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摩尼教新探
內(nèi)容提要：朱熹早年仕宦泉州與晚年出知漳州，均涉摩尼教（明教）。通過新資料，揭示朱熹仕泉時與草庵（摩尼教址）之關(guān)涉，提出前賢尋覓未果的呼祿法師墓的新線索。學界前輩認為朱熹知漳《勸諭榜》所禁為佛教。通過勾勒摩尼教在中國的流播及其對趙宋王朝的影響，征諸同時代陸游、真德秀遺留文獻，辨析朱熹知漳所禁即摩尼教。
朱熹青年時代仕泉(1153-1157)與晚年知漳(1190-1191)，均涉摩尼教。慶元二年(1196)即“慶元學禁”之際，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奏劾朱熹6大罪狀，開頭就有“剽張載、程頤之余論，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shù)，以簧鼓后進”云云。其中“吃菜事魔”即指摩尼教。對此，若如論者簡單地說沈繼祖根據(jù)傳聞而說謊誣陷，既不利于弄清事實，也不足以為朱子辯解。因此，盡管相關(guān)史料湮滅散佚，仍有索隱勾稽，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一、摩尼教在中國的流播及其對趙宋王朝的影響
公元3世紀，摩尼教由南巴比倫人摩尼創(chuàng)立，后發(fā)展成為一種世界性宗教。675年，摩尼教傳入中國新疆地區(qū)，然后逐步擴散到中國內(nèi)陸。唐開元十九年(731)，《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一書由古敘利亞文本譯成漢語文本，公開刻印發(fā)行，流播于民間。公元8世紀中葉，摩尼教被回鶻（外蒙地區(qū)）的登里可汗立為國教。唐王朝為了平息“安史之亂”，向登里可汗求援。762年，登里可汗派兵殺入洛陽等地，他要求唐朝在長安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在荊州、洪州、揚州、越州、河南府和太原等地也建立摩尼教寺廟。這樣一來，摩尼教成為僅次于佛教與道教的一大宗教派別。唐武宗“滅佛”，同時下令敕禁摩尼教。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統(tǒng)治者也都下過限制摩尼教活動的禁令，遂使摩尼教歸于湮滅。
摩尼教在其流傳過程中，佛道色彩越來越濃。五代后梁貞明六年(920)，母乙、董乙以摩尼教為旗幟，在陳州（今河南淮陽）起義，其徒“畫魔王踞坐，佛為跣足”，宣稱“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意謂其教主摩尼比釋加牟尼還要高明；宋真宗時修《道藏》，兩次命福州獻上《明使摩尼經(jīng)》編修入藏（注：宋徽宗亦曾再修《道藏》，兩次命溫州送明教經(jīng)文入藏。）。宋代摩尼教轉(zhuǎn)入地下，向東南沿海秘密滲透。這種秘密宗教的參加者不喝酒，不吃葷，互相以財相助，很受貧苦民眾歡迎。因此，揭竿而起的農(nóng)民領(lǐng)袖利用其宗教形式組織農(nóng)民起來斗爭。北宋政和四年(1114)，浙江明教信徒各在所居鄉(xiāng)村，建立齋堂，鼓動民眾，夜聚曉散?；兆谶@才感到問題嚴重，頒下取締禁令。時隔6年，方臘則以明教相號召，樹幟起義。其后，統(tǒng)治者以“吃菜事魔”和“魔教”侮稱明教，并視之為邪教。南宋初對于“吃菜事魔”的取締尤為嚴酷。高宗一再頒布禁令，因告發(fā)株連，被籍沒流放者不計其數(shù)。然而，統(tǒng)治者的鎮(zhèn)壓無異為淵驅(qū)魚，迫使異教徒們進行殊死反抗。實際上，方臘以后，“吃菜事魔”在東南民間一直禁而不止，頻生事端。南宋立國百余年間，與“魔教”有關(guān)的農(nóng)民起義此伏彼起：建炎四年(1130)，王念經(jīng)在江西貴溪聚眾起義，信州、饒州數(shù)萬民眾紛起響應(yīng)；紹興三年(1133)，余五婆、繆羅在浙江遂安“傳習魔法”，反抗官軍；紹興十年，浙江東陽“魔賊”谷上元率眾起事；紹興十四年，安徽涇縣俞一發(fā)動“事魔者”舉義；紹興二十年，貴溪黃曾繼王念經(jīng)之后，再次“以魔惑眾”，擾亂一方。
距方臘起義一個世紀后，紹定元年（1228年），陳三槍在贛南松梓山舉義，奉張魔王小張魔王為領(lǐng)袖，聲勢波及三路十余州郡，時間持續(xù)了7年之久。宋代與摩尼教相關(guān)見諸記載的農(nóng)民起義，以方臘始，以陳三槍終，兩者首尾呼應(yīng)。由此可見，摩尼教對趙宋王朝的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產(chǎn)生過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注：臺灣學者王見川所撰《從摩尼教到明教》一書，有諸多創(chuàng)見，但認為“摩尼教厭惡殺戮，不僅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轉(zhuǎn)引自韓秉芳《評〈從摩尼教到明明教〉》，《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從而反復(fù)論證中國的摩尼教（明教）與農(nóng)民起義無涉。對此，我們不敢茍同：因為傳入中國的佛教與基督教，都是反對殺戮的，可兩者在歷史上都曾被起義的農(nóng)民所利用。）。
二、青年朱熹仕泉謁呼祿法師墓與草庵題刻
對于朱子所謁呼祿法師墓之所在地，20世紀50年代就有學者尋覓未果。近有泉州許添源先生撰文，認為泉州城北清源山埔任村“墓庵埔”極可能是該墓的具體地點。此外，陳允敦教授《泉州名匾錄》一書，其中有一條史料，可作為朱熹與草庵（摩尼教址）關(guān)系之佐證。
一般學者在研究摩尼教傳入福建泉州時，均引用何喬遠《閩書》卷七《方域志》的記載：“會昌中(841-846)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祿法師者，來入福唐（今福清縣），授侶三山（今福州市），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所謂“汰僧”，即指武宗“滅佛”。摩尼教僧侶呼祿法師避難入閩，先駐福清，又徙福州秘密傳教，繼而游方泉州，老死后埋葬在泉州城北清源山下。紹興二十三年(1153)秋，初仕泉州、時年24歲的同安縣主簿朱熹與同僚們一起往北山謁奠呼祿法師墓。其詠《與諸同寮謁奠北山過白巖小憩》（注：郭齊《朱熹詩詞編年箋注》以為“北山、白巖皆在同安城郊”。蓋因郭先生為蜀人，似未曾蒞泉之故。北山、白巖皆屬清源山一帶。乾隆《泉州府志·山川》將此詩附“清源山”條，還有清源山下埔任村民口碑亦可資為證。）云：
聯(lián)車涉修坂，覽物窮山川。疏林泛朝景，翠嶺含云煙。祠殿何沉邃，古木郁蒼然。明靈自安宅，牲酒告恭虔。肹蠁理潛通，神蚪亦蜿蜒。既欣歲事舉，重喜景物妍。解帶憩精廬，尊酌且留連。縱談遺名跡，煩慮絕拘牽。迅晷諒難留，歸軫忽已騫。蒼蒼暮色起，反旆東城阡。（《文集》卷一）
這首詩的開頭4句寫來時朝景，尾4句寫歸時暮景；“祠殿”以下6句，抒謁奠高僧歸葬之所，頓悟人神之間通感；“解帶”以下4句，敘白巖僧寺小憩；中間橫插“既欣歲事舉，重喜景物妍”，過渡自然，以成章法。從詩中可以窺見青年朱熹對呼祿法師的景仰。然而，這位傳教士的基地早已淹沒，文獻也沒有明確的記載。有學者推測其墓在清源山老君巖附近，如吳文良先生《泉州宗教石刻》書中說：“泉州城北，傳說有呼祿法師墓在老君山下，南宋朱熹有與同僚謁奠北山呼祿法師墓的詩。但我們在老君山下搜尋多次，毫無收獲，僅見大石刻老君坐像一尊，與巨松數(shù)株而已?！鼻安痪茫S添源先生撰《呼祿法師墓究竟在哪里》一文，為揭開這一千古之謎提供了難得的線索：
呼祿法師為史志記載中傳教泉州的唯一有名的摩尼教僧侶，是一位非同尋常的道行高深的傳教師。他的墳?zāi)箍隙ㄒ彩鞘ツ?，可惜有關(guān)記載甚少。今人據(jù)“卒葬郡北山下”6個字，只知其死后埋葬在泉州城北的清源山麓。但具體位置則不甚了了。有人說其墓在老君巖，但只是推測，查無實據(jù)。
筆者據(jù)民間口碑及兒時回憶，認為呼祿法師墓很有可能在北峰鎮(zhèn)環(huán)清埔任村“墓庵埔”。主要依據(jù)是：埔任村位于……古時“大澤”之畔。村西原有小山丘，與“郡北山下”相符。村人稱此小山丘為“五庵埔”，實應(yīng)為“墓庵埔”（“五”與“墓”閩南話為諧音）。筆者小時候就曾見埔上有大墓好幾處。其中有一大墓用糖水灰筑，村人叫“和尚墓”。聽年長些的人說，原來墓邊有庵，墓前有石碑、石塔。墓庵埔邊原來住有一神姐阿晟，活到80余歲，文革后去世。據(jù)泉州華僑中學退休教師蔡景煌稱，阿晟生前曾說解放前草庵的“和尚”年年來此祭祀。今年60多歲的村民蔡毓遠說，他小時候還吃過草庵和尚祭祀后分送的饅頭等祭品呢！
世事滄桑，人物變幻。過去荒冢累累的墓庵埔，幾十年來已被高樓大廈村居民房所覆蓋。歷史遺跡是難以找尋了。關(guān)于呼祿法師墓址的“人證”和“物證”還是有的?！翱诒笨稍冎胰未迥光制疑蠚q數(shù)的原住民。另據(jù)說有一高約2米、寬1米的大石碑，“農(nóng)業(yè)學大寨”開山造田時，由一二十個年青小伙子扛到“浯公潭”通溪墘水利處當橋板。后又因建通往五一糧庫公路，埋入地下。地點約在舊劍影武術(shù)學校前。若要發(fā)掘，則可調(diào)查當時參與的當?shù)厝恕?/span>
草庵是位于晉江安海羅山的摩尼教寺院，距上述埔任村約50里之遙。解放前即1949年前草庵的“和尚”年年來此祭祀，說明此墓與草庵摩尼教的淵源關(guān)系。許文中所說的北峰環(huán)清埔任村西小山丘“五庵埔”（墓庵埔），位于清源山下，即今福建省泉州勞動教養(yǎng)管理所附近。因此，許添源先生撰文詳述的“和尚墓”有可能就是學界刻意尋覓的呼祿法師墓。
據(jù)陳允敦先生《泉州名匾錄》記載，朱熹題刻“勇猛精進”4字橫書木匾，原懸于晉江佘店蘇內(nèi)村萬石山（羅山）摩尼教寺——草庵中。明清時代，摩尼教式微，草庵由佛教僧尼掌管。1933年冬弘一法師曾掛錫于此，在朱熹匾后半截加書一段小字：“歲次癸酉，與傳貫法師同住草庵度歲，書此以作遺念。除夕朝演音，時五十有四，貽贈庵中?！保ㄗⅲ捍擞涊d本于王洪濤《弘一法師在泉州》一文（《泉州文史資料》1962年9月第七輯）；查《弘一大師全集》（九·書法卷）第138頁亦有落款為戊午年(1918)的“勇猛精進”四字。）陳允敦先生慨嘆一匾之中，書者名儒，續(xù)者名僧，十分珍貴?？上г撠矣凇拔母铩笔洹?/span>
關(guān)于該題刻的書寫時間，我們認為應(yīng)與紹興二十三年(1153)秋朱熹謁奠呼祿法師墓同時。高令印教授認為，草庵寺距安海石井書院很近，因此，（“勇猛精進”）可能是朱熹早年至石井鎮(zhèn)（安海別稱）時寫的。廈門大學劉青泉先生認為，晉江羅山草庵始建于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1979年，草庵的庵前曾經(jīng)出土了刻有“明教會”字樣的宋代黑釉瓷碗等一批珍貴文物（今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證明羅山草庵一帶在南宋時代就是明教主要活動地區(qū)之一。因此，朱熹謁呼祿法師墓應(yīng)與明教活動有涉，但其草庵題刻的具體背景已難以詳考。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分析：其時朱熹蒞同安僅數(shù)月，因好佛老而及于摩尼教。摩尼教宣揚的光明（善）黑暗（惡）二宗可與理學家的天理人欲說相比附，故朱熹引伸佛教教義“四法印”勤修涅槃之法“正精進”為“勇猛精進”，書贈明教徒。
三、朱熹晚年知漳《勸諭榜》禁“傳習魔教”辨析
紹熙元年(1160)四月，61歲的朱熹出知漳州。作為名滿天下的大儒，以《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家，站在維護封建王朝長治久安的立場上，為了實現(xiàn)其“三綱五?！钡恼文繕伺c德性倫理而不遺余力。將近一年的臨漳之政，對經(jīng)界、鹽法等時弊的整飭及經(jīng)總制的蠲減收效甚微。然而，漳郡風俗丕變，與朱熹的教化厲治及經(jīng)學理學的傳播密切相關(guān)。因此，方志說，臨漳自“晦翁過化以來，民知冠婚喪祭之禮，士習堯舜周孔之學”。實施社會改良之舉，從其發(fā)布的公告文書中可以窺見一斑：
《勸諭榜》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斗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nèi)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并行坐罪（注：凡本文著重號皆作者所加。）。
《勸女道還俗榜》
……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降及后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fā)，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大不嫁，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中雖悔于出家，外又慚于還俗，于是不昏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淫行……豈若使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昏嫁……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污俗，豈不美哉！
以上引文有“佛法魔宗”、“魔佛”、“傳習魔教”諸語。陳榮捷先生《朱子新探索》第54條“魔”，專門討論朱子知漳關(guān)涉摩尼教（明教）與否。陳氏力辯“魔”非指摩尼教，認為朱子所攻純?yōu)榉鸾?。其主要論?jù)：其一，兩文均未提及教義，可知絕非排教；其二，所禁者乃私創(chuàng)庵舍，因女道住庵被控訴與人通奸，又因以傳經(jīng)為名，男女晝夜混雜；其三，陳淳(1159-1223)敘述民間宗教最詳，并未提及摩尼教；其四，王懋竑《年譜》：“其俗尤崇尚釋氏之教，男女聚僧廬為傳經(jīng)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禁之?！蹦藢Ｖ阜鸾讨^。如上所述，最重要的是一、二兩條。我們反復(fù)細觀《勸女道還俗榜》謂：“幸而從之者少……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闭f明事端僅處于萌芽狀態(tài)因而“從之者少”，又都是些“不能通其意”、“不能踐其實”的“庸下之流”，加上朱熹所作的是公告文書（非論辯所必須），故不涉教義。而與號稱“泉南佛國”相鄰?fù)瑸殚}南語系的臨漳一帶，對于佛教有眾多的信奉者，絕非如朱子所明言的“從之者少”?！皬闹呱佟狈侵改δ峤潭危恳虼?，陳先生釋“佛法魔宗”、“魔佛”、“魔教”3詞之“魔”字，為妖邪魔鬼之意則無不可，但斷言非指摩尼教則難以成立（注：陳榮捷先生認為朱子知漳所說“魔佛”是指佛教為邪惡害人，“魔教”非摩尼教之別名也。）。此外，所謂“以傳經(jīng)為名，男女晝夜混雜”（男女無別者為魔）不正是摩尼教（明教）的特征之一嗎？至于第三、四條，因明教對趙宋王朝構(gòu)成威脅，歷經(jīng)“慶元黨禁”劫難之后，以講學授徒作為生計的陳淳在其著作中諱言其事，是可以理解的；迨至清代，王懋竑著《年譜》時，摩尼教式微，沿襲黃干《朱熹行狀》之說（注：黃干《朱熹行狀》：“習俗未知禮……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jīng)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悉禁之，俗大變?！保?，認為朱子知漳所禁為佛教。
然而，研究朱子學達半個世紀的陳榮捷先生不愧為蜚聲中外的老前輩，他在闡述自己觀點的同時，以開放的胸襟客觀地記錄了不同意見。他說：
1984年9月有宋代教育之研討會……名為宋代，實集中于朱子……參與者國際專家20余人。席間有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朱榮貴君報告朱子各處外任之勸諭榜。彼譯“魔”為“妖”，予贊助之。惟西方學者數(shù)人，極端反對，堅持“魔”為魔教，即吃菜事魔教，亦即摩尼教。其中Erik Zürcher為中國佛教史世界權(quán)威，對我國歷史上外來宗教，甚為熟識。彼謂南宋時代，摩尼教猶存云。
竊以為那幾位西方學者，尤其是Erik Zürcher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征諸文獻，我們得到可靠的印證。
朱熹的摯友陸游(1125-1209)于紹興二十八年(1158)任閩東寧德縣主簿，親眼見過明教徒的活動情況。他在《老學庵筆記》（注：所記大多為其親歷、親見、親聞之事。該書的特點是內(nèi)容豐富，態(tài)度嚴肅，資料性強。）中說：“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jīng)，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后?！蹦切┤藷厝橄悖潮丶t蕈。陸游嘗責問：“此魔也，奈何與之游？”其中參與活動的讀書人則回答說：“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婦人所作食則不食?！标懹卧∑浣?jīng)文觀看，認為內(nèi)容荒誕不經(jīng)，斥之為“俚俗習妖妄之所為”。紹興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陸游在《應(yīng)詔條對狀》中，說摩尼教之危害甚于“盜賊之興”，希望朝廷采取嚴厲措施進行取締。其所描述頗為翔實：
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禬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偽經(jīng)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為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為雕監(jiān)。以祭祖考為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
陸游對皇帝說的關(guān)于摩尼教在江南各地的稱謂、傳習者、神號、經(jīng)文流布及祭祀活動等歷史事實，向來為摩尼教研究者所重視（王國維《摩尼教流行中國考》、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亦引用這一史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教以“肉佛、骨佛、血佛”為號，是朱熹稱其為“魔佛”的原因之一。陸游所述皆發(fā)生在朱熹知漳之前。而從朱熹《答鞏仲至》諸書7次談到陸游（包括1179年任閩北建寧常平使者之績效），以及陸游于淳熙八年(1181)有詩《寄朱元晦提舉》，可知朱陸交誼之深，朱熹對于陸游所述的閩中摩尼教活動情況當有所知。朱熹知漳之際，據(jù)《語類》“外任漳州”門人必大記：
建寧自鄭丙、程大昌至今，圣節(jié)不許僧子升堂說法。他處但人不敢擔當住罷。某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只不許人問話。
即使在其他地方不許“僧子升堂說法”的圣節(jié)，朱熹在漳州也允許善男信女“隨例祝香”，其限制僅“不許人問話”而已。這正說明朱熹禁“傳習魔教”不是指佛教，而是指摩尼教。那么，朱熹何以“佛”、“魔”并稱呢？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因為福建佛教盛行，其他外來宗教在其傳播過程中，為生存計而入鄉(xiāng)隨俗，先以佛的面目出現(xiàn)以爭取人心，進而圖謀獨立發(fā)展。以漳州相鄰的泉州為例，外來宗教如景教、伊斯蘭教、婆羅門教、明教遺留下來的實物和資料，皆稱其信仰的主宰為“佛”。是故朱熹《勸女道還俗榜》謂之“佛法魔宗”，“佛法”是其外在表現(xiàn)形式，“魔宗”（摩尼教）是其隱蔽的內(nèi)在本質(zhì)。由此可見，朱熹所謂“魔宗”、“佛魔”、“魔教”諸語應(yīng)視為對摩尼教（明教）的侮稱。朱熹的私淑門人真德秀(1178-1235)于嘉定十四年(1221)作《再守泉州勸農(nóng)文》：“鄉(xiāng)閭后生子弟，各為善人，各守本業(yè)……莫習魔教，莫信邪師。”所謂“魔教”就是明教，“邪師”即指明教僧侶。因此，我們認為《勸諭榜》禁“傳習魔教”，是朱熹對曼延滲透到漳州地區(qū)的明教進行取締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四、結(jié)語：朱熹之于摩尼教，仕泉偶涉，知漳則禁；沈氏奏劾，其本質(zhì)是措政敵危及皇室，使政治迫害升級
紹興二十三年秋，青年朱熹在初登仕途，尚未完成“逃禪歸儒”的思想轉(zhuǎn)變之際，謁奠摩尼教僧侶呼祿法師墓，并為晉江羅山一帶明教徒題辭。竊以為，相對而言，其時摩尼教（明教）水波稍息，故涉世未深的朱熹以開放的心態(tài)對待之。遍查相關(guān)文獻，即使在紹興二十六至二十七年朱熹秩滿候批，因代者不至而賦閑期間（注：其時則一意向儒，研讀《語》、《孟》。），也沒有與明教往來的任何記載。因此，充其量只能說是偶涉摩尼教。
朱熹61歲知漳州，泉南舊事已過去30余年。當漳州地方上“佛法魔宗乘間竊發(fā)，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之際，朱熹即禁“傳習魔教”。這既是現(xiàn)實使然，也有歷史原因。朱熹的母家祝氏為新安名門望族，當年方臘以明教號召起義，祝氏祖上的巨大家業(yè)（擁有新安一郡產(chǎn)業(yè)的一半而號“半州”）大半被義軍焚蕩。殷鑒不遠，作為力圖使國祚長久的成熟政治家，絕對不會姑息手軟，坐失防患未然之良機，致使摩尼教（明教）由撫慰信徒的麻醉劑轉(zhuǎn)化為激起民眾反抗的異端說。因此，朱熹在漳州禁“傳習魔教”無疑是禁傳習摩尼教。
朱熹于淳熙間提舉浙東，因彈劾唐仲友而卷入政治風波。因此，“慶元黨禁”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諸方面的原因。紹熙內(nèi)禪，趙擴（寧宗）即位，改命趙汝愚（朱熹摯友）為右相。汝愚之前，宋朝確無宗室任相的先例。趙汝愚以天下為己任，踏上“同姓拜相”的犯忌危徑。就在慶元改元詔書頒布前4天，經(jīng)筵侍講46天的帝王師朱熹被罷官出朝，“慶元黨禁”由此揭幕。
這場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黨爭，以道學之禁為其主要內(nèi)容和外在形式，把朋黨之爭與道學之爭攪和在一起。趙汝愚為人正直、為政忠廉卻不通權(quán)變，對跑官者一概不見，對門人避嫌不用，招來嗜進者的嫉恨怨望，促使他們在黨爭中倒向?qū)α⒚骓n傇侂胄。當趙韓力量消長發(fā)生質(zhì)變，趙汝愚被罷相之際，對朱熹的政治迫害也隨之逐步升級。
慶元二年(1196)二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偽學之魁，乞毀語錄；三月十一日，葉翥等再上奏攻偽學，乞考察太學、州學；六月十五日，國子監(jiān)上奏乞毀理學之書，朱熹《四書集注》與語類在毀禁之列；八月九日，太常少卿胡竑奏論“偽學”猖獗，圖謀不軌，請權(quán)住進擬偽黨；十二月，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奏劾朱熹，開篇就有“剽張載、程頤之余論，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shù)，以簧鼓后進”諸語。沈氏所劾，極盡夸張誣陷之能事，攻朱熹早年仕泉偶涉摩尼教之事，不及其晚年知漳禁止摩尼教之實（注：慶元元年(1195)六月，朱熹草疏萬言封事，因
皇權(quán)籠罩下的政治斗爭，打擊政敵最有效的手段，莫過于暗措政敵于皇室不利。韓侂胄黨人控制臺諫，暗中極力渲染趙汝愚居宗室之尊，以“湯鼎負龍”（注：趙汝愚曾夢見孝宗授予湯鼎，背負白龍升天，被別有用心者作為謠諑流傳。）自期，誣其危及社稷，趙汝愚于慶元元年十二月被貶永州，慶元二年正月二十日死于衡陽，在朝的汝愚既死，對于在野的朱熹，韓黨則奏劾其與“吃菜事魔”的明教徒混在一起，“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或會徒于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堂（注：廣信鵝湖寺與陸九淵兄弟論辨，長沙敬簡堂與張栻、張孝祥交游，陸張皆世之精英，正直之士，如今為學界所共知。），潛形匿跡，如鬼如魅”。這樣，時年僅29歲、本來就脆弱的寧宗趙擴皇帝豈不因此讒言而毛骨悚然？慶元三年(1197)閏六月六日，朝散大夫劉三杰論“偽黨”變而為“逆黨”，指朱熹為黨魁。十二月，朝廷公布《偽學逆黨籍》，共59人，其中宰執(zhí)4人，以趙汝愚為首；待制以上13人，以朱熹為首；余官31人，以劉光祖為首；武臣3人，以皇甫斌為首；士人8人，以楊宏中為首、蔡元定名列其間。
綜上所述，朱熹之于摩尼教，仕泉偶涉，知漳則禁。沈繼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甚至借題發(fā)揮，落井下石，誣陷大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