一個甜面包圈兒，在回家的路上吃。” （歐文·斯通著，朱安等譯：《心靈的激情》P。379）
催眠治療的這種基本框架至今亦然。Revenstorf教授在中德班上做過一次催眠演示，他的做法是給處于催眠狀態(tài)下的病人講故事，采用隱喻的方法，主要還是依靠暗示的作用。類似的病例趙旭東博士也曾經(jīng)做過，而且據(jù)說效果很好。但弗洛伊德在一開始使用催眠療法時，安娜的所謂“談話療法”就始終在他腦際縈繞。為了對催眠有更多的了解，弗洛伊德曾于1889年專程到法國拜訪了南希學(xué)派的兩位催眠大師伯恩海姆和利波特，并興致勃勃地對他們講述了“談話療法”的過程，但和夏科一樣，兩位大師對此反應(yīng)極為冷淡。伯恩海姆甚至告誡他：那樣做無異于讓醫(yī)生去充當聽人懺悔的牧師。弗洛伊德再次陷入孤獨之中。但他并沒有退縮，他決定沿著自己的方向繼續(xù)探索下去。
1889年，弗洛伊德給埃米·馮·N夫人進行了治療，這個病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在這個病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想通過催眠來達到宣泄（catharsis）的目的。這可以看做是精神分析在治療理論上的第一個假設(shè)，即：
當我們能使患者把激發(fā)（癔癥癥狀——引者）的事件及其所伴發(fā)的情感清楚地回憶起來，并盡可能詳細地描述這個事件，而且能用言語表述這種情感時，則每一個癔癥癥狀就會立刻和永久地消失。不帶情感的回憶幾乎不產(chǎn)生這種效果。 （布洛伊爾、弗洛伊德：《癔癥研究》，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25頁）
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弗洛伊德在一開始就把處理情感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他認為，創(chuàng)傷性事件必定伴發(fā)有相應(yīng)的創(chuàng)傷性情感，渲瀉并不是單純的記憶再現(xiàn)，而必須要包括與其相伴發(fā)的創(chuàng)傷性情感才會有效?？梢哉f，正是考慮到了情感這一因素及其在文化中的意義，才有了后來精神分析中的一系列理論假設(shè)。
埃米·馮·N夫人40歲，生長在一個富有家庭，23歲結(jié)婚，丈夫是個顯赫實業(yè)家，比她大很多，婚后不久即死于中風。這之后的14年中，埃米一直為各種病痛所苦，頻繁在各地旅游，接受過電療、水療等。她有兩個孩子，分別為14和16歲，患有神經(jīng)過敏。幾個月前，埃米的病情加重，有抑郁、失眠、疼痛，被推薦到弗洛伊德處就診。弗洛伊德建議她與孩子分開，住到療養(yǎng)院去，以便可以“天天去看她”，埃米接受了。
弗洛伊德幾乎是按照日志的方法逐一記錄埃米的治療過程，在討論中，他把重點放在說明癔癥的發(fā)病機制和各種癥狀的關(guān)聯(lián)上。這里我們從治療的角度做一點簡單的說明。按弗洛伊德的說法，埃米“是施行催眠術(shù)的一個很好的對象” （布洛伊爾、弗洛伊德：《癔癥研究》，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59頁） ，因此，他一開始用的仍然是催眠暗示：
我只要面對著她，握住她的一個手指，命令她入睡，她就陷于迷茫和糊涂的樣子。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她，她的所有癥狀將會改善等等。她閉著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聽著這些話，她的面部逐漸放松，顯得平靜的樣子。 （布洛伊爾、弗洛伊德：《癔癥研究》，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59頁）
但在接下來的治療中，弗洛伊德不再滿足于單純地讓病人接受暗示，他開始在催眠狀態(tài)下與埃米談話，并引出了埃米的一連串童年的經(jīng)歷：
傍晚，在催眠狀態(tài)下……我問他為何如此容易受驚，她答道：“這與我很年幼時的記憶有關(guān)。”我問她什么時候，她又說：“最初是我5歲時，我弟弟和妹妹經(jīng)常向我扔死的動物，那是我最先有的暈倒和痙攣。但我姑媽說這是不光彩的事，我不應(yīng)當有那樣的發(fā)作，因此我不再有那樣的發(fā)作；當我7歲時，我出乎意料之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靈柩中；8歲時，我弟弟經(jīng)常披著被單，扮成鬼來嚇唬我；9歲時，我看見姑媽在靈柩里，她的下頜突然掉下來，我再一次地受到驚嚇。” （布洛伊爾、弗洛伊德：《癔癥研究》，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60頁）
在隨后的治療中，弗洛伊德采用了大致相似的方法，對埃米實施催眠，叫她講述她的每一個癥狀的起源。他詢問埃米，當事情發(fā)生的時候是什么引起她的恐懼、令她嘔吐、或者讓她心煩意亂等等。埃米的應(yīng)答是喚起了一連串的記憶，通常還伴隨有強烈的情感。
之所以如此做，弗洛伊德說：“我的治療旨在掃除這些畫面，使其不能再展現(xiàn)在她眼前”。在傳統(tǒng)催眠中，掃除這些畫面主要靠治療師的暗示，病人只是被動地接受暗示；而弗洛伊德在這里則是讓病人進入催眠狀態(tài)，與病人對話，讓她談出這些畫面，即所謂“渲瀉”，以此來達到清除的目的。不難看出，對埃米的治療在很大程度上是安娜的“談話療法”的延續(xù)。但弗洛伊德并不只是停留在對病人施行催眠上，他在探索這種方法的意義和可能達到的治療效果。渲瀉顯然已經(jīng)包含了壓抑的意義：
當患者處于正常心理狀態(tài)時，這些經(jīng)歷完全不在他們的記憶中，或只是以非常扼要的形式存在于記憶中。只有在催眠狀態(tài)下訊問患者時，這些記憶才像最近的事件那樣鮮明地呈現(xiàn)出來。 （布洛伊爾、弗洛伊德：《癔癥研究》，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第27頁）
但此時，弗洛伊德關(guān)于壓抑和意識層次劃分的觀點還未明確，直到后來，當他詳細地闡述了壓抑的本質(zhì)和潛意識的意義之后，才做出了精神分析治療的第二個完整的理論假設(shè)：一旦潛意識的內(nèi)容上升到意識層面，病人的癥狀就會消除。
隨著治療的進行，埃米逐漸適應(yīng)了與弗洛伊德的談話方式，而且在醒覺狀態(tài)下也能談出她既往的一些經(jīng)歷。這可以說是自由聯(lián)想法的萌芽。
精神分析與催眠有著直接的血緣關(guān)系。從一些文獻上看，弗洛伊德在世時就已經(jīng)有人認為，精神分析不過是一種暗示（suggestion） 。但弗洛伊德一直都在批駁這種觀點，他堅持認為精神分析與暗示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甚至把精神分析比喻為“金子”，把暗示比喻為“黃銅”，這種口吻與他一貫的掌門人氣派并無二致。盡管如此，但對這個問題的爭論至今猶未平息。例如，英國學(xué)者Fisher就提出，精神分析的整個理論都可以歸結(jié)到催眠當中，夏科本人就曾宣稱，弗洛伊德是他最好的學(xué)生之一。Fisher認為，弗洛伊德的理論假設(shè)都是基于催眠而提出來的。事實上，弗洛伊德一直在使用催眠，只是他所用的誘導(dǎo)方式不同，他稱之為“自由聯(lián)想”。弗洛伊德的治療室設(shè)置，他那些奇特的、富于異國情調(diào)的擺設(shè)、墻紙的顏色和樣式、他的聲望、他本人在治療中的表現(xiàn)，這些實際上都是一種即刻的暗示。弗洛伊德很清楚，所有的催眠其實都是自我催眠（self-hypnosis） ，他只是推進了咨客的這種自我暗示過程，并且沒有使用喋喋不休的言詞去影響咨客，而那些缺乏經(jīng)驗的治療師在治療中總是說個不停。
Fisher的說法肯定要招致正統(tǒng)精神分析家的痛斥，甚至鬧到開除他的會員資格，就象當年APA對待霍妮那樣，不過好在他本來就不是精神分析師。Revenstorf等把誘導(dǎo)出現(xiàn)的入靜也稱為催眠，并將其深度分為四個等級：淺催眠、嗜睡、木僵和夢游。 （Revenstorf等著，趙旭東譯：《催眠治療與催眠現(xiàn)象》，《云南精神醫(yī)學(xué)》2000年第一期，第55—61頁） 以此而言，則把自由聯(lián)想比為催眠狀態(tài)亦不無道理。當然，把精神分析等同于催眠未免失之偏頗，但把兩者完全割裂開來，則至少在治療技術(shù)上是可以討論的。例如中國咨客對“自由聯(lián)想”的接受程度就很值得研究，不過這已經(jīng)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