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伊塔爾·卡爾維諾接受了瑞士一家電視臺的訪問，同年以《巴黎隱士》之名限量出版了文字實錄。當時的卡爾維諾已經(jīng)是意大利文化的標志性人物，也是少數(shù)擁有國際聲望的小說家之一。但在那次電視訪談中，他談的最多的還是“作家的無名”，他覺得對一個作家而言，理想的境界應該是接近無名，如此，作家的至高威信才能得以傳播?！斑@個作家不露面，不現(xiàn)身，但他呈現(xiàn)的那個世界占滿了整個畫面。今天作家愈想越俎代庖，他所呈現(xiàn)的那個世界就越空洞，作者亦被掏空，最后落個兩敗俱傷”。
正如卡爾維諾說“有一個匿名的盲點，那才是寫作的出發(fā)點”，但這里存在的一個悖論是，只有你的聲望日趨隆重時，才會凸顯出無名的意義，匿名的盲點之所以能夠成為寫作的出發(fā)點，是因為我們需要為自己的寫作尋找一個參照，一旦這個參照形成，匿名的盲點再也沒有匿名的必要?？柧S諾總喜歡說起這樣有些奇妙帶有哲學意味的悖論，也正因為如此，每次想起他，我總想起博爾赫斯。我的閱讀譜系中，這兩位作家同樣重要，因為他們的寫作全部的指向都在于提升寫作本身，提升寫作的形而上意義。
童年與童年故事書
文學史上為大作家作傳總不免追溯的一個問題是，追問作者的祖宗八代也要找到作家“天才”的蛛絲馬跡。卡爾維諾生前并沒有撰寫一份自傳，據(jù)他自己的說法，如果一個人人生沒有完整，撰寫自傳是一種虛妄的虛榮。我們只能從那些零散的訪談和對話中尋找卡爾維諾寫作與生命的蹤跡。
卡爾維諾回憶他的父母時提到：“我父親代表實踐的生命力，我母親是嚴謹?shù)膶W者，在他們的專業(yè)領域中都是佼佼者，這一點使我對他們敬畏有加，同時形成了一種心理障礙，為此我沒能從他們那里學到半點東西，至今引為憾事。”他說他后半生的文學志趣與父母無關，只是少年時借助兒童畫報、民間傳說、收音機播放的喜劇和電影培養(yǎng)出一種對幻想世界的敏感力。1985年，卡爾維諾在接受意大利作家瑪麗亞的訪問時提到，從6歲到23歲這段時間是他作家性格形成的第一階段，其中如果尋找一種可辨的連續(xù)性，那就是從“《木偶奇遇記》到卡夫卡的《亞美利加》”。前者所代表的童年故事書形象是一種“敘事文學的典范”，它們之間存在一種共通性，那就是：迷失在無垠世界中的某個人的冒險與孤獨，尋找啟發(fā)和內(nèi)心的自我建設。
從《通向蜘蛛巢的小徑》到《分成兩半的子爵》，卡爾維諾與其說通過這種回溯完成了從寫實小說到寓言小說的奇特轉型，倒不如說是一種對童年世界的回歸——這種回歸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童話，而是一種帶有濃厚的哲學意味的探究?！斗殖蓛砂氲淖泳簟愤@個不遵循敘事文學邏輯的故事的成功也引發(fā)了意大利文學界一場討論，有評論家以“寓言色彩的現(xiàn)實主義”評價他帶有奇幻色彩的作品。稍后，他相繼完成了《書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騎士》，統(tǒng)稱為“我們的祖先”三部曲。1956年時，他花費兩年之久搜集整理的200多篇童話合成《意大利童話》童話出版，在序言中，他聲稱“童話是真實的”，這是對他一系列寓言故事的最好注解。
文學的想象與科學的精準
習常觀念中，文學家與科學家似乎處于一種對立地位，但是卡爾維諾仿佛打破了這種對立，他用科學家的精準觀察生活，這是一種典型的卡爾維諾式的沉思方式。對卡爾維諾的作品有過精湛研究的戈爾·維達曾經(jīng)評述說：“他看，他描述，他有一種科學家似的對數(shù)據(jù)的崇敬（超現(xiàn)實主義者和幻想小說家就絕不會這樣）。他要我們不僅看到他所看到的，還要我們看到不用足夠的注意力就會忽略的部分?！蔽覀冞€記得在他去世前未完成的《美國講稿》中，提到的一種百科全書式的“繁復”文學：“一種高于一切，一種具備對精神秩序和精確的愛好、具備詩歌的智力但同時也具備科學和哲學的智力的文學?！?br>
當然，卡爾維諾在其中舉出了最好的例子就是博爾赫斯，一位“最完美體現(xiàn)瓦萊里關于幻想與語言的精確性這一美學思想，并寫出了符合結晶體的幾何結構與演繹推理的抽象性這類作品的人”。他說他對博爾赫斯的偏愛還不止于此，“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個宇宙模式或宇宙的某一特性的模式，如無限、無數(shù)、永恒、同時、循環(huán)，等等；他的文章都很短小，是語言簡練的典范；他寫的故事都采用民間文學的某種形式，這些形式經(jīng)受過實踐的長期考驗，堪與生活故事的形式相媲美。”卡爾維諾對博爾赫斯的總結其實完全適用于他自己，他們在精神上是偉大的同類，在我的心目中，對他們的每次閱讀都等同于一次新的滋養(yǎng)，每次閱讀都像是在聆聽整個宇宙發(fā)出聲響……
為什么讀經(jīng)典？
譯林出版社的編輯任姚在卡爾維諾全集再版之際，建議從閱讀《我們?yōu)槭裁醋x經(jīng)典》開始卡爾維諾的閱讀之旅，這是因為“閱讀經(jīng)典作家，需要更多思考，而不是把它當消遣，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但只有經(jīng)歷了這些折磨，你才能真正認識到生活的本質?！?br>
1985年9月，卡爾維諾逝世前，還在撰寫他應邀到哈佛大學的文學講稿。他準備了八講，但只完成了五篇講稿，剩下的還有一些零散的筆記，收錄在了《美國講稿》的最后一篇“論小說的開頭與結尾”中。對于即將到來的死亡，他似乎沒有做好準備，至少從這些未完成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偉大的遺憾。也許只有他生前最后一部小說《帕洛馬爾》更接近他心靈的自傳，尤其這部小說的最后一部分“如何學會做死者”，甚至可以看作是他提前完成的訃告。
這里還是一種卡爾維諾式的悖論，如果他死了當然不會考慮到“如何學會做死者”，但人活著就能夠體驗到死亡那一刻的思想么？他假設的意義只在于，死亡只是人與世界的關系的中斷，而想要繼續(xù)維持這種聯(lián)系，就只能保留自己的記憶、歷史和智慧，即是說通過書寫。所以帕洛馬爾思考的結果是：“他決定開始著手描述自己一生中的每個時刻，只要不描述完這些時刻，他便不再去想死亡。”但恰恰在這個時刻，他死了。當然，卡爾維諾也死了。帕洛馬爾的死有了一種反諷的味道，卡爾維諾的死讓我們察覺到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反諷，那就是作家的死亡與文學流傳，脆弱的肉體與不變的精神之間，后者總因為死亡的形式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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