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和新詩格律化試驗豈容否定
——評李珂先生《“新詩格律化”：注定失敗的“嘗試”》
太原日報網 2014-06-1609:13 來源：
《太原日報·雙塔》文學副刊2014年6月9日頭版發(fā)表了李珂先生一篇長文《“新詩格律化”：注定失敗的“嘗試”》，編者在按語中“希望關注詩歌的人參與爭鳴，共為中國新詩‘把脈’‘開方’”。一場爭鳴就此在這個夏日拉開了帷幕。
李珂這篇長文涉及到對新詩和新詩格律化是非成敗的評價。李文把我稱作“進行著建設性的‘新詩格律化’工作”的代表性人物，且以我的12行詩作為“新詩格律化”的最新成果之一加以否定。盡管我夠不上李文所稱的“詩歌理論家”，也當第一時間站出來回應，進行有理有據的反批評答辯。
我與李珂先生并未打過交道，但對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上述長文所列2001年第1期《山西文學》發(fā)表文章《世紀之騙——中國新詩》的作者正是其人。那篇文章在省城太原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太原日報·雙塔》為此展開筆談，著名詩評家王珂、張厚余，著名作家孫濤等均撰文發(fā)表意見，我也寫了《在整合中鑄造新詩的太陽》一文發(fā)表，表達了“為新詩辯護，但不袒護，期望新詩在新世紀的整合中革除‘詩弊’，健康發(fā)展”的立場和觀點，并在該文“構建適合國情和民族審美心理的新詩詩體”一節(jié)中，提出了格律體新詩、半格律體新詩和自由體新詩三種具體模式，對其形式特征作了簡要闡述。由此看來，我和李珂先生十幾年前便有過一次“碰撞”了，這次批評和反批評可以視作上次“交鋒”的延伸。以中華詩詞“足夠”和“不可替代性”為由否定新詩毫無道理
李珂先生在長文中斷言新詩格律化“注定是要失敗的”，列出了三條“具體理由和根據”。其中第一條“中國詩歌的體裁已經完善、齊備，后人只要學會、掌握和使用就足夠了”，第三條“中國詩歌的‘格律體’已經定型，不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永遠不會過時”。這兩條都是以推崇舊體詩而否定新詩，離開新詩文本而下結論，顯然不妥，如同法官在法庭上不列被告的“罪狀”而缺席判決。這里需要指出，李先生文章中的“中國詩歌”實際上是指“中華詩詞”；“中國詩歌”通常應包括舊體詩即中華詩詞和新詩，李先生從概念上便把新詩排斥于中國詩歌之外了，可見其“獨尊舊體，罷黜新詩”的態(tài)度何等決絕！
我和絕大多數從事新詩創(chuàng)作者，一向尊崇源遠流長的中華詩詞，尊崇《詩經》以降，從屈原、李白、杜甫，到蘇東坡、辛棄疾、元好問等無數詩人所創(chuàng)造的詩詞曲瑰寶，同樣肯定和尊重20世紀后期直到新世紀舊體詩的再度復興和可喜成就。但是李珂先生以中華詩詞“足夠”和“不可替代性”為由排拒和否定新詩，是毫無道理的。
新詩在中國誕生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必然性。正如我在2012年7月參加重慶一次詩歌論壇發(fā)表的論文《格律體新詩重在建設》中作的概括：“新詩是在封建帝制崩潰、西風東漸的歷史文化大背景下，引進西方詩歌形式運用白話寫作而創(chuàng)造的詩體，是適應那個狂飆突進的時代國人突破禁錮、自由抒情需要而產生的詩體。”中國新詩絕非李珂先生《世紀之騙——中國新詩》一文指責的“世紀之騙”，而是順應潮流的“世紀之變”！
新詩與舊體詩兼容并存是中國詩歌的當代格局和發(fā)展大勢。新詩與舊體詩的關系并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水火不容；而是兼容并蓄，取長補短，共同發(fā)展。新詩不能替代舊體詩，舊體詩也不能替代新詩；更不能斷言有了舊體詩這一形式“就足夠了”，而且“永遠不會過時”。誠然，舊體詩的形式相對“完善、齊備”，但也并非完全適應新的時代在內容表現和音韻表達上的要求；新詩在形式構建上“迄無成功”需要逐步成型，但這也不能成為否定和取代新詩的理由！況且新詩在中國大地上已經存在百年，也是舊體詩否定和取代不了的。
對當代中國詩歌正確的態(tài)度，只能是新詩和舊體詩兼容并存，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與時俱進和互動發(fā)展。馬凱先生對中華詩詞一往情深并有深度研究，他幾年前鄭重提出了舊體詩“求正容變”的觀點，得到詩詞界人士的廣泛認同；詩歌界有識之士丁國成、劉章等發(fā)出了新詩“振衰去弊”的主張，我深表擁護。近年來有專家在《人民日報》等報刊呼吁創(chuàng)建中國特色新詩體，引起連鎖反應。這些才是促進中國詩歌繁榮與發(fā)展的好聲音、正能量。新詩格律化是新詩發(fā)展和“振衰去弊”的重要選項
李珂先生由否定新詩而否定新詩格律化的努力，對我提出的半格律化也持否決態(tài)度，他斷言新詩格律化“注定是要失敗的”之第二條理由為：“‘自由體’與‘格律體’不可兼顧，因此所謂‘半格律體’是不存在的?！边@種推斷同樣是站不住腳的。
新詩格律化符合詩歌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是新詩體式發(fā)展的正常通道。縱觀中國詩歌史，中華詩詞在詩體上經歷了從“自由體”到“格律體”的發(fā)展過程，并在此后一直呈現兩者長期共存的格局。李先生承認“中華詩詞由‘格律體’與‘自由體’兩大部分組成”，二者可以兼容；卻為何斷言在新詩范疇自由體與格律體“不可兼顧”，并對新詩格律化的嘗試妄加指責呢？
再看新詩格律化在當代詩壇的現實需要。新詩誕生百年無疑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無需諱言，當下仍然存在諸多缺失和弊端，主要是內容上的“失魂”和碎片化、形式上的無序和散文化、表現方式上同時存在的概念化和晦澀化。這是造成新詩失去廣大受眾和社會的關注，在商品大潮沖擊下加速邊緣化的內在原因。探索新詩格律化正是在形式上“振衰去弊”，促進新詩健康發(fā)展的重要方面；而半格律化則是格律化進程中的一種形態(tài)。
李先生對新詩半格律化的指判非常武斷，斷言“任何國家、任何語種的詩歌體裁，都只能有‘格律體’和‘自由體’兩種形式。兩者涇渭分明，非此即彼，不能混淆，不可兼顧”。他所舉的“論據”同樣遠離詩歌范疇，而以商務活動中的“契約”、足球比賽中的競賽規(guī)則為例，認為不可能存在“半契約”“半規(guī)則”，由此推斷“‘半格律’‘半格律體詩’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這種以非同類項的對比而作的推斷，顯然缺乏說服力。
詩歌乃至文學藝術作品，是表現人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精神產品，其文體、詩體是柔性或剛柔并濟的，許多門類可以交融互匯。詩與散文交融產生了散文詩，詩與音樂交融產生了交響音詩，紙上詩歌一經吟誦便成為朗誦詩亮相舞臺和熒屏，而朗誦詩融入舞蹈、表演元素便成為情景朗誦詩了。這些現象都被廣大讀者和觀眾所接受。
創(chuàng)作實踐中，詩歌各種詩體之間也有交融和新變。傳統詩詞中的格律體近年來出現了“脫律”現象，產生了不講平仄的新古體詩、不囿于散曲格律的自度曲，均被詩詞界多數人所認可。同樣道理，一些詩人對新詩進行格律化的探索，產生了稱為現代格律詩（也稱新格律詩）的自律體、共律體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了稱為格律體新詩的“整齊式”“參差對稱式”和“復合式”以及定行詩體的理論與實踐。新詩格律化主要是從詩的節(jié)律、韻律兩個方面進行規(guī)范的，標準有嚴、寬之分，節(jié)律、韻律掌握嚴格的為格律體新詩，而掌握寬泛的就是準格律或半格律體新詩了。據我寫詩半個世紀的體驗，在新詩與舊體詩之間，自由詩和格律詩之間，如同兩條河流交匯處有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間帶，自然會產生中間形態(tài)的詩，包括半格律體詩。
任何一種詩體從誕生到成熟都會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李先生一面搜出“‘新詩’歷史只有百年，還是一個‘嬰兒’云云”的說法，當作一種“奇談怪論”加以嘲諷；一面稱贊中華詩詞的格律體問世之后，僅短短的幾十年間詩壇面貌頓時煥然一新。殊不知古代格律詩自南北朝的齊、梁萌生，經過北周庾信、隋薛道衡，直到唐初沈佺期、宋之問才成熟定型，先后歷經了一百二三十年。對新詩百年尚未產生理想的詩體，大可不必判其極刑。梁式12行詩是對新詩格律化、半格律化的有益試驗
既然李珂先生把我的12行詩當作新詩格律化的“靶子”作出“注定是要失敗”的定論，我理應在這個問題上進行回應。恕我在此用了“梁式12行詩”這一稍嫌自詡的稱謂，這是借用詩評家趙青山撰文《梁式12行詩的格律歸屬》并引發(fā)了網上一場爭鳴的用語，同時也是為了同其他詩友寫的12行詩加以區(qū)別。
關于我對自己12行詩的基本觀點，李先生在文章開頭引用了筆者一段闡述：“我筆下的12行詩，則具有結構有序、節(jié)律鮮明、大致押韻等特點，是對自由詩向精短方向和格律、半格律傾向的雙重努力，是以定行為特征、介乎自由詩與現代格律詩（或稱格律體新詩）之間的一種半格律詩體。”這是我在12行詩集《雪映金銀木》的跋文《關于12行詩的絮語》中的概括。但李先生無視筆者上述表達，將原本致力于新詩格律化試驗的12行詩定性為“12行散文詩”，顯然是十分荒謬的。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結合創(chuàng)作體會闡述了12行詩的三個長處，簡要列出：“一是12行詩的分節(jié)結構符合詩歌審美規(guī)律。我將12行詩歸納為三種結構：3行4節(jié)式、4行3節(jié)式和自如分節(jié)式。前兩種結構穩(wěn)定，符合中華傳統詩學的對稱美；第三種富有變化，隨詩人表達的意蘊情緒而調節(jié)?！?/span>
“二是12行詩的容量比較適合抒情短制的表達……我寫12行詩，單純意象可以延展，復合意象可以收納；意蘊精深可以適當舒展，意蘊豐厚則適當壓縮；情緒無論起承轉合還是一瀉而下，皆可承受。”
“三是12行詩的行數也易于為大眾接受。一年有12個月，人有12個屬相，老百姓計數12個為一打。12這個吉祥數字，已滲透到了中華文化的方方面面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span>
李文批評我的12行詩卻未舉例，似有“無的放矢”之嫌。在此我舉一首發(fā)表于《大河詩歌》2013年秋卷的《晉祠賞菊懷古》，供讀者一窺12行詩的樣貌：
十里外已聞淡雅的菊香為一個花朵的節(jié)日前來欣看朱紫、金黃、雪白滿園綻放。花潮泛濫于懸甕山麓聳起一條條菊龍，寄意騰飛與“龍興晉陽”青銅雕像相望。菊香里，猶聞李氏起兵鼓角聲聲馬上之將相，馬下之勇卒碧血與忠骨托起了泱泱大唐。
這如潮似陣的繁花草木喲高過了斑駁廟宇；我品讀晉脈國魂且為菊龍點睛：民興晉陽！除了運用慣常的3行4節(jié)式、追求內在節(jié)律、節(jié)尾押韻的體式外，這首詩還注重意象營造，在末句以“民興晉陽”畫龍點睛，給人以啟迪。
其實詩界和格律詩界對我的12行詩也存在不同看法，在“東方詩風論壇”網站還引發(fā)了一場爭鳴，這里不再贅述。梁式12行詩的試驗成功與否都屬正常，只要對新詩格律化盡了一份努力，能為開拓新詩格律化之路充當一枚鋪路石，也是有益和自感欣慰的。
著名詩論家呂進先生2005年發(fā)表了《三大重建：新詩，二次革命與再次復興》長篇論著，提出了詩歌精神重建、詩體重建和詩歌傳播方式重建的重大命題，其中在“關于詩體重建”部分強調：“提升自由詩，成形現代格律詩，增多詩體，是詩體重建的三個美學使命?！眳芜M先生的真知灼見，今天仍可視為對新詩的準確“把脈”和“良方”。應當清醒地看到，創(chuàng)建中國特色新詩體注定步履艱難，任重道遠。新詩正處于誕生百年的歷史節(jié)點上，我期待新詩界的同仁求同存異，努力創(chuàng)作出更多形式與內涵完美結合的自由體、格律體新詩力作，不斷涌現獲得詩界和民眾乃至被國際上認可的代表性詩人，與中華傳統詩詞并肩前行，共鑄輝煌！這是一個攜手新詩走過半個世紀的老詩人的心聲。
作者：梁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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