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記者 姜天驕

　　隨著我國15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于2010年達到峰值，過去兩年都是呈絕對減少的趨勢，人口撫養(yǎng)比也開始提高，標志著人口紅利在中國即將消失。隨之而來的是老齡化趨勢加劇，“未富先老”問題凸顯。如何應對這一局面，繼續(xù)保持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不竭動力？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

　　記者：什么是人口紅利？它對經濟社會發(fā)展起到怎樣的作用？

　　蔡昉：人口學家所謂的“人口紅利”的含義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在長達30余年的時間里，改革創(chuàng)造了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制度條件，使中國得以享受人口紅利，取得了高速經濟增長。按照人口轉變規(guī)律，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必然發(fā)生，我國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

　　記者：人口紅利消失后中國如何應對“未富先老”的狀況？

　　蔡昉：在過去的30余年中，中國在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創(chuàng)造了一個世界奇跡。但是，中國的人口轉變更是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步伐推進。人口轉變與人均收入提高之間的這種缺口，可以被表述為“未富先老”。中國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轉變后果，關鍵在于保持高速增長勢頭。換句話說，由于人口轉變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調整的情形下，老齡化趨勢仍將繼續(xù)，已經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應該依靠持續(xù)的經濟增長來予以縮小，并最終得到消除。

　　記者：在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中怎樣實現從人口紅利向制度紅利的轉變？

　　蔡昉：既然人口紅利消失和經濟增長減速是規(guī)律性現象，我們需要學會接受這個現實。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我國仍然存在著諸多體制性障礙，妨礙生產要素供給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潛力的充分挖掘，通過在重要領域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可以獲得制度紅利。這種制度紅利不僅足以抵消人口紅利消失對潛在增長率的負面影響，而且可以使中國經濟增長更加協調、平衡和可持續(xù)。

　　就中國的國情來說，人均收入剛剛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發(fā)展階段，物質資本積累上尚不具有明顯的優(yōu)勢，在勞動力素質和科學技術水平上與發(fā)達國家仍有著巨大差距，因而無論是在資本還是技術密集型產業(yè)上，中國都不具有比較優(yōu)勢。

　　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減少以及轉移速度的減慢，勞動力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淡化。今后要保持經濟持續(xù)、平穩(wěn)發(fā)展應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首先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民變成市民，這部分人就變成了穩(wěn)定的勞動力，直接改變了勞動供給。其次，戶籍制度改革讓政府在制度上激勵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提高人口轉移的力度。第三，農民工變成市民后，享受各種社會保障，解除了后顧之憂，能夠像市民一樣消費、生活，這可以改善內需中的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協調、可持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