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和212年曾經(jīng)焚書坑儒，這是中國古代史上一重大事件。最近有兩作者撰文說焚書確有其事，而坑儒本無其事，是儒們之徒和方士們造的謠，司馬遷由于“愛聽故事”而寫進歷史的，在《史記》之前，并無坑儒之說。本文列舉事實：司馬遷為史官世家，記事是嚴肅認真的，且他的高祖任秦鐵官，曾祖任漢初市長，歷經(jīng)秦漢之際的變遷。漢武帝時博士孔安國獻古文尚書，淮南王劉安與中郎伍被謀反，都談及秦始皇曾焚書坑儒，均在司馬遷撰《史記》之前，以及秦始皇的長子扶蘇因諫坑儒一事被貶上郡等記載，均證明秦始皇確有坑儒之事。關(guān)鍵詞：商鞅變法;焚書坑儒;《史記》；孔安國；伍被關(guān)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也被認為是秦始皇的暴政之一。從秦末到清末二千多年，幾乎無人否定。最近有令人矚目的評論見諸報端，即否認有焚書坑儒這一重大歷史事實，說只有焚書而沒有坑儒，坑儒是“半樁偽造的歷史”，是“儒生們制造的二次八卦”，甚至用了一些污蔑性的語言，說是司馬遷“他耳朵長，愛聽故事”，就是根據(jù)這一些傳聞故事編造而寫進《史記》的，在《史記》一書出現(xiàn)之前，人們只談到焚書而沒有坑儒[0]。有的作者又設(shè)想，這個故事編造的原型見于西漢末年劉向《說苑·反質(zhì)》，司馬遷就是根據(jù)這個原型寫進《史記》的，“十有八九是編造的”。而焚書也只是禁止民間私學(xué)而歸于官學(xué)[1]。等等，這都是作者們主觀臆造，并非歷史事實，必須予以辯明。歷史事件是先有原因而后有結(jié)果的，不能顛倒因果關(guān)系，用反對結(jié)果的辦法否定原因。焚書、坑儒這兩件事是相連發(fā)生的。焚書發(fā)生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坑儒發(fā)生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兩事相連，并非偶然，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和統(tǒng)治思想基礎(chǔ)上發(fā)生的，必須進行統(tǒng)一的思考和研究。秦的先世非子，本居于雍州之西（今陜西西部），因為善于養(yǎng)馬，為周孝王（前891-前886）養(yǎng)馬，馬大蕃息，被周孝王分封于秦（今甘肅天水一帶），因為他的祖先姓贏，故號秦贏。到周平王東遷時，秦襄公（前777-前765）因以兵送平王有功，才被封為諸侯，賜以歧西之地，向西發(fā)展。到秦繆公時（前659-前620）開始強大，成為西鄙大國。十二世傳至秦孝公（前361-前338）時，列國紛爭，諸侯稱霸，周室衰微，東方有齊、楚、燕、韓、趙、魏六國，相繼稱雄，進行會盟。所謂會盟就是強有力的諸侯，號召其他諸侯在一定的地方盟會，并朝見天子。因為各諸侯國的權(quán)利原是由周初天子分封的，周室是天下的共主。按照周禮規(guī)定，每三年諸侯要朝見天子，所以誰主會盟，乃是一種強大的象征。當(dāng)時中原諸侯仍把秦國當(dāng)作戎狄看待，排斥在會盟之外。于是秦孝公決定進行變法，富國強兵，以便能與中原諸侯抗衡。他仿照東方各國的辦法，招聘賢能，魏國的中庶子公孫鞅（即商鞅）前來應(yīng)聘。商鞅先給秦孝公說以帝道，即堯舜以德化民之道，秦孝公不悅，再說以三代以仁義治國的王道，秦孝公仍不悅，最后他說以武力稱雄的霸道，秦孝公高興了，于是采納商鞅的意見，實行了一套異于東方諸國的特殊政策。一、重視農(nóng)戰(zhàn)。把人民按照十家為伍，十伍為保的組織編制起來，互相檢舉連坐，一家有罪若不檢舉，十家同罪。民家有二男不分家者，加倍收取賦稅。每個人都得努力耕種，耕織收獲多的（上交賦稅多）可以免除徭役。從事工商業(yè)和懶惰而致貧窮者，將妻子收為奴婢。不許人民遷徙。有軍功者即授以爵位，“斬敵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敵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2]?！叭胧姑駥儆谵r(nóng)，出使民壹于戰(zhàn)”[3]，在家人民必須種地，出外就得努力作戰(zhàn)。二、實行連坐作告奸法。人民必須互相監(jiān)督進行告發(fā)?！案婕檎吲c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不告奸者腰斬”[4]。能告發(fā)別人者和作戰(zhàn)斬敵受同等的獎賞，藏匿而不告發(fā)的和投降敵人一樣，都是死罪；而不告發(fā)別人的要腰斬，腰斬即將罪犯的肢體斬為兩段。他們認為“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5]因為善民不積極告發(fā)別人，而奸民則能告發(fā)別人，所以國家必須用奸民來治善民，才能強盛。三、重刑治國，輕罪重罰。“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span>[6]要禁止人民犯法，只有加重刑罰，刑罰重了，老百姓就不敢輕試犯法，這樣，國內(nèi)就沒有受刑罰的人了。所謂“行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7]這是說對犯輕罪的也要重罰，這樣輕罪人不敢犯，重罪也就沒有了，這就叫做用刑罰去除刑罰。輕罪重罰，這是法家實行嚴刑酷法的一個重要理論，他們認為只有嚴刑才能治理好國家，從來不考慮罰是否當(dāng)罪，他們認為人民是奴隸，可以任意宰割，也不考慮嚴刑酷法會官逼民反。后來陳勝、吳廣起義，就是秦法嚴酷所迫，導(dǎo)致秦朝的滅亡。四、實行愚民政策?！懊裼迍t易治也?！?/span>[8]老百姓愚昧就容易統(tǒng)治，人民不要讀書有智慧?！坝廾癫恢?，不好學(xué)問，則務(wù)疾農(nóng)?！?/span>[9]愚民沒有知識，不喜好學(xué)問，就會努力農(nóng)作?！稗r(nóng)戰(zhàn)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殆于農(nóng)戰(zhàn)矣。”[10]有一千個農(nóng)戰(zhàn)人民，有一個懂得詩書有智慧的人，這一千人就都不安心于農(nóng)戰(zhàn)了。他認為一個國家只有民弱，才能國強。“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wù)在弱民?！?/span>[11]民弱就是人民服服貼貼聽從國家役使，民強就是人民有抵抗不服從的行為。這正是道家《老子》的愚民政策?！肮胖茷榈勒?，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之，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德?！?/span>[12]治理國家不是要使人民聰明，而是要使人民愚昧，人民聰明了，就難以治理了。五、反對詩、書、禮、樂。去除“六虱”。他們主張國以農(nóng)戰(zhàn)為主，無需詩、書、禮、樂和道德教化。他說：“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zhàn)?！?/span>[13]詩、書、禮、樂、善良、賢能、仁慈、廉潔、辯論、智慧，國家有這十類事情，君上就無法使人民進行戰(zhàn)爭和守土。所以國家必須去除這十類事情，他把從事這十類事情的人歸納為六種，稱為“六虱”，即六種害蟲?！傲涸欢Y、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zhàn)。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nóng)戰(zhàn)，必貧至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14]他把歷史的進步、文化的發(fā)達、人們追求的各種知識和道德，都看作是有害的東西，比作寄生于人們身上的虱子，要予以去除。這“六虱”在韓非那里稱為“五蠹”，即談先王仁義之道的儒生、稱詐設(shè)謀的言談?wù)呖v橫家、為樹立名節(jié)而顯名的帶劍即游俠、行賄于權(quán)門而逃避兵役的患御者以及工商之民。“此五者，邦之蠹也?！?/span>[15]這五種都是國家的害蟲，必須除去。無論是商鞅的“六虱”或是韓非的“五蠹”，為首者都是談?wù)撛?、書、禮、樂的儒家，所以商鞅在秦國執(zhí)政期間也曾焚過書。韓非說：“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shè)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zhàn)之士?！?/span>[16]當(dāng)時秦處西鄙，焚書的規(guī)模可能小，故而他書未載。由此可見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決非偶然，而是秦朝一貫反對詩、書、禮、樂、道德教化，仇視儒生，實行愚民政策的一種結(jié)果。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滅亡周室后，繼續(xù)實行法家的霸道政治，用嚴刑酷法統(tǒng)治百姓，強化君主專制。二十六年（前221年）在議君主稱號時，認為堯、舜、禹、湯、周文、武，都不如他。在堯、舜之先有天皇、地皇、泰皇，皇者大也，帝者王也、神也，取名皇帝，即天下最大的主宰和統(tǒng)治者。對于這個新建的帝國如何統(tǒng)治，在臣僚之間有不同的認識。按照古代夏、商、周的方法，將部分國土分封給自己的子弟，共同統(tǒng)治。丞相王綰建議，對于新平定的燕國、楚國、齊國邊遠地方，中央鞭長莫及，不如仿照周朝初年的方法，“請立諸子”，分封給子弟去統(tǒng)治。秦始皇讓臣下討論，大多數(shù)人同意王綰的意見，只有廷尉（掌全國刑獄法令，僅次于丞相）李斯反對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nèi)賴陛下神靈一統(tǒng)，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shù)也。置諸侯不便?！?/span>[17]因為秦統(tǒng)一六國，是用武力征服的，每取一地，即置郡縣。當(dāng)時郡縣已成事實，所以秦始皇順應(yīng)了這一歷史形勢，同意了李斯的意見，不再分封，這樣既可以避免周代后期諸侯互相戰(zhàn)爭，又能保證秦中央朝廷的絕統(tǒng)治權(quán)力，延至萬世。李斯是法家思想的實踐者，主張君權(quán)是絕對的，天下歸君主一人統(tǒng)治，任何地方任何個人都必須絕對服從，思想也不允許有任何異議，這樣才能保持統(tǒng)治的長久。但他不懂得思想文化和政權(quán)統(tǒng)一的不同，思想文化有延續(xù)性和多樣性，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對時代的看法和主張不同，正由于這種不同，給人們提供了不同的認識和選擇，法家正是從這種爭鳴中發(fā)展起來的。古代“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span>[18] “禹拜昌言曰：俞。”[19]就是讓人們對時政進行批評議論，從中找到解決的正確辦法。但是李斯卻認為，人們不同的意見會干擾或動搖專制統(tǒng)治，于是便發(fā)生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焚書事件。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余人上前為秦始皇祝壽，仆射（主持督責(zé)武事的官）周青臣歌頌秦始皇“陛下神靈圣明，平定海內(nèi)，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zhàn)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聽了后非常高興，而博士官齊國人淳于越則大以為不然，他說，殷周之王千余歲，在于分封子弟功臣，互相輔助，現(xiàn)在皇帝統(tǒng)一天下，而子弟為匹夫，萬一像齊國那樣有田氏作亂，篡奪了姜氏的政權(quán)，有誰來相救呢？并特別強調(diào)：“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淳于越是齊國人，齊魯乃周文化禮樂昌盛之國，他根據(jù)歷史的傳統(tǒng)和經(jīng)驗，認為秦國也應(yīng)該仿照殷、周，進行分封統(tǒng)治，才能長久，當(dāng)面批評周青臣阿諛奉承，加重秦始皇的過錯。秦始皇讓大臣議論，這時李斯已由廷尉進為丞相，他原來就是主張郡縣而反對分封的，所以李斯首先起來駁斥淳于越，他說秦始皇是創(chuàng)下萬世大業(yè)，非愚儒所知，三代之事不可法，現(xiàn)今天下已定，法令一統(tǒng)，百姓應(yīng)當(dāng)努力耕作，讀書人要學(xué)習(xí)法令禁條?，F(xiàn)在諸生不學(xué)習(xí)當(dāng)今而學(xué)古人，非難當(dāng)世，惑亂老百姓的思想?！柏┫喑妓姑了姥裕耪咛煜律y，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xué)，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xué)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xué)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xué)法令，以吏為師。”秦始皇同意了，“制曰可?！?/span>[20]這就是有名的焚書事件，焚書的原因在李斯認為，人們稱頌古代，非議當(dāng)今，都是由于儒生們學(xué)習(xí)了古代的詩、書、百家語的原因。這里的“人善其所私學(xué)”，《史記·集解》注云：“私，亦作知。”是指儒生以個人的認識，非議秦始皇所建立的制度，并不是像馬執(zhí)斌文所說的焚書只是指禁止民間私辦的學(xué)校而歸于官學(xué)。在這里一字之差，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焚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禁止人們私下議論反對現(xiàn)行的法律制度，只有燒毀古代遺留下來的詩書和百家語。于是下令除不是記載秦國的史書、不是國家博士官所管理的書籍外，凡是民間所藏的詩、書、百家語，一律送到郡守、尉那里燒毀，有敢于私下互相議論詩、書的，處死并棄尸于市，以古非今的要全家滅族，行連坐法，官吏知情而不檢舉者同罪，亦即處死。令下三十日不燒的要處以黥刑（面上刺字），罰到邊疆守城，只有醫(yī)藥、算卦、種樹的書不燒，人們要學(xué)習(xí)法令，就以官吏為老師。對于收藏詩、書不燒，敢于私下議論的，不是處死就是滅族，何等殘酷的刑罰！秦始皇的這一舉動，充分反映了他的野蠻性和非人性。人是有思想的，秦始皇自己也是如此，人們怎么能不思想？即使表示擁護秦王朝的統(tǒng)治，那也是一種思想。書籍是人類歷史經(jīng)驗和智慧的記載，法家的諸多思想也是從古代的歷史經(jīng)驗和記載中摘其所要而形成的，秦朝的法令、歷史也是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把書燒毀，不許人們讀書怎么行呢？秦始皇這一政策正說明秦初的統(tǒng)一，人心不服，私議腹非者甚多。因為秦的統(tǒng)一、滅六國，是通過殘酷的兼并戰(zhàn)爭進行的，對人民的統(tǒng)治也極端殘酷，例如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秦攻趙長平，久圍不下，遂發(fā)十五歲以上的男丁都去當(dāng)兵，才得取勝，坑趙降卒四十萬，“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nèi)空?！鼻爻フ剂隧n國的上黨，上黨的老百姓反而逃到了趙國。“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21]秦當(dāng)時被稱為“虎狼之國”，[22]即殘暴而貪得無厭。因為秦國的老百姓太苦了，苦于賦稅、徭役和當(dāng)兵。秦始皇時，收泰半之賦[23]，即收獲的三分之二都要作為賦稅上交。李斯的這種主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無情的鎮(zhèn)壓，殘酷的打擊，用殘酷的刑罰強迫人民服從。通過焚書事件，秦始皇對于儒生已經(jīng)非常反感，因為帶頭批評他的就是博士淳于越，在秦始皇看來，通過焚書，人們就不敢再議論他了，但事實并非如此。秦始皇自議帝號自稱始皇帝后，以為可以傳至萬世，他便巡行天下，宣揚自己的威德。按照傳統(tǒng)，凡帝王授命統(tǒng)治天下，便要舉行封禪大典，以示自己授天命之正。所謂封禪，就是在泰山頂上筑土為壇祭天，報答上天之功，曰封；然后在泰山下梁父地方設(shè)壇祭地，報地之功，曰禪。秦始皇認為自己功高三皇，德過五帝，也應(yīng)該封禪。二十八年（前219）他東巡齊魯郡縣，在鄒嶧山（今山東鄒縣）勒石紀功之后，便征取齊魯?shù)娜迳┦科呤说教┥较?，討論他的封禪事宜。封禪既是古禮，這些儒生便根據(jù)古禮說：“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span>[24]是說人君上山要乘蒲草裹著車輪的車，是怕傷害山上的草木，清除地面鋪著草席進行祭祀，這都是很簡單而容易遵行的。秦始皇聽到這些建議認為很怪異，“由此絀儒生”，便斥退了儒生，自己開辟車道從陽面上山，立石頌功，進行封祭，然后從山陰背面而下，在梁父地方祭地。在上泰山的時候行至山坡，突遇暴雨，被迫在大樹下面避雨，這些儒生因被斥退不得與祭，便譏笑秦始皇這是由于不遵古制所致。當(dāng)時在山東沿海一帶，自戰(zhàn)國末年以來就流行著一種方士，說海上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其中住著仙人，有長生不死之藥，秦始皇信以為真，封禪之后東游海上，便派人尋求當(dāng)時最有名的方士燕人羨門子高。不久齊國人徐市（亦名徐福）便上書說，海上三神山有仙人居住，請秦始皇齋戒賜童男童女前去尋求，于是給徐市童男童女?dāng)?shù)千人，入海去求仙人。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再次東游海上，到達碣石（今秦皇島），派燕人盧生去尋求仙人羨門、高誓。隨后又派韓終、侯公、石生去求仙人不死之藥。不久盧生自稱從海上歸來，說見到一個圖書，說“亡秦者胡也?！碑?dāng)時匈奴被稱為胡，于是秦始皇便派蒙恬發(fā)兵三十萬北擊匈奴，略取河南（河套以南）土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盧生又向秦始皇說，臣等屢次入海求仙藥沒有找到，“類物有害之者”，是因為有一種東西妨礙著，方法是人君行蹤勿使人知，以便躲避惡鬼，惡鬼遠離了，真人才會來到，真人入水不濕，入火不燃，可以騰云駕霧，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安寧，希望皇上所居宮室，不要讓他人知道，然后不死之藥可得。于是秦始皇便自謂“真人”，在咸陽二百里建宮觀二百七十余所，甬道相連，其中以鐘鼓美人充之，各自所居，不許移動，他每行幸一處，若有人告訴其處所者，處以死罪。侯生、盧生本來是一幫騙子，以求仙藥騙取財物，他們害怕求藥不得要受處分，于是互相謀劃說，始皇為人，剛戾自用，專任獄吏、博士七十人，只是備員弗用，丞相大臣只能聽命辦事，以刑殺為威，無人敢言其過?！扒胤ǎ坏眉娣?，不驗，輒死?！币蝗瞬荒芗鏍I兩種方技，試不驗者賜死，其人貪權(quán)至此，我們不必為他去求仙藥，于是便逃掉了。始皇得知后大怒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xué)、方術(shù)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煉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25]這里明確說的是方士盧生等欺騙秦始皇，藥沒求到怕處分，散布對秦始皇的不滿言論后逃掉了。秦始皇把“文學(xué)”和“方術(shù)士”區(qū)分得很清楚，“文學(xué)”就是儒生或儒士，“方術(shù)士”就是方士。秦始皇大怒后派人察問在咸陽的諸生，有議論對秦始皇不滿的視為妖言，讓御史逮捕進行審問，諸生互相告發(fā)以自解，結(jié)果被牽連者四百六十余人，以誹謗罪坑殺于咸陽。這里的“諸生”就是儒生，而不是方士。秦始皇的長子扶蘇反對這種做法，曾上奏秦始皇說：“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笆蓟逝?，使扶蘇北監(jiān)蒙恬于上郡”。[26]這里也說明坑的是學(xué)習(xí)孔子之道的儒生，不是方士。方士是自稱道家的，講長生之術(shù)，和儒家根本不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這事本身是由方士引起的，秦始皇為了發(fā)泄私恨，坑殺儒生，這是由于秦王朝一貫反儒的傳統(tǒng)觀念導(dǎo)致的。李斯當(dāng)時是丞相，他既主張焚書，必然反儒。所以坑儒亦可能是他參與謀劃的。三、《史記》等書有關(guān)坑儒的記載事實確鑿上述司馬遷《史記》關(guān)于焚書坑儒的事實記載得很清楚，來龍去脈原因結(jié)果也很具體。但是最近有人卻撰文說《史記》記載焚書事件是可靠的，坑儒事件不可靠，是司馬遷得之于傳聞。司馬遷身為史官，一切記載都是根據(jù)當(dāng)時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撰寫的，司馬遷自述自己的先祖“世典周史”，是周代的史官，在周襄王、惠王之間（前676-前651）離開了周朝到了晉國，后又隨晉中軍隨會到了秦國，住在少梁（今陜西韓城）。他的高祖司馬昌為秦王（始皇）鐵官，曾祖無澤為漢市長，祖父喜為五大夫，父親司馬談于漢武帝建元時任太史令，前后達三十年（前140-前110），司馬談于元封元年（前110）去世，三年之后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任太史令。太史令的職責(zé)是“掌天官，不治民”，管天文歷法，不治理民事?！?史記、石室、金匱之書?！?/span>[27]編篡國家石室金匱中的檔案文書。司馬談臨死時告誡他的兒子，要繼承先祖太史的事業(yè)，要撰寫像孔子《春秋》那樣一部史書，司馬遷利用皇家的檔案文書，以及自己隨皇帝至各地巡游的見聞，進行比較考核，大約從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前104-前91）歷時十八年撰成《史記》一書。歷來的評論家都認為《史記》所記載事實是可靠的，《漢書·司馬遷傳》：“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span>[28]況且他的高祖是秦的鐵官，曾祖是漢初市長，親歷秦漢之際的歷史變化，秦的焚書是前213年，坑儒是前212年，距司馬談任太史令建元元年（前140），僅七十余年，從他的家族而言，他的祖父輩對這些事情都是很清楚的。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本屬一地。所以，說司馬遷關(guān)于坑儒的事件是得于傳聞是沒有根據(jù)的。說秦始皇三十四年的焚書記載是真的，而次年三十五年的坑儒是編造的就更為可笑了。司馬遷關(guān)于坑儒事件另有三處記載：一、《史記·封禪書》云：“始皇封禪之后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燔詩書，誅僇文學(xué)，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訛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fēng)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29]“誅僇文學(xué)”就是指坑儒。二、《史記·儒林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shù)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博士，卒與陳涉俱死?！?/span>[30]這里的坑術(shù)士，即指儒生，不是方士。三、秦始皇的長子扶蘇因上書反對坑殺儒生，而被趕出咸陽，到上郡去做蒙恬的監(jiān)軍。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時死于平原郡沙丘（今河北廣宗縣），死前“令趙高乃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遺詔扶蘇將兵權(quán)交與蒙恬，趕快回到咸陽，治理他的喪事。趙高就是利用扶蘇不在咸陽這一機會，與李斯共謀立胡亥為二世，矯詔責(zé)備扶蘇“數(shù)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 賜死[31]。天下皆知扶蘇之怨，所以陳勝吳廣起義時，便以公子扶蘇和楚將項燕為號召?！瓣悇僭唬禾煜驴嗲鼐靡樱崧劧郎僮右?，不當(dāng)立，當(dāng)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shù)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span>[32]可證扶蘇確是因諫議秦始皇而被逐出咸陽，無罪被二世殺害的。難道這些事件都是像李開元文所說，司馬遷為了證實有坑儒一事，有意“補充”和“添加”上去偽造的嗎？其次該文作者又說，關(guān)于秦始皇“焚書坑儒”并舉之說，是在司馬遷《史記》之后，此前只有焚書之說而并無“坑儒”之說，所以“坑儒”之說是后人沿襲司馬遷《史記》而來的，由此而認為“坑儒”是司馬遷偽造或“耳朵長”隨便聽來的。其實事實并非如此，司馬遷于征和二年（前91）在“報任少卿書”中說他“網(wǎng)絡(luò)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完成《史記》一書一百三十篇，“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33]當(dāng)時并未公開。在司馬遷死后數(shù)十年，漢宣帝（前73—前49）時才由他的外甥楊惲宣布的，書名“太史公記，頗為春秋。”[34]這就是說只有在漢宣帝時《史記》才為人所知，然而在此以前，早已有有關(guān)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記載了。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設(shè)五經(jīng)博士，孔安國為博士官，此前封于山東的漢景帝子魯恭王劉馀好治宮室，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室，在孔子舊宅中發(fā)現(xiàn)了古文《尚書》、古文《孝經(jīng)》等獻之武帝，其《尚書》序云：“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xué)士難逃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shè)學(xué)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惫盼摹缎⒔?jīng)》訓(xùn)傳序云：“及秦始皇焚書坑儒，孝經(jīng)由是絕而不傳也，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凡十八章，文字多誤，博士頗以教授。后魯恭王使人壞夫子講堂，于壁中石函得古文孝經(jīng)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蝌蚪形?！?/span>[35]孔安國乃孔子十二代孫，《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歡”[36]這說明司馬遷為太史令期間，孔安國已死，司馬遷已經(jīng)見到了他的兒子卬和孫子歡。據(jù)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孔安國于元朔二年（前127）至元狩五年（前118）為博士、諫議大夫，元狩六年（前117）出任臨淮太守，不久卒于官，這都在司馬遷任太史令之前十多年。《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37]可知司馬遷在任太史令之前，早年曾從孔安國學(xué)習(xí)古文。這都說明在司馬遷著《史記》之前，孔安國向皇帝獻古文《尚書》、《孝經(jīng)》時已明確說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xué)士逃難解散”，把自己家藏的詩書暗藏在屋壁的夾縫中。如無其事，孔安國身為博士、諫議大夫面對皇上和朝野敢造這么大的謠？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淮南王劉安準備謀反，召淮南中郎伍被與謀，伍被不贊同劉安反叛朝廷，舉秦與漢初吳楚七國之亡為教訓(xùn)說：“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愿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圣人之道，殺術(shù)土，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zhuǎn)負海之粟致之西河……”[38]伍被在這里還敘述了秦始皇再次派徐福攜男女三千、百工和五合種子，入海求仙，徐福到了那里（即日本）稱王，一去不歸。《漢書·伍被傳》亦云：“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愿大王毋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shù)士，燔詩書，滅圣跡、棄禮儀、任刑罰，轉(zhuǎn)海濱之粟，致于西河?！?/span>[39]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謀反失敗自殺，伍被自首與謀過程，亦被誅。這在司馬遷任太史令之前十七年，也明確說秦始皇“殺術(shù)士，燔詩書”。所以，說在司馬遷撰《史記》之前，各種文獻沒有秦始皇坑儒的記載與言論，是沒有根據(jù)的。由此而認為說焚書坑儒是司馬遷沿襲劉向《說苑·反質(zhì)》之文，就不攻自破了。東漢時班固《漢書》撰一百卷，班固（32－92）東漢初年人，漢明帝時任蘭臺令史，典校秘書，其父班彪接續(xù)司馬遷《史記》太初之后作后傳十篇，彪死，其子班固受漢明帝詔繼續(xù)撰寫，從永平至建初年間成書，前后二十年。班固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xué)家，假若《史記》中關(guān)于坑儒有不實之處，必有辨誤，但班固是堅信秦始皇焚書和坑儒是真實的。《漢書·儒林傳》：“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shù)士，六藝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于是孔甲為涉博土，卒與俱死。”基本與《史記》相同，而且說得很肯定?！稘h書》卷二七《五行志》又云：“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象之，遂自圣賢，燔詩書、坑術(shù)士，奢淫暴虐務(wù)欲廣地……后十四年而秦亡?！边M一步肯定了焚書坑儒的事實?！翱有g(shù)士”即儒生，有些學(xué)者在“術(shù)士”一詞大做文章（如《百家講臺》），說“術(shù)士”指方士，言外之意始秦始皇坑的是方士而不是儒生。還要求在現(xiàn)在的大中學(xué)歷史教科書中刪掉秦始皇曾坑儒這一條內(nèi)容?！妒酚?/span>?禮書》：“今上即位，召致儒術(shù)之士，令其定儀?！薄稘h書·董仲舒?zhèn)鳌罚骸俺加抟詾橹T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span>[40]儒學(xué)也稱儒術(shù)，這里的術(shù)士，明明白白是指研習(xí)儒學(xué)的士人，怎么會是方士。至于說有些文獻如賈誼的《過秦論》只談到焚書，“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未明確談坑儒，因為焚書是全國性的，坑儒只是在咸陽。但文中另有“殺豪俊”、“禁文書而酷刑法”，[41]是包括坑儒的。四、焚書坑儒的歷史教訓(xùn)應(yīng)該記取反對者還有一種說法，是說《史記》中關(guān)于秦始皇焚書坑儒地記載，與劉向《說苑·反質(zhì)》篇中有相同又有出入。劉向（前77－前6）西漢末年人，成帝時，領(lǐng)校五經(jīng)秘書，對于整理古代典籍很有貢獻?！凹安蓚饔浶惺?，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shù)上疏言得失，陳法戒?！?/span>[42]《說苑》一書是劉向利用自己的職任輯錄了先秦至漢代的史實和傳聞，并雜以自己的議論，是上陳給皇帝讀的，有勸諫之意。其中關(guān)于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事，基本事實與《史記》所記者相同，比《史記》所記多盧生逃亡后而侯生復(fù)見秦始皇一段議論，這更說明秦始皇確有坑儒一事。正式的歷史只能記載基本事實和要點，不可能把某些細節(jié)都全寫進去。關(guān)于此事，參看近人趙善詒《說苑疏證》一書，即可明了。事情很清楚，歷史事實發(fā)生在先，傳聞必在其后，若根據(jù)這些作者的設(shè)想，《說苑》是根據(jù)傳聞，這一傳聞又是方土們造的假，司馬遷就是根據(jù)這一造假的傳聞寫進《史記》的。若按這種邏輯，必須把扶蘇上諫秦始皇反對坑儒被貶上郡、以及后來被賜死、孔安國因得孔壁古文《尚書》作《古文尚書序》、伍被諫淮南王謀反，這些事都要一筆勾銷，通統(tǒng)都是偽造，這樣勢必要把《史記》、《漢書》全部推翻，這可能嗎？反對者的另一根據(jù)是衛(wèi)宏《古文官書序》所述坑儒一段傳聞故事，與《史記》有所不同。衛(wèi)宏，東漢初年人，光武（25－56）時曾任議郎，其人善古文尚書，對古文尚書的字義作了訓(xùn)詁，作《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改古文以為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誹謗怨恨，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召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月種瓜于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成，乃使人上書曰，冬瓜實有，詔天下博土諸生說之，人人各異說，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論難不能決，因發(fā)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span>[43]《漢書·儒林傳》顏師古注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xiāng)，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為秦坑儒處也。衛(wèi)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更改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于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44]顏師古注引衛(wèi)宏文：“秦既焚書”后缺“改古文以為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誹謗怨恨”兩句。唐國子監(jiān)祭酒孔穎達（574－648）撰《尚書正義》亦曾引衛(wèi)宏《古文奇志序》[45]。認為秦朝焚書之后將已存之書（國家博土官所藏）古文即先秦的蝌蚪文，改成秦朝統(tǒng)一的大篆及隸書，引起土人的非議，設(shè)計誘至新豐坑殺之，這對坑儒又多了一條說明。諸生誹謗秦始皇的內(nèi)容有改定古文一事。《史記》說坑殺于咸陽，咸陽為秦之都城，《漢書·地理志第八上》：新豐屬秦內(nèi)史，即京師，漢初改為京兆，亦轄新豐。所以這次坑儒也可能是在新豐坑殺的，人數(shù)由四百六十人增至七百人。秦法嚴酷，輕罪重罰，人數(shù)增加或是傳聞有誤也是有可能的。顏師古明確說“古老相傳”既是傳聞，就會與原來的事實有所出入。京兆即長安，為西漢首都，東漢都洛陽，稱京兆為西京。衛(wèi)宏是東漢初年人，他又是一個考訂古籍的學(xué)者?！逗鬂h書·衛(wèi)宏傳》云：“衛(wèi)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span>[46]他可能到過西京，記載了西京許多漢官雜事，坑儒之事，乃是其一，亦可能是他自己親聞。宋著《長安志》卷十五臨潼縣：“旌儒鄉(xiāng)在縣西南，管邨三十九，坑儒谷在縣西南五里，秦始皇坑儒于驪山下，故名坑儒鄉(xiāng)?！铺鞂氈懈臑殪喝遴l(xiāng)，立旌儒廟，賈至作碑?！?/span>[47]這說明新豐（即今臨潼）確有這一傳聞。我國地方志往往會補充官書之不足，這一記載不僅不能否定秦有坑儒之事，反而更是秦朝確曾坑儒的一條佐證。對于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廢分封行郡縣，改變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面貌，明末學(xué)者黃宗羲說：“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于我也。”[48]當(dāng)時他以為用郡縣這種統(tǒng)治方法能夠使他一家天下傳至萬代，是出于私天下之心的，但在客觀上卻給中國歷史留下了中央集權(quán)的郡縣制，強化了中國的統(tǒng)一，這是秦始皇自己所始料不及的。同時秦始皇也是第一個在中國樹立了君主專制統(tǒng)治的樣板，這兩個方面影響都極為深遠。對于秦始皇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評價，但為了替秦始皇辯解，用各種設(shè)想否定坑儒這一鐵的事實，實無必要。黑格爾曾說：“在歷史里面，人類行動除掉產(chǎn)生他們目的在取得的那種結(jié)果——除掉他們直接知道欲望的那種結(jié)果之外，通常又產(chǎn)生了一種附加的結(jié)果，他們滿足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還有潛伏在這些行動中的某些東西，雖然它們沒有呈現(xiàn)在他們的意識中，而且也不包括在他們的企圖中，卻也一起完成了?！?/span>[49] 這可以作為我們對秦始皇評價的參考。關(guān)于焚書坑儒一事，唐朝的章碣《焚書坑》詩云：“竹帛煙銷帝業(yè)虛，關(guān)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鼻厥蓟室詾榉倭藭?、坑了儒，就沒有人敢反對他了，帝業(yè)可以萬世一系，結(jié)果焚書以后六年、坑儒以后五年、他死后三年（前207），秦朝就滅亡了，滅亡他的陳勝、吳廣和劉邦、項羽都不是讀書人，這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xùn)，我們應(yīng)該深刻地記取，還有必要再替他翻案嗎？原載《南開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1年第3期
[0] 李開元：《焚書坑儒，半樁偽造的歷史》，《中華讀書報》2009年11月18日。[1] 馬執(zhí)斌：《焚書坑儒辨》，《中華讀書報》2010年2月14日。[2] 《韓非子·定法》，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399頁。[3] 《商君書·算地第六》，高亨：《商君書注譯》，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8頁。[4]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230頁。[5] 《商君書·去強第四》，高亨：《商君書注譯》，第45頁。[6] 《商君書·賞刑第十七》，高亨：《商君書注譯》，第130頁。[7] 《商君書·靳令第十三》，高亨：《商君書注譯》，第108頁。[8] 《商君書·定分第二十六》，高亨：《商君書注譯》，第189頁。[9] 《商君書·墾令第二》，高亨：《商君書注譯》，第26頁。[10] 《商君書·農(nóng)戰(zhàn)第三》，高亨：《商君書注譯》，第35頁。[11] 《商君書·弱民第二十》，高亨：《商君書注譯》，第155頁。[12] 《老子》，第六十五章，沙少海：《老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2頁。[13] 《商君書·農(nóng)戰(zhàn)第三》，高亨：《商君書注譯》，第36頁。[14] 《商君書·靳令第十三》，高亨：《商君書注譯》，第106頁。[15] 《韓非子·五蠹》，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456頁。[16] 《韓非子·和氏》，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97頁。[17]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9頁。[18] 《淮南子·主術(shù)訓(xùn)》卷九，《四部備要》本。[19] 《尚書·大禹謨》，江灝：《今古文尚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頁。[20]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55頁。[21] 《史記》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傳》，第2336頁。[22]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第2261頁；《史記》卷七五，《孟嘗君列傳》，第2354頁。[23] 《漢書》卷二四《食貨志第四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第1126頁。[24] 《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第1366頁。[25]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58頁。[26]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58頁。[27] 《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2、3296頁。[28] 《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第2738頁。[30]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第3116頁。[31]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48頁，第2551頁。[32] 《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第1950頁。[33] 《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第2735頁。[34] 《漢書》卷六六《楊敞傳》，第2899頁。[35] 嚴可鈞輯：《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全漢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2頁。[36] 《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47頁。[37]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607頁。[38]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第3086頁。[39] 《漢書》卷四五《伍被傳》，第2171頁。[40] 《史記》卷二三《禮書》，第1160頁；《漢書》卷五六《董仲舒?zhèn)鳌?，?523頁。[41]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80頁、283頁。[42] 《漢書》卷三六《劉向傳》，第1728頁。[43] 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經(jīng)編小學(xué)類，光緒九年（1883）長沙嫏嬛館補校本，第六十冊。[44]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第3592頁。[45] 孔穎達《尚書正義·注疏卷第一》，臺灣：廣文書局，1972年，第5頁。[46] 《后漢書》卷七九下《衛(wèi)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575頁。[47] 宋敏求：《長安志》，民國二十年（1931）年排印本。[48]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法》，《四部備要》本，第5頁。[49] 黑格爾：《歷史哲學(xué)講演錄》，北京大學(xué)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哲學(xué)》，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5年，第4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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