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廣東佛山兩歲女童小悅悅被車撞后遭到碾壓，十余名路人目擊卻無人救援，最后只有拾荒阿姨陳賢妹將孩子救起。路人的冷漠又一次成為了爭議焦點，拋開法律、急救常識以及道德的問題不談，為何路人連一個120救助電話都不打？我們試圖通過一系列心理學層面的分析來解讀，人們的這種冷漠是怎樣煉成的。
冷漠是如何煉成的？
2007年9月彭宇因扶起被撞到的老人卻被判罰13.6萬元（最終賠付4萬元），一審敗訴，當事人彭宇禁不住流下眼淚。
通過當時的視頻監(jiān)控可看到，第一位白衣男子走過，沒有將小悅悅扶起。
大多數(shù)人類的心理中都有一個“自我中心性”，對于人性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中可窺探一斑。
在小悅悅出事后，有十幾個路人依次經(jīng)過但都沒有對其進行救助也并未打電話報警，盡管這一行為是陸續(xù)發(fā)生的，并非屬于圍觀而產(chǎn)生的但也是一種從眾行為，這種心理也許源自“別人都沒做我也不會做”。
簡單來說“責任分散”就是認為“我不救人自會有人來救”，這種心理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
著名心理學家的破窗效應證明的其實就是“惡”/“冷漠”會在人群中傳染。
權威效應：讓人類學會“明哲保身”
所謂“權威效應”，又稱為“權威暗示”效應，理論上原本指的是一個人因為地位高，有威信，那他的行為就容易引起別人重視，并讓他們相信其正確性?！皺嗤逼毡榇嬖冢鋵嵤怯捎谌藗冇小鞍踩睦怼?，即人們總認為權威人物往往是正確的楷模，服從他們會使自己具備安全感，增加不會出錯的“保險系數(shù)”。所以一旦權威認定了某件事，這件事的處理方式，就往往成了人們處理類似事件的參考標準。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也有負面的權威效應，這種效應可被視為一種經(jīng)驗，這些都會在人的經(jīng)驗中留下痕跡，影響之后的行為。像在此前發(fā)生在2006年因為扶起被撞到的老人卻被判罰13.6萬元（最終賠付4萬元）的“彭宇案”以及2009年天津車主許云鶴扶起倒地老人反被誣陷賠付10萬元的事件，這些作為一種負面的“權威效應”形成一種條件反射，讓人們在救人之前先考慮明哲保身。
這也是美國加州對2004年萬圣節(jié)發(fā)生的好人救助車禍者反被起訴一事之后，在2009年6月25日，加州議會以75：0票通過“好心人免責條例”。這一保護做好事者的法律，目的就是破除負面的“做了好事不至于反而惹麻煩上身或被告上法庭”的“權威效應”。
自我中心性：人類的行為的第一出發(fā)點
人類是社會性的生物，其所生活的環(huán)境，所交往的人都會對心理和行為產(chǎn)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便是一種暫時氛圍，也能對我們的行為產(chǎn)生意料之外的巨大作用。人類心理一方面依存于群體，另一方面又極其在意自己的利益，看似十分矛盾。但人類對群體的依存，正式為了更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這一點在進化的角度無可厚非。
大多數(shù)人類的心理中都有一個“自我中心性”，對于人性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中可窺探一斑：一個猶太人被強盜打劫而身受重傷、躺在路邊，有祭司和利未人路過卻不聞不問，惟有一個過路的撒瑪利亞人不顧隔閡，動了善心幫助了他，故事借以表明鑒別人的標準是“人心”而非“身份”。這種好心人是指既沒有法定義務也沒有約定義務，而是出于內(nèi)心的道德要求無償對他人進行幫助或救助的人。
心理學家約翰?達利(John Darley)和C?丹尼爾?巴特森(C. Daniel Batson)基于這個故事做了一個實驗，他們的受試者是一組神學院學生，其中的一半給予“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并要求他們在另一所神學院里布道，另一半則要求在同一地點對就業(yè)機會的問題進行布道。作為額外的變量參照，受試者被要求在不同的時間內(nèi)到達布道的地點，因此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路上會顯得匆忙。同時，在到達指定地點的途中，受試者將會經(jīng)過一個事先安排好的癱倒在小巷中的路人，這個人看上去急需幫助。
實驗結果證明，相比那些準備演講就業(yè)機會問題的學生，被給予“好撒馬利亞人”故事的學生并沒有因為寓言的教育意義而更多地伸出援手。真正起作用的因素竟然是他們在路上究竟有多匆忙。如果時間緊迫，僅有10%的學生會停下來提供援助，即使他們即將布道的話題是停下來給予援助是多么地重要。由此可見，人們對路人的關注遠不及對自己是否守時的擔憂，人性的弱點在現(xiàn)實和實驗的檢驗下，顯露無疑。
責任分散：產(chǎn)生“我沒救總會有人救”的心理
“責任分散”是一種由于有他人在場，個體處于一種匿名化的狀態(tài)，而導致個體在面對緊急情境時所需承擔的責任相應減少的想象，即當大家都認為“雖然我沒去救，但總有其他人會救”，“就算我現(xiàn)在不救，后面總有人會救的”。這種“責任分散”普遍的存在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
美國的心理學家約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內(nèi)針對此特別進行了下面的實驗。他們讓72名不知真相的參與者分別以一對一和四對一的方式與一假扮的癲癇病患者保持距離，并利用對講機通話。他們要研究的是：在交談過程中，當那個假病人大呼救命時，72名不知真相的參與者所作出的選擇。事后的統(tǒng)計顯示：在一對一通話的那些組，有85%的人沖出工作間去報告有人發(fā)??；而在有4個人同時聽到假病人呼救的那些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動。
從眾效應：讓人類更傾向于服從大多數(shù)
從眾效應是指人們經(jīng)常受到多數(shù)人影響，而跟從大眾的思想或行為，常被稱為“羊群效應”。人們會簡單追隨大眾所同意的，而不去思考事件的意義。如果多數(shù)人認可的，即使是錯誤的，我們也會很容易的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從眾效應給人的壓力，不僅僅會在人群中產(chǎn)生，對于習慣了從眾的人，還會形成一種心理模式，即使在單獨行動時，仍然會按既有的模式去做。在小悅悅出事后，有十幾個路人依次經(jīng)過但都沒有對其進行救助也并未打電話報警，盡管這一行為是陸續(xù)發(fā)生的，并非屬于圍觀而產(chǎn)生的但也是一種從眾行為，這種心理也許源自“別人都沒做我也不會做”；或者就像在1964年美國紐約昆士鎮(zhèn)的克尤公園謀殺案一樣，圍觀者事后認為“別人已經(jīng)報警了”。從這一層面來看，依次經(jīng)過的路人反應的是一種錯誤的從眾效應。
破窗效應：惡會在人群中傳染
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曾提出一個“破窗效應”，其核心意思是：若一幢建筑物被打破了一塊窗玻璃，且沒有及時更換維修玻璃，那么路過這幢建筑物的人們就可能會不由自主地去打爛更多的窗玻璃。如果這些破窗戶仍舊得不到及時維修，那么還會繼續(xù)產(chǎn)生其他破壞行為。
對于這個理論，美國斯坦福大學著名的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他曾進行過臭名昭著的“監(jiān)獄試驗”）用一項社會心理學實驗進行了證明。津巴多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一輛停在了社會底層聚居的紐約布朗克斯區(qū)，另一輛停在了加州帕洛阿爾托的中產(chǎn)階級社區(qū)。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車不僅敞開了頂棚，而且摘掉了車牌，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在帕洛阿爾托的這輛，停放了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后來，津巴多干脆用錘子把這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僅僅過了數(shù)個小時，它就被偷走了。
“破窗理論”背后的深層原因并非是紐約的居民比帕洛阿爾托人更冷漠，而是這種冷漠在開了一個頭之后，在群體中產(chǎn)生了傳染。小悅悅兩度被汽車碾壓，經(jīng)過的18個路人并沒有對其進行救助，也正是驗證了“惡”或者說“冷漠”在人群中的傳染。
人變得冷漠的原因也許并不能用這一系列的心理學常識進行全面解讀，人也有選擇懦弱的權利。面對情感道義的風險，選擇逃避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但對于社會而言，不能任由這種冷漠和懦弱將世界變成荒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