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將部分發(fā)表于2009年學術期刊上的五十余篇文章從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建設、個案研究、鄰近學科之音樂人類學理論以及相關樂評等四方面進行分析、整理，總結了民族音樂學的學科理論及實踐教育；田野方法和儀式音樂調查；音樂人類學發(fā)展狀況；民族音樂學研究成果的評論等內容，力求充分地展現該年度的學術動態(tài)。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 學科建設 個案研究 鄰近學科 評論
民族音樂學是近年來發(fā)展較快的一門學科，如今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在2009年度，民族音樂學的學術研討比較活躍。隨著討論問題的深入，學界思想的活躍，學者們除了肯定目前我國民族音樂學所取得的成就外，也從各個方面進一步對民族音樂學進行研究與探討。在文中，筆者把在本年度各期刊或學報上發(fā)表過的五十余篇文章從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建設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個案研究、相關學科的研究和其他部分這四個方面進行概括分析。
一、學科研究
2009年，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建設是學者們關注度較高的研究領域之一。學者們結合自己過去的研究經驗和成果，以及我國的文化的歷史背景和現代發(fā)展，對民族音樂學進行獨特、縝密的思考和討論。
（一）民族音樂學的理論和方法
在本年度的民族音樂學研究中，學者們首先對歷年來該學科在我國取得的成就給予肯定。如呼延梅文在《2008年國內民族音樂學研究綜述》一文中從專題、專項研究，文化中探究音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儀式音樂研究，民族音樂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認為08年民族音樂學界的研究成果呈現多元化，并且更加注重從文化的角度去闡釋音樂。楊民康在《中國音樂民族志研究方法論的回顧與展望》中則從音樂民族志研究的角度回顧民族音樂研究方法論的變遷，從而得出音樂民族志研究模式的越來越豐富和完整化、規(guī)模范圍的立體性逐步擴大、文本方式的動態(tài)性更新快等觀點。而伍國棟的《得失有三思皆可以為鑒——民族音樂學理論及方法傳承反思錄》一文不僅肯定了近年來民族音樂學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嚴厲地指出了其不足之處。在文中，作者以將近30年全程跟隨民族音樂學理論及方法傳承的經歷作為參照，從學科建設和學理構成角度進行反思，先是肯定了該學科的“所得”——學科建構，漸趨完善；視野開拓，路徑擴展；學術反饋，影響擴大。隨后，作者筆鋒一轉，指出三個“所失”——自大幽靈，驅之不散；理論實踐，凸現脫節(jié)；迷失本位，自斷血脈。最后，作者希望這兩個“三思”能作為該學科理論及方法繼續(xù)傳承和進取的鏡鑒。
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定位長久以來一直是學術界討論最為熱烈的話題之一，在2009年也不例外，許多學者都紛紛從不同的角度對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定位進行專門論述。如林琴在《“世界音樂”與“民族音樂學”的學科概念比較》中對“世界音樂”和“民族音樂學”這兩個學科概念的歷史溯源、學科定位、學科內容、學科研究方法以及學科普及度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從而發(fā)現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關系，亦是逐步遞進、不斷深化的關系，且它們始終擁有共同的目標——“教育要面向世界”。而張伯瑜則在《漫談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劃分》一文中從西方民族音樂學在學科定義上的多義性、中國傳統音樂理論的復合視角、中國傳統音樂理論中的復合方法、學科劃分中范疇和方法的對立以及對“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和“民族音樂學”之間學科劃分的認識這五點進行分析，進而得出“中國傳統音樂理論和民族音樂學將由并列關系走向從屬關系，即民族音樂學是一個學科概念，而中國傳統音樂理論是此學科范圍內的特殊研究方向”這一觀點。關于這一方面的文章還有張愛民的《民族音樂學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之聯系》、朱曄的《族音樂學與社會學學科交叉之我見》等。
此外，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音樂學也是其研究領域的重心之一。如方建軍的《民族音樂學與族性、政治和社會變遷》一文就對五部西方民族音樂學論作予以評述，并試圖探尋其對中國音樂研究的借鑒和啟示意義。劉芳、李昕的《民族音樂文化與旅游開發(fā)的互動性》則通過對民族音樂文化與旅游開發(fā)的互動性研究，,指出民族音樂文化的合理開發(fā)，能夠帶動旅游產業(yè)的發(fā)展，同時旅游業(yè)的發(fā)展又能夠促進民族音樂文化更好的保護與傳承，,由此提出了對民族音樂文化旅游開發(fā)的建議及對策。還有一些學者在傳統民族音樂學理論基礎上，作了合乎時下文化價值取向的更新探索，如宋瑾的《在中性化中書寫“民族音樂文化”作》，張泉、王俊的《民族音樂學者群中的“本土樂派” 》，李磊的《環(huán)境音樂的民族音樂學基礎》等。
另有學者毛繼增、楊玉梅、李水清等撰有文章三篇：《與時代同步和國際接軌——我國民族音樂學發(fā)展芻議》、《關于民族民間音樂的繼承與發(fā)展的思考》、《關于中國民族音樂的現狀和展望》，其中就民族音樂學的未來發(fā)展提出，“我國的民族音樂學必須與本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fā)展同步，與國際社會接軌，深入田野、深入民間，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創(chuàng)新，才能使建筑在中國傳統音樂基礎上的民族音樂學,煥發(fā)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
（二）民族音樂學的教學實踐
多年來，有關民族音樂學的學科理論在業(yè)內已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但有關民族音樂學教學的研究領域尚有待完善，為此，許多學者紛紛涉及，成果初顯。并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如李蕓在《將鄉(xiāng)土音樂溶于教學的實踐》中認為教師有必要加強鄉(xiāng)土教材的教法學法研究，通過學校音樂課程資源的開發(fā)來保護和傳承民族民間音樂這一絢麗多彩的寶貴文化遺產，使學生從教學中體驗出厚重的歷史文化，了解優(yōu)秀鄉(xiāng)土民族民間音樂的美，得到美的享受，從而擴大學生的音樂審美視野，加強民族民間音樂保護和傳承意識的培養(yǎng)、增強民族自豪感。楊鈺哲在《對民族音樂學專業(yè)采用參與式教學法開設表演課的思考》中則覺得主體參與性教學具有生成性、開放性、合作性、全體性、全面性，因此，民族音樂學專業(yè)應開設表演課。通過主體參與，還學生學習的主動權；通過主體參與，拓展學生發(fā)展空間；通過主體參與，引導學生挖掘自己的創(chuàng)造潛能，開發(fā)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培養(yǎng)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學習能力，民族音樂學專業(yè)的表演課是典型的主體參與性活動。
二、個案研究
（一） 從田野工作的角度闡釋
《在家門口的田野上——音樂人類學田野工作的中國話題》（薛藝兵）一文中以“話說田野”為題,先展開對音樂人類學田野工作性質及中、西學者田野感知與文化差異的討論；再以“走進田野”為題，陳述了作者田野工作實踐中的典型事例和由事例引發(fā)的一些理論思考；后以“感悟田野”為題，探討了中國音樂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特點、經驗與問題。
蕭梅的《誰的聲音——以田野工作的視角》一文，則以作者自身的田野工作實例為材料從并非合式的“普遍性知識體系”、并非止于差異性的“地方性知識”以及并非“獨白”的田野共在三部分進行民間音樂自身與“他者”關系的論述，從而得出“傳統暨民間音樂不斷以他者重構的面貌出現”這一結論。
這兩篇文章雖說是從田野工作的角度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進行分析，但是，他們所研究的方法與內容都各不相同，但卻能充分說明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对诩议T口的田野上——音樂人類學田野工作的中國話題》整篇文章都以喻意性表述方式，對中國音樂人類學田野工作問題進行了多主題的理論反思。換句話說，即是對田野工作中局內人和局外人的分析。“局內人”和“局外人”是民族音樂學家們把自己和所研究的民間音樂家們相互區(qū)別的代名詞。作者用“自然的田野與學術的田野”和“異邦的田野與故鄉(xiāng)的田野”這兩個并列詞暗喻為“局內人”和“局外人”，從而引申出兩者的關系——即學者們在研究某種音樂文化時，雖然對于此文化的知識量已經很豐富，但這種文化不會成為自己的文化，對此文化來說他們是局外人；而民間音樂家們身處該文化之中，是所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是局內人。最后，作者再次指出對于田野工作的評價：“盡管站在家門口，仍然還是局外人；盡管對面本文化，依然持有客位觀。”而《誰的聲音——以田野工作的視角》一文，作者把陜北民歌“信天游”和多聲部民歌“侗族大歌”的田野工作為實例進行反思，把音樂學寫作作為重要的敘事文本介入傳統音樂的建構，認為19世紀末以來，中國多元的傳統音樂的生存方式發(fā)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其中最為明顯的變化，就是它們紛紛從原來自在于歷史及民間社會的生存狀態(tài),轉變?yōu)槟撤N相對于“他者”的“對象”，并在不同的他者敘事中呈現其不同面貌，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換言之，作者從中認識到預設的理論必須要經受田野工作的檢驗，還應認識到每一種地方性的知識表述都有其文化主體的智慧。再者，事物本身在不斷變化的同時，“他者”也在不斷地變化。因此，我們在研究的同時也應該傾聽“他者”的聲音，這樣才能把握來自自身與“他者”的關系。
（二） 從儀式音樂的角度闡釋
近年來，儀式音樂的研究倍受學者們的關注。劉嶸的《土家族梯瑪巫祀儀式音樂研究———以家祭儀式“還土王愿”為例》以還土王愿儀式為個案，在對該儀式及其音聲做民族志描述的基礎上進行音樂學分析。即通過對儀式音樂基本形態(tài)的分析，探求儀式與儀式音聲結構的并行關系，并進一步闡釋其音聲、信仰與儀式三者的互動關系。該文章既關注了音樂本體，又用民族學、人類學的方法來闡釋音樂，同時，還在文中體現了文獻資料與田野資料的互證。蒼海平的《土族民間信仰及其儀式音樂研究》亦是如此，也是以音樂本體和文化內涵為基點，研究“信仰、儀式與儀式音樂”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儀式音樂研究是近十幾年來在國內民族音樂學界得到迅速發(fā)展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此前的研究較多的繼承了上世紀中后期以來國內學術界對宗教音樂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在道教音樂的調查、采樣、記譜等方面的工作，其中比較重要的學術成果也主要是道教音樂的調查、介紹和樂曲記錄等方面。而系統的中國民間儀式音樂研究，應始于1993年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之后，各種相關文章分別見載于國內的各大期刊。如今，民間儀式音樂研究的現時情況，王志毅在《中國民間儀式音樂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傾向——60篇期刊論文的閱讀而引發(fā)的思考》中有所概括。在文中，作者統計了國內六大音樂核心刊物20年(1989-2008)來有關民間儀式音樂研究的論文，并借此進行了歸類統計。從論文的敘述方式、音樂事象的地理屬性和研究者的屬性進行了分析。從而把儀式音樂研究的現狀歸納為三點：其一，民間儀式音樂存在重思想闡述、輕個案描述的學術偏向。作者認為該學術情況是一個不合實際的不知不覺的偏向，它不符合民族音樂學理論建構的程序和發(fā)展規(guī)律。其二，調查區(qū)域的內陸傾斜現象。作者發(fā)現，屬沿海地區(qū)民間儀式音樂的描述性文章占總數的22.2%；內陸占77.8%，其中少數民族地區(qū)占40.7%。由此說明,目前民間儀式音樂調查的對象,存在明顯內陸傾斜現象。其三，研究者傾向老年化和地方分布不均的情況。該觀點主要體現在學術年齡結構和研究者地域結構兩方面。此外，在文中作者還以個人之見論述了民間儀式音樂研究的未來傾向：第一，倡導闡述性與描述性相結合的音樂民族志描寫方法；第二，加強民間儀式音樂研究的民間學術團隊和中青年學術團隊的建設；第三，研究范圍應先沿海后內陸。
三、鄰近學科（音樂人類學）
2009年，民族音樂學進一步借鑒了人類學的學科方法，更多地從探究人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音樂的相關事項。就目前收集情況看，這方面研究主要以熊曉輝的文章居多，包括《對當代音樂人類學發(fā)展的思考》、《后現代主義思潮對音樂人類學深度意識的消解》、《音樂人類學的困惑》、《音樂人類學視角中的民間音樂》、《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等。再者，在《城市音樂人類學的形態(tài)、模式及其研究路向》一文中熊曉輝談到了近年來產生并盛行于歐美的新型學科——城市音樂人類學，并覺得“城市音樂人類學在城市化進程深刻變化的同時，自身在形式上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它已成為現代音樂人類學學科發(fā)展的必然”。
而洛秦今年在這方面的研究也頗具影響。他的《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的反思和發(fā)展構想》一文從四個部分回溯和分析西方音樂人類學的學科歷史發(fā)展，特別是20世紀晚期約20年學科發(fā)展繁盛多樣的狀況，總結和反思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及其經驗，對其在21世紀的發(fā)展提出建設性構想，拋磚引玉、求教大方。而另一篇文章《學科、學術和學人的薪火相傳——記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音樂人類學專家講習班》則介紹了當前音樂人類學學術發(fā)展新趨勢、研究新理念，其所處的國際學術環(huán)境和新思潮。
與前者觀點相近的《藝術切入→隨緣選擇→文化思考——論音樂人類學與藝術人類學的學科視域及研究過程》（楊民康）中也提到了藝術人類學(含音樂人類學)的對象化考察研究過程可簡單歸納為三個基本階段：“藝術切入、隨緣選擇、文化思考”，或者從方位立場上歸納為“客位切入、主位體察、換位思考”。其中韓鍾恩的《音樂人類學:通過錯位發(fā)展,懸置價值沖突,實現求異互動》、蒲亨建的《音樂人類學本事初論》均為此類代表。
四、相關評論
評論性文章在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中不僅運用一定的理論和方法對該學科進行分析、評價，而且反映出其研究成果。
2009年度，評論性的文章在民族音樂學界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年內會議及專題研討中均有各類評論，其中代表為王曉平的《民族音樂學的靈魂、內核、理想與基石——“改革開放與中國當代音樂學”高層論壇專題評述》、王婷的《走創(chuàng)新教育之路育民族音樂文化——“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少數民族音樂創(chuàng)新教育研討會”綜述》等；評論民族音樂學相關作品的文章有吳寧華的《<音樂民族志方法導論>讀后》、邵小萌的《“文化思考”與“歷史意識”——評<學無界、知無涯,釋論音樂為一種歷史和文化的表達——洛秦音樂文集>》、趙書峰的《“東方主義的幽靈來到了彩云之南”——讀楊民康著<本土化與現代性: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儀式音樂研究>》等；評論民族音樂學相關學者的文章有高舒的《志體鳴樂器洞察表象析音樂儀俗練達文章——記民族音樂學家薛藝兵先生》、李延紅的《知、行并重厚積“厚”發(fā)——記民族音樂學家楊民康》等。
此類文章中學者們從各個方面進行分析評價，均較為客觀地反映了事實，以期引起讀者的共鳴。如在《“西方主義的幽靈來到了彩云之南”——讀楊民康著<本土化與現代性: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儀式音樂研究>》（趙書峰）文章中，作者就該著作是“我國第一部豐富、詳實地記錄和研究有關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儀式音樂的專著”這一評價給予了很高的肯定，并認為其是“一部凝聚著作者數年扎實、細致的‘田野工作’的厚重之作”。但是，作者也提出了該書美中不足之處，如該著作中有的問題表述過于簡單，產生現象所存在的共性因素沒有進一步闡述產生的原因等。
綜上所述，2009年是國內民族音樂學界較為活躍的一年。學者們除了發(fā)表論文外，還舉辦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如2009“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專家講習班”（第二期）、陜北民歌譯介首屆全國學術研討會、北京傳統音樂節(jié)、第二屆儀式音樂研究田野工作論壇、全國高等音樂藝術院校民族音樂研究與教學回顧暨首屆區(qū)域音樂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等。隨著越來越多與民族音樂學相關論著的發(fā)表以及國內音樂學者通過對眾多個案實地考察和綜合分析，學界已逐步積累了一定的研究經驗和研究成果，并開始漸漸走出亦步亦趨緊隨國外民族音樂學理論步調的被動狀態(tài)。此外，眾多的國外學者也來到國內舉辦講座，如美國著名學者鄭蘇教授在上海音樂學院的“音樂人類學與華人音樂研究”講座等，他們的到來為國內的民族音樂學研究帶來了較為前沿的信息，為其學科的發(fā)展起到促進作用。
總體而言，2009年民族音樂學界的研究成果呈現出思想觀念不斷更新、學術熱點多元化的現象，并且更加注重從文化的角度去闡釋音樂，進而把音樂當作文化進行解讀。它的中國化特征、方法論性質、音樂文化研究等表現都預示其在中國今后的發(fā)展方向。然而，我們應該意識到，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不僅局限于國內，對其他民族的音樂的了解也是必要的。目前美國、日本等其他國家已開始對世界各民族的音樂文化進行研究，這是對本民族音樂研究發(fā)展的一種推動。只有深刻的了解世界音樂，才能意識到本民族音樂在世界范圍內的位置。這樣，才能使我們國內的研究做的更加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