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位于浙江杭州的中國絲綢博物館，一臺織機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在一塊織就的錦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文字及一些動物花草圖案十分醒目，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它于1995年在新疆尼雅被發(fā)現后引起轟動，成為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之一。它以絢爛的色彩，激揚的文字，詭秘神奇的紋樣，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fā)現之一，也被國務院列入全國64件禁止出境的文物名單。
2013年，考古人員在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里意外看到四臺漢代織機。這些織機雖已殘破，但這是第一次讓世界看到漢代織機的原樣，也成了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之一。
兩項中國十大考古發(fā)現，經過專家技術人員不懈努力，終于有機結合在一起，并在今年5月成功復制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再次讓人們領略到漢代高超的科技與織造技術。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的出土
回想起23年前的那一幕，現為新疆博物館館長的于志勇仍心潮澎湃?！爱敃r我們在新疆尼雅進行中國首次中外合作考古發(fā)掘，在一座古墓里看到了這件文物。當時它就在棺木內男尸右臂上，與一套弓箭、箭箙等在一起?！庇谥居禄貞?。
尼雅遺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區(qū)民豐縣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地處如今已徹底干涸的尼雅河的尾閭地帶，為漫漫黃沙湮沒。這實際上是一處規(guī)模宏大的聚落遺址群，20余組由若干居住建筑遺址等構成的小聚落遺址，沿蜿蜒曲折的尼雅河下游呈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分布。遺址中部偏南，一處圓形古城形成了遺址的中心聚落。在一處墓地的發(fā)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fā)現了一批分布集中的高規(guī)格墓葬。以第3號墓和第8號墓的發(fā)掘為代表，出土了一批高規(guī)格、高等級、類型豐富的文物。
對尼雅河孕育的尼雅古代綠洲歷史地理研究和探索始自19世紀70年代。許多學者通過對考古資料的分析，結合出土漢文簡牘資料的釋讀結果，大膽推定尼雅遺址可能是漢代“精絕國”。因為在佛塔遺址不遠處曾發(fā)現了一些珍貴的漢文木簡，在一片殘斷的漢簡上，非常清晰地墨書有“漢精絕王承書從事”字樣，昭示尼雅遺址與漢書上記述的“精絕王”一定有直接關聯。
《漢書·西域傳》對精絕國有記載：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
“通過對3號墓、8號墓木棺規(guī)格、隨葬品、大量的華麗服飾尤其是大量華貴織錦的綜合分析，我們認為，這座墓葬里的主人有可能是精絕國的王族或者是貴族，年代當在東漢的中后期到魏晉時期?！庇谥居抡f。
在8號墓葬男性尸體的右側，考古人員還發(fā)現了男主人的袍服衣襟用“延年益壽長葆生孫”錦、“安樂繡文大宜子孫”錦鑲邊，顯示了他的地位不凡，身份特殊。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出土時呈圓角長方形，縫有6條帶子，錦面長18.5厘米，寬12.5厘米，白絹帶長約21厘米。因為它與弓箭等放在一起，專家認定它的初始功能應該是射箭時的護臂。經紡織考古專家鑒定，此漢錦是五重平紋經錦。經密每厘米220根，緯密每厘米48根，織造非常厚實，經線密度大，工藝精湛，制造技術高超。從其圖案和工藝來看，可以說是漢式織錦最高技術的代表。
漢代織機的出土及復制
當人們想著復制“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卻找不到漢代織機時，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考古現場，考古人員在墓葬里發(fā)現4臺漢代織機。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回憶，成都老官山漢墓的西漢提花機模型被發(fā)現之初，4部竹木質地織機文物浸泡在水中已難辨其形，但它的織造原理還是可以看出來的。它的出土，成了當年十大考古發(fā)現之一。第二年，趙豐就領銜主持了國家“指南針項目”，聯合成都博物院、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等科研機構，還原了漢代勾綜式提花機的結構，解決了關于漢代提花機的學術問題。在此基礎上，制作了3D展示系統，并按比例復原了兩臺原始大小且可操作的提花機。
“因為其出土地在成都，我們相信這應該是用來織造蜀錦的漢代織機。我們認為復制‘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可以用同時期的織機來實現織造目的，所以我們這次的復原工作可以稱為：原機具、原工藝、原技術，這就相當于還原了整個漢代的織錦技術體系，是對漢代織造技術的集中體現，我們相信這比其他復制方式和復制成果更有意義。”趙豐說。
因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出土時是經過裁剪，制作成護膊的形式出現，出土部分只是原織錦的一部分，包含的信息不全。中國絲綢博物館希望通過研究已有信息，聯系歷史資料來還原織錦的文字、圖案、門幅等。所以此次復制項目，他們希望以當時的工具還原當時的技藝，最后達到還原漢代織錦技術的目的。紋樣、文字的復制只能算理論研究，而通過合適的機具把文物復制出來，就從理論進入到實踐階段，牽涉的技術問題更為復雜，其中最關鍵的是織機采用什么類型。作為國家文物局紡織品保護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所做的這個復制工作就不只是單純的復制，而是必須要面對大量的研究。
趙豐說：“復制‘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除了文物本身所承載的信息可以得到有效保護和傳承外，我們還可以向大眾傳播其研究過程、復原織造的技術難點、復原工作背后的故事，使得文物故事更加完整豐富。”
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1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文物局正式委托中國絲綢博物館對“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進行復制。
艱難的復制過程
今年5月20日，在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行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復制項目中期匯報會上，國絲館技術部研究館員羅群手持梭子，腳踩踏板，向國家文物局及一眾同行示范織造漢錦的過程。只見梭子在他手中不斷穿過，漢代織機有序工作，一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漢錦慢慢出現在眼前。
當時在現場的厲美娟如今談起此事仍激動萬分。她與同伴一年多來所做的就是穿綜?！拔覀円?0470根經線一一穿入84片花綜和2片地綜中，不得有絲毫差錯。如果有一根穿錯了，就得返工。想想看，每一根絲線有多細，有用的絲線要穿過片片不同的綜，不用的絲線則放在旁邊，最費眼睛了。我們兩人一組，每穿一個小時就得換一組來穿，這樣穿了近一年的時間才穿好?！眳柮谰暾f道。為了穿好綜，工作人員每天要在手上擦上油脂，不能讓手上的肉刺劃到絲線，否則就得重來。
早在2017年1月，主持此項工作的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羅群和劉劍就來到新疆，對漢代織錦護臂進行了織物信息采集和分析檢測。他們經過對此前研究資料及海內外相關文物的比對研究，最終確定把圖案及文字還原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并據此繪制了意匠圖。
趙豐說：“早在1997年我就繪制了這塊漢錦的圖案，但當時沒有找到更為確切的整體圖案，只發(fā)現在這塊漢錦出土的同時，還出土了一些漢錦的殘片，最大的一塊殘片寬7.7厘米，上有‘誅南羌’字樣和一些圖案，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如出一轍，應該是一塊漢錦上裁下來的。因為漢錦有嚴格的規(guī)制，整幅漢錦二尺二寸，而這塊漢錦顯然尺寸不夠。同時在‘誅南羌’這塊漢錦殘片上，圖案里有一左一右兩個羽人。一個羽人的翅膀方向與另一個羽人的羽翅方向相對，顯示出這塊漢錦圖案呈縱向左右對稱。而這兩塊漢錦加起來正好是一尺一寸，是整幅漢錦的一半?！?/p>
正是基于圖案紋樣的成功綴合，文字文意的綴合復原也就變得簡單多了。這時，另一件漢錦的出現讓趙豐他們找到了復原這塊漢錦的證據。由此，整塊漢錦的復制工作走出了辦公室，走上了真正織造的進程。
2017年2月，羅群帶領厲美娟等人正式開始上機穿綜及織造工作。趙豐說：“用同時代的織機來織，織造難度更高，主要是因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經線密度極高，是我們所了解的漢代織錦中密度最高的，每厘米的織物都要接納兩百多根經線。成都老官山出土的原織機上有19片綜框的位置，真正留下來的其實只有5片。我們的紋綜有84片，這意味著整個綜片所占的位置會很長。提花時，綜片的提落、經線的上下交替都會變得相當復雜。第一片綜片和最后一片綜片間隔了一米多的直線距離，雖然第一片綜片提起時開口是很清晰的，而最后一片綜片提起時，前面的開口相對就很模糊了。對于織造者來說，這很難織并極易出錯。所以經線的根數、綜片的數量之多都是織造技術上的大難點，‘錯綜復雜’‘絲絲入扣’就是對織造場景的形象表達?！?/p>
趙豐介紹，“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的復原工作，之前其他機構也做過，都是對文物殘片的局部復制，沒有對整幅織錦的復原。如果只復制出土部分的織錦，大概只需要三四千根經線即可，結合織造技術，其難度相對就會小很多。然而用復原的漢代織機以原機具、原工藝、原技術復原同一時期的漢錦，這是第一次，涉及的整經、穿經、提綜、開口等多個技術點的難度都會大量增加，而且對整幅織錦的復原需要更充分而有力的學術研究作為支撐。
“這次復制漢錦，不論怎么說，都不亞于一次技術攻關，讓漢錦這個中國人引為驕傲的制造工藝，穿越千年時空，重現華麗，令人激動?！壁w豐激動地說道。
（本報記者 王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