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先生（1896年12月4日—1988年2月10日），江蘇泰興人。當代著名傳記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教育家和書法家。
本文轉自“山水澄明”公眾號，原載《星期評論》第三十一期，1941年7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lián)系小編刪除。
古代史家和傳敘家的分野，常常不清。希臘羅馬時代如此，中國古代也是如此。我們認為古代史家就是傳敘家，所以常說“史傳”。假如我們因此便認司馬遷、班固的著作就是傳敘的標準，那是一種混淆的觀念,現(xiàn)在必須分別看清。
有人說二十四史不是史，只是歷代帝王的家傳和英雄的記載。這個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尤其是我們看到《史記》百三十卷，本紀、世家、列傳，占去了百十二卷；《漢書》百卷，本紀、列傳，占去了八十二卷；《三國志》六十五卷，可算除了列傳以外，什么都沒有?，F(xiàn)代史學家認為在二十四史里面，不易看到時代潮流，社會情形；甚至關于典章文物，法令制度，所載的也不完備。他們的不滿，正是很可理解的事。
假如說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傳，英雄的記載，那么二十四史便是二十四部傳敘文學的總集了。從傳敘文學的立場看，這是不能承認的，尤其關于帝王的方面，更無從認為傳敘。史家常把本紀作為全書的綱領，多半像《春秋》的經(jīng)文一樣。如在《秦始皇本紀》里，我們看到“二年麃公將卒攻卷”，“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這一類的文字；在這文字后面，我們并看不到秦始皇。所以本紀常是一張大事年表，不是傳敘；而帝王的生平，也只剩了一些大綱和年表，而不是血肉之軀。他沒有憎，沒有愛，沒有思想和感情，而只有若干的表格。所以假如說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傳，這實在是一種無意的，然而刻骨的譏諷。傳敘家當然不應該這樣說。
這個自然也有例外。《史記·項羽本紀》便是一篇好文章，那里顯出了項羽的才氣過人，咤叱慷慨。但是古代的史學家認為不對。劉知幾說：“如項王宣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 。又說：“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眲⒅獛椎氖欠?，姑置不談，我們借此很可看到前人對于本紀的看法。其實，像《項羽本紀》這一類的文字，本來很少。司馬遷以后的史家，完全把本紀寫成年表的公式，所以帝王是沒有傳敘的。
那么英雄的記載便是傳敘嗎？《史》《漢》的列傳，《三國志》的全部，都是傳敘文學嗎？這又不然。近代的傳敘應當是真相的探求，而不僅是英雄的記載。在史家的敘述里，常常認定這是圣賢，那是名臣，或則這是佞邪，那是篡盜，于是就在文字上從某一方面發(fā)揮。其結果，我們所看到的往往不是本人的真相，而是某種成見的疏證。不幸而史家的見地，不很健全，于是文字的敘述，或便成為對于古人的誣蔑。劉知幾曾舉《后漢書·劉玄傳》為例，認為“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 。這樣的例證，原是屢見不一的。
史家把傳主的生平看錯了，自然會寫成全不中肯的文章；即使看對了一部分，也常會把傳主的一生看成表格，于是一切的敘述，只成為填表，而不是作傳。那么，現(xiàn)代的傳敘家和史家有什么分別呢？
史家的敘述和傳敘家的敘述，有一個根本的差別，就是史家以事為中心，而傳敘家以人為中心。在一部史書里，往往先有成見，認定幾件大事是一代政績的骨干，和這幾件大事有關的人，當然收進列傳，但是傳中所載，僅僅把他對于這幾件大事的關系寫出，其余則都不妨付之闕如。傳敘家不應當是這樣的，他應把傳主的人性完全寫出。凡是和人性發(fā)展有關的，都是傳敘家的材料。最顯然地，和人性發(fā)展有關的事態(tài)，不一定是歷史上的大事，所以傳敘家所用的材料，和史家所用的材料不同，而兩家所得的結果，也必然地不會一致。因此，要把史家的列傳認為傳敘的標準，當然是一種錯誤。不過初期的史家如司馬遷、班固等的作品，也常常能注意到傳主的人性：例如《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悲歌忼慨，泣數(shù)行下；《萬石君傳》寫石慶執(zhí)策數(shù)馬；《漢書·陳萬年傳》寫萬年教子陳咸以諂，咸倚屏風而睡；《蕭育傳》寫育手案佩刀，自稱杜陵男子之類。這些確是傳敘文學的名筆，但在史傳中究是罕見的例外。
史傳與傳敘文學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所謂“互見”。在史家的著作里，一部書常常包括若干人的事跡，這若干人的事跡，必然有若干共同的項目。要把每個人的事跡，都在本傳里敘述，必然會有若干的重復或雷同，而這一部書也空費許多可省的篇幅。所以史家常把這些共同的事跡，僅在主角的本傳里記下，連帶寫著與此有關的諸人，那么，在其他諸人的本傳里，就可以節(jié)省筆墨，只說見某某傳——甚或連這一句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所謂“互見”，其主要目的是在避免重復。傳敘的目標是個人，所以在每個人的傳敘里，應當把他的事跡完全寫進，無論這是他單獨的事跡，或是與其他諸人共同的事跡。在他與諸人共同的事跡里，他是一個主角，或許僅是一個不甚重要的配角，優(yōu)良的傳敘家必然認定他的主從的關系，而給他相稱的敘述，這是另一問題。但無論如何，凡是和傳主的人性發(fā)展有關的事跡，傳敘家便不應把這件事跡忽略或放棄。
傳敘是以記載個人事跡為本位的，但是也有時一部總傳里面，包含著若干的別傳，例如中國的《陳留耆舊傳》和英國的《維多利亞王朝名人傳》。但是應當記清總傳只是若干傳敘的合刻，這里還是以人為本位，而與史書以事為本位的不同。所以《史記》雖是百三十篇，而只是一部書；《維多利亞王朝名人傳》僅有四篇，而不妨認為四部書，至少也應當認為四篇單獨著作的合刻（關于這點，也許還需要一些不很重要的討論，現(xiàn)在省去）。在史傳里，互見之例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單獨的傳敘里，根本就談不到；即是在總傳里，互見之例也沒有必要。
史傳互見之例的主要目的是在避免重復，但是同一件事，應當在本傳里敘述與否，這自然是史家的權衡了。這一種權衡，不一定是讀者能夠同意的事。例如《史記·管晏列傳》，在管仲傳里我們只看到（一）管鮑之交和（二）管仲的主張兩節(jié)；在晏嬰傳里，我們也只看到（一）晏子事齊三世，顯名于諸侯，（二）晏子交越石父和（三）晏子薦其御為大夫三節(jié)。我們對于管仲的事業(yè)，晏子的大節(jié)，都看不到。甚至于連二人的歿年也無從知道。假如我們要就《管晏列傳》探求管、晏的為人，那是必然地會失望。但是只要看到《齊世家》，就明白了。
為什么《史記》把管、晏的大事都放到《齊世家》去，而在列傳里只剩下了二三件不關重要的節(jié)目，這是一件不易明白的事。我們猜想：司馬遷認為世家比列傳重要，所以把大事放在世家，小事留在列傳；或許以為管、晏的大事都與國家有關，所以放在世家——就是他們的存歿，亦與大局有關，所以歿年的記載，寧可放在世家。大致第二說比較更近情些。無論如何，司馬遷不把列傳看成若干整個的單位，這是顯而易見的事。讀《史記》的時候，必須認識互見之例，而后始能看清傳主的本事。
互見之例，在司馬遷手里，又發(fā)生了褒貶的作用，這就是所謂彰善癉惡。本來史家對于褒貶，可以運用隱惡揚善之例，但是遇到善人之惡無可諱言，惡人之善不容不說的時候，于是也用互見之例。在善人的本傳里只看到善，惡人本傳里也只看到惡，而把善人之惡，和惡人之善放到另外一篇去。只要你肯讀全書，你自然會看到史家的定論；倘使你專讀本傳，你所看到的只是史家的偏見。在《史記》里面，這樣的例證特多，尤其因為司馬遷的成見，早為一般讀者所共認，我們可以斷定這是史家故意的寫法，而不是偶然的疏忽。
《史記·信陵君列傳》是一篇有名的著作，我們看到司馬遷對于信陵君是怎樣的崇拜。傳末說：“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后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滅大梁?！边@便隱隱地逗出信陵君的生死，影響到魏國的存亡，當然是一種偏見，所以《魏世家》贊又說：“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嘁詾椴蝗弧薄＿@里又說魏國之亡，與不用信陵君無關。這是史論的互見。
信陵君最大的事業(yè)，便是將兵救趙之役。本傳說：“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边@一次的大功，好像完全落在信陵君身上。其實，事情決沒有這樣的簡單。邯鄲之圍是長平之役的后果。長平之役，趙人用趙括為大將，趙括也是當時的將才，決不如后代史論家所說的庸妄，不幸遇到一個更能干的白起，于是大軍為秦人截斷為二，這是戰(zhàn)略上的大失敗。其后趙括被殺，趙卒四十萬降秦，為秦人所坑。趙軍的善戰(zhàn)，向來在魏軍之上，人數(shù)遠過于魏軍，再加上為祖國與生存而戰(zhàn)，更非魏軍之勞師救人可比。假如趙括數(shù)十萬之眾，不能擊秦，而信陵君八萬之眾，居然一戰(zhàn)破秦，救邯鄲存趙，這不但是白起戰(zhàn)略的失敗，而且戰(zhàn)事勝負的因素都屬無效，成為歷史上少有的奇跡。
然而邯鄲解圍畢竟是歷史的事實。這是怎樣的呢？除了《信陵君傳》以外，我們再讀《趙世家》《楚世家》《平原君傳》《春申君傳》《白起傳》《虞卿傳》《魯仲連傳》：從這許多記載里面，我們看到邯鄲解圍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當時運用了一切外交上的策略，連帶在秦國還有些幕后的策動。其時救趙的軍隊，除楚、魏兩國見于明文外，尚有已經(jīng)出動之齊，正在準備之燕。四國之外，還有與趙自上黨、長平以來屢同患難的韓。所以在外交形勢上，成立了六國抗秦的戰(zhàn)線。固然楚在屢敗之后，而且齊、魏、燕的援助也不十分積極，但是趙人還有支撐的勇氣，而春申君的毅然北伐，不能不算是有力的威脅。再加以趙孝成王、平原君一面抵抗一面遷就的方案，所以邯鄲畢竟是解圍了。秦所以不能一舉滅趙之故，論大局則為六國還沒有完全削弱；論形勢則為韓、魏尚在，秦人有后顧之憂；論個人的功績，則平原君的憂國如家，奔走匡救，其功第一，而春申君、信陵君次之。
但是《信陵君傳》卻把救邯鄲存趙的大功，完全放在傳主身上，這不能不算司馬遷的偏見；假如我們不把其他的記載看清，那便完全錯誤了。
其次，關于信陵君個性的描寫，在本傳看到的只是“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傳中所載的許多故事，確切證實了這樣的個性。所以從文章論，《信陵君傳》是一篇完整的篇幅。這是信陵君的一個方面。但是他還有些陰影的方面，也見于《史記》?！斗饿聜鳌费晕糊R出奔，往見趙相虞卿，卿與齊復至大梁，欲見信陵君，信陵君不見，魏齊怒而自剄。這不能不算是信陵君的慚德，尤其是我們知道魏齊也是魏之公子，曾為魏相，所以他和信陵君，大抵是兄弟叔侄之輩，而且也是常常見面的。虞卿可以放棄一切，陪著朋友亡命，而同宗的信陵君，偏偏拒而不見，無怪要引起侯嬴的譏刺了。同傳里還看到秦昭王把平原君騙到秦國，軟禁起來，向他追問魏齊，平原君只是說：“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倘使把信陵君的遲疑和平原君的勇決比較一下，我們更可明白《信陵君傳》對于信陵君的褒不是全褒，而《平原君傳》實對于平原君的貶也不是全貶。這便是史傳互見之例的運用。
對于武帝時的人物，司馬遷最不滿意的要算是田蚡了。在《魏其武安侯傳》里面，我們看到田蚡未貴以前對于竇嬰的殷勤，及其既貴以后的暴橫；我們看到他的驕妄，看到他挑逗李廣、程不識的陰險，以及最后致竇嬰、灌夫于死的毒辣。這一篇也是很完整的篇幅，但是我們讀過全書以后，便會知道在《東越列傳》和《河渠書》里，記著田蚡當國的時候，確實有許多老成謀國之論?？梢姟段浒埠顐鳌穼τ谔锿`之貶，不是全貶。司馬相如是司馬遷最推崇的人物了，一篇《司馬相如傳》寫得那樣的光彩（傳贊引揚雄語，顯系竄改，姑不論），但是《平準書》直說“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余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梢姟端抉R相如傳》對于相如之褒，也不是全褒。我們讀完全書，才能知道司馬遷對于每一傳主的估價。
用互見之例以示褒貶外，其他的作用便是明忌諱。本來直筆的結果，往往以致殺身之禍?！妒酚洝ば倥袀鳌焚潱骸翱资现洞呵铩罚[、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便是一個減輕責任的方法。《史記》仿《春秋》而作，所以關于武帝一代的事實，常有微辭，隱隱約約地在這許多篇幅之后，透露漢武帝的影子。這個還不能算互見之例。
假如武帝時代是《史記》的定、哀之際，那么，五帝三王時代便是《史記》的隱、桓之間。在這兩個時代的當中，楚漢之間的時代正和春秋中段的時代一樣，既然不能應用“隱、桓之間則章”的原則，卻也不必過分著重微辭，這個時代，最適宜運用互見之例。
楚漢之間的時代，正是劉邦、項羽爭天下的時代。司馬遷的同情，似乎完全寄托在項羽身上，但是他的地位，卻不容不稱贊劉邦。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矛盾。因此，他對于二人的寫法，常常發(fā)生異樣的色彩。大致從正面寫的，劉邦是一個長者，而項羽是一個暴君；從側面寫的，卻恰恰相反。所以讀者如果只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決然得不到二人的真相，只有讀到其他的篇幅，才能認識司馬遷的寫法。
《高祖本紀》記“項羽為人僄悍猾賊”，這是正面。但是《陳丞相世家》記陳平言“項王為人恭敬愛人”，《淮陰侯列傳》記韓信言“項王見人恭敬慈愛”；就是《高祖本紀》也還留著王陵“項王仁而愛人”的一句。在這三人之中，陳平、韓信都是棄楚歸漢的人，王陵之母在楚死于非命，他們對于項羽，當然不會有過分的好評，所以他們的話，都相當?shù)乜尚?。劉邦攻擊項羽最大的口實，便是放殺義帝一件事?！俄椨鸨炯o》指明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義帝，這個當然是正面文章?！恩舨剂袀鳌穮s說項羽陰令九江王布擊之。這樣一來，兇手便從衡山王、臨江王移到九江王布了。但是同傳又稱隨何說黥布：“夫楚兵雖強張，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負盟約而滅義帝”。假如黥布確有其事，隨何斷無在游說之際，揭其陰私之理。所以義帝被殺，雖是事實，而主謀行兇之人，并未成為定案?！俄椨鸨炯o》和《黥布列傳》的矛盾，正見當時游移不定的情態(tài)?！瓣幜睢倍炙聘行澳氂小钡臍庀ⅰ＞褪吕硌?，義帝的被殺，多半和李自成的被殺同樣是勢窮眾潰的結果；就嫌疑言，劉邦主使的嫌疑更大，因為被認為正犯的衡山王吳芮、九江王黥布，其后都被劉邦重用。
《高祖本紀》說劉邦仁而愛人，這也是正面。但在其他的篇幅里，常有相反記載。《張丞相列傳》記周昌對劉邦說：“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敦鷤喠袀鳌分毖裕骸案咦嬷帘┴病?。其他見于《張耳傳》《魏豹傳》《淮陰侯傳》《酈生傳》者不一而足。從許多記載里，我們看出劉邦是怎樣地暴而無禮，恰恰和“仁而愛人”一句對照。高祖十二年，蕭何請上林中空地，令民得入田，劉邦大怒，下廷尉，其后對蕭何說：“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系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見《蕭相國世家》。這是一段憊賴的話，但“桀紂主”三字，從劉邦口中逗出，正是“自卑情綜”的作用。
史傳中有了互見之例，不但可以避免重復，而且可以示褒貶，明忌諱。但是必待研討全書而后，才能看到事實的真相；倘使僅讀本傳，那么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象只是朦朧而不確切。這也是運用互見之例的結果。在傳敘文學里，無論在專傳或傳敘總集里，情形便不同了。所以要認史傳和一般傳敘文學有密切的關系則可，倘使認為史傳就是傳敘文學，或是傳敘文學的標準，那么不但格局上不能一致，而且在性質上也是大相徑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