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寫作是女性試圖通過對女性話語的書寫，贏得女性在歷史和文化中言說的權利，也是女性自我鉤沉索引的過程。女性寫作的出現不僅打破了女性以前的沉默狀態(tài)，使女性經驗從黑暗中浮現出來，而且這種寫作本身就是對男性創(chuàng)作特權的顛覆和消解，就是一場爭奪話語權、創(chuàng)作權和文學領導權的活動。正如西蘇所說的：“婦女必須參加寫作，必須寫自己，必須寫婦女。……婦女必須把自己寫進文本—就像通過自己的奮斗嵌入世界和歷史一樣。”
女性文學則是女作家用女性的聲音說話，自己書寫自己，抹去父權制下由男性描繪出的女性特征，表現出鮮明的女性意識的作品。而女性意識強調的是從獨特的自覺的女性視角出發(fā)，書寫女性經驗、女性認識和女性體驗的語言文化范本，具有以血代墨的“身體寫作”特點，并具有非暴力、同情心、平等意識及和諧觀念等女性文化標志。在此最重要的不是女性的性別立場，而是文化立場，即要追問她是在用男人的聲音說話還是在傾訴婦女的沉默？她是作為一名婦女在說話還是在代替婦女沉默的婦女說話，或者替婦女說話？或者以婦女名義說話？身為婦女就一定具備了以婦女身份說話的資格嗎？女作家的性別身份并不能保證其寫作就一定是女性主義寫作，因為女性畢竟生活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是在男權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她們的身體、心理和情感難免被刻上一道深深的男性文化痕跡。
“女性寫作”并不是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堅持一種與男性相對抗的文化姿態(tài)，它只是一種先鋒式的寫作風格。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格巴在《閣樓里的瘋女人》中指出：“在西方文化中的父權制觀念是本文的作者，是父親、祖先、生殖者及美學之父，他的筆是一種像他一樣具有生殖力的工具。……不但具有創(chuàng)造生命的能力，而且還具有繁殖后代的功能。” 女性寫作本身就是打破男性的文化霸權，激蕩女性枯寂心田，袒露女性獨有的經驗，打開女性塵封已久的心扉，成為一次文化探險。法國女權主義理論家埃萊娜·西蘇稱婦女寫作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力量，“當她們在文化和社會中被壓制的東西得到恢復時，那是一種爆炸性的、徹底破壞性的、令人驚愕的恢復，具有一種從未釋放過的力量。” 她認為在父權制社會里，女性處于被壓制的地位，女性一切正常的生理和心理能力以及應有的權利都被無情地壓抑或剝奪了，不得不保持沉默，只有寫作行為才能打破沉默，改變被壓抑和奴役的境遇。通過寫作，婦女得以恢復她的能力、資格、自信以及久違的歡樂。女性或者敢冒天下男性之大不違，對文化的菲勒斯機制提出挑戰(zhàn)，或者踽踽獨行，書寫著沉默千年的女性生命體驗。埃萊娜·西蘇大聲疾呼：“通過寫她自己，婦女將返回到自己的身體，這身體曾經被從她身上收繳去，而且更糟的是這身體曾經被變成供陳列的神秘怪異的病態(tài)或死亡的陌生形象，這身體成了她的討厭的同伴，成了她被壓制的原因和場所……寫作，這一行為將不但‘實現’婦女解除對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關系，從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這行為還將歸還她的能力與資格、她的歡樂、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鎖著的巨大身體領域。” 她希望寫作活動能夠引導婦女的覺醒，使婦女真正走上解放。
在這里，她提出一種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寫作方式，即身體寫作。“身體”對于女性女性來說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是女性賴以確立自己價值的尺度及確證自己存在的生命尺度。“男人受引誘去追求世俗功名，婦女則只有身體，她們是身體，因而更多地寫作。” 女性通過描寫軀體，在肉體快感與精神美感之間建立起密切聯(lián)系。她還在繼承英國著名女作家伍爾夫的“雙性同體”思想基礎上，進一步倡導“雙性同體”寫作方式。因為歷史、文化和傳統(tǒng)都是男性的，深深地打上了男性的痕跡，所以女作家在進行女性寫作時，不能依賴歷史和文化經驗，只有拒絕歷史、拒絕文化傳統(tǒng)，才能找到自己的純粹的女性立場，而她在自己的“一間屋子里”所擁有的只有自己的身體，所以她以人的眼光重新審視自己的身體，從而獲得一種新的經驗，以自戀的目光諦視、撫摸和展示自己的身體，使其煥發(fā)出勃勃生機。于是在女性寫作中，有關女性身體的令人眩目的感性經驗成為一再重復的主題。
女性寫作首先是掃去塵封在女性軀體、情感和欲望上達幾千年之久的灰塵，激活被男性目光長期遮蔽的女性的真實自我，使女性身體從壓抑、屈辱和男性欲望下面奮力掙扎出來；是女性將家庭影響、學校教育、社會環(huán)境等外在因素附著在女性身體上的男權文化色彩層層剝離，使其受到壓抑的生命力與創(chuàng)造力像鮮花般蓬勃盛開的過程。文學史上的男性話語、男性敘事不僅源遠流長，而且根深蒂固。他們在小說寫作中制定了一套明確的女性身體修辭學，使女性身體、相貌的描寫涂上濃烈的男性化和雄性化色彩。女性的身體、心理、情感及感覺從幼年起，就被男權文化遮蔽住，并被改寫得一塌糊涂，變得面目全非；或者說在男權中心話語中，“女人”被涂抹得色彩駁雜，難以辨認其真實面目。
女性主義作家一開始關注的就是生命，生命是她們表達的本體。既是生命的贊歌，也是生命的悲吟，而身體既是女性生命意義的起點，也是她們生命意義的歸宿。因此，原初的身體和本真的經驗既是女性寫作的起點，也是女性寫作的終點。女性寫作打上了“以墨代血”的“身體寫作”的烙印，由女性自己來書寫女性的身體，喚醒女性軀體內沉睡著的生命活力，展現出女性視野中的女性身體的審美意義，甚至使其帶上了自戀的味道。此時，女性的身體在小說中不僅獲得了獨立的審美價值，即不是作為男性欲望的對象而呈現的，而是作為女性自我欣賞和女性自我觸摸的對象，即由“被書寫者”變?yōu)?#8220;自我書寫者”；同時種種女性獨有的體驗、感覺和想象也隨之恢復，突破封鎖之后的女性身體活力不可遏止地噴涌出來，潑灑出一幅瑰麗多姿的女性生命圖景。女性主義小說中表達的正是這種以身體為中心的時間和空間體驗，并以此抗拒婦女在歷史上被書寫的處境以及在現實中喪失話語權力的遭遇。
女性寫作中，傳統(tǒng)的“女為悅己者容”的男性崇拜觀念受到了蔑視，女性自我及女性身體沖出黎明前的黑暗，做出了不無示威性的展現。正如埃萊娜·西蘇所說：女性寫作就是要返回她們自己的軀體，“這身體曾經被從她身上收繳去，而且更糟的是這身體曾經被變成供陳列的神秘的怪異的病態(tài)或死亡的陌生意象，這身體常常成了她被壓制的原因和場所。身體被壓制的同時，呼吸和言論也被壓制了。” “男人們受引誘去追求世俗的功名，婦女們則只有身體。” 在辨析了女性身體與女性寫作的淵源關系后，西蘇大聲疾呼：女作家要“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只有到那時，潛意識的巨大源泉才會噴涌。” 女性一方面通過寫作來放縱自己的軀體與生命，掙脫男性修辭學強加在女性身體上的枷鎖，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充當寫作的邏輯，讓女性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著女性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女性寫作還是女性自我認識和自我發(fā)現的過程。
她們采取了解構和顛覆的敘事謀略。他們解構了經典文本中對女性美的刻畫，消解了經典女性形象。通常被描繪成“美”的化身、“善”的象征的女性形象，到了女性主義作家筆下，就成了“丑惡”的化身；她們還通過大膽披露女性的性經驗，顛覆了人們心目中溫柔賢淑的女性既定形象，褪去女性頭上優(yōu)雅、純潔的靈光。
她們打撈被泯滅幾千年之久的女性之間的姊妹情誼，追溯梳理母系血脈淵源，并重新書寫母性譜系，索引鉤沉母女關系的記憶碎片，從而使寫作成為女性救贖的一種途徑。姐妹情人、母性女兒、母性姐妹關系都相繼進入了女性寫作的審美視野。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群，既是母女，又是姐妹，還是扯不斷，理不清、難舍難分的情人。女性主義寫作還刻意渲染女同性愛，不僅“打破禁忌和反對強迫的生活方式，它還直接或間接反對男人侵占女人的權力”。 有著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義。
另外，她們還有意顛覆男性視野中的“女性文本”，即充滿優(yōu)雅、敏感、纖弱、淡淡的哀怨憂傷、天真無邪等色彩的文本；反擊男性話語及敘事邏輯，擯棄男性經驗、意象、修辭和句法，試圖粉碎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男性話語機制，建構出有別于男性的話語方式和修辭方式。這樣就使寫作不僅是對文化霸權、性別政治秩序的顛覆解構，還是一場摧毀菲勒斯中心的語言革命和美學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