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jijitang.com
近期，管理學一級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許多編者們發(fā)表了一篇號召研究者們提出更多適宜于東方化情境的管理理論及構念的文章。文章回顧了近幾十年發(fā)表的管理學文章在理論創(chuàng)新及貢獻上的不足以及對西方化理論的過度偏重情況，分析了東方與西方社會在管理情境上的一些不同之處，呼吁更多研究者在深入理解西方管理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更多產生于東方式獨特管理情境、能夠解決社會實際突出問題的創(chuàng)新性理論及構念。小編以為，這一號召對所有中國的管理學領域甚至其他社科領域的研究者都有重要的指導和啟發(fā)意義，這期推送特將文章內容整理歸納如下，希望對大家的研究都有所幫助。
近年來，亞洲在世界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與日遞增。在西方經濟主導了世界幾個世紀之后，中國、印度、以及亞洲的許多其他國家的崛起，都在挑戰(zhàn)西方在全球工業(yè)中的領導地位及傳統(tǒng)的西方管理理論和視角。據(jù)預計，在2030年前，亞洲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世界銀行，2012）。而這一實際經濟的發(fā)展趨勢卻與管理學領域的研究現(xiàn)狀不想符合。根據(jù)統(tǒng)計結果，在2015年的17846名管理學會成員中，美國仍舊占了最多數(shù)——54%的成員，只有18%的成員來自西方（北美及歐洲）外的學術組織，而這其中又只有9%的機構位于亞洲。這一比例是與世界各大洲的人口比例極不協(xié)調的。另一方面，在發(fā)表刊物的數(shù)量上，管理學頂級期刊AMJ上在2010-2014年間有文章發(fā)表的943名作者中，僅有8%的作者來自亞洲，而且大多數(shù)都位于中國香港、中國大陸、及新加坡，近些年又陸續(xù)有一些來自印度、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的研究。然而，這些基于亞洲情境的研究雖然采用了亞洲的工作樣本，卻多數(shù)仍然是以一種西方化的視角進行研究，將西方的管理理論直接搬入東方情境，并沒有提出有重要意義的東方化的新理論。就此，文章逐步分析了東方國家在管理情境上的一些具體不同之處，東方情境研究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及新研究的建議。
東西方管理情境的差異
“東方”這一概念雖然與亞洲近似，卻主要針對亞洲中部地區(qū)。亞洲國家雖然在地理分布、政治、及經濟上各有差異，卻都擁有相似的文化價值觀及哲學理念，這些文化成分盡管在具體的東方國家間稍有變化，但都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以下就從制度、哲學、以及文化價值觀上具體說明。
制度層面
亞洲國家的制度環(huán)境盡管囊括了君主立憲制、專制君主制、一黨制、聯(lián)邦制、自由民主制、及軍事獨裁，但總體說來，亞洲存在更強的政府控制，從而使高效的社會改革及經濟發(fā)展成為可能，也帶來了亞洲近年來在經濟上的群起之勢。但這種政府權力的強化也會帶來一些潛在的問題，尤其是要做到在政府領導同商業(yè)部門之間保持一定距離，這也是造成亞洲一些國家猖狂的腐敗、較低的法律執(zhí)行力、監(jiān)管政策不確定等問題的原因。因而，亞洲的國家可能更重視于其與政府權威部門之間的關系，許多社會的規(guī)則、價值觀、規(guī)范都普遍源于一種以“關系”為中心的導向，這也解釋了信任建立、社會資本、人際關系、互惠性的保持在東方情境中的重要性。
哲學層面
亞洲的政治及制度環(huán)境雖然復雜多變，但引導企業(yè)家和管理者們領導、管理、發(fā)展其事業(yè)的一種穩(wěn)定的、重要力量來源即其內部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觀、傳統(tǒng)、及哲學。東方社會一直以來都存在豐富的哲學傳統(tǒng)和信仰，比如，儒家在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有很深的根基，佛教在日本、中國臺灣、緬甸、及泰國影響較大，天主教主要在菲律賓，而伊斯蘭文化則流行于印尼、馬來西亞、和中東一些地區(qū)。在中國大陸之內，又有五種主要的哲學流派：四種是土生的——儒家、道家、法家、兵家，以及一種外來的——佛教。儒家對道德、仁義、及權威的強調是家長式領導作風的根基，在華裔的家族企業(yè)中非常普遍。道家基本教義中的正念、同情心、中庸之道、及事物的相互依賴影響對于領導力及管理都有一定的影響，盡管其中被動的成分在當今競爭激烈的環(huán)境下可能不太適用。而法家對于獎罰分明的制度規(guī)則的強調，更是在中國的企業(yè)中較為流行。以《孫子兵法》為中心的兵家將權謀、知識置于武力爭執(zhí)之上，也被許多日本及韓國企業(yè)奉為經典，甚至被西方企業(yè)借鑒。
picture by Harry Eggens
文化價值觀層面
東西方在文化價值上的差別，已得到了很多針對個體及團隊的管理學研究的證實。文化價值觀上的差異有很多，但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及權力距離作為兩種文化下的人們看待及處理人際關系的核心導向，是公認的最重要的兩種。
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概念相信大家應該不會陌生，指的是人們更偏重于個體的利益目標還是集體的目標利益。研究發(fā)現(xiàn)的一些明顯的不同是：（1）中國人對陌生人有較低的信任，雙方在進入到有更深意義的交流之前，需要先建立一定的“關系”；（2）中國人在處理問題上更加靈活，針對不同的人和情境會有不同的對策。相反，美國人相比之下對陌生人有較高的信任程度（廣泛信任性），但在處理不同情境下的相似問題時靈活性較少。
權力距離則描述了人們是如何看待及面對縱向的權力關系，是否能夠接受組織中不平等的權力分布。許多研究都表明，東方社會（如日本、中國、印度）的人們對于不平等權力分布的接受性要高于西方國家。東方組織中的領導獨裁程度更高。
東西方另一個顯著的不同是人們在傳遞及解讀信息時的交流風格差異。東方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在交流時對情境線索的依賴性很高，以此來傳達一些較為隱晦的信息，避免直接沖突和尷尬情況。而西方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荷蘭）的人們則更傾向于用直接和口頭或書面的形式表達信息，對情境的依賴程度較低。
東西方差異的管理學研究現(xiàn)狀
東方社會在制度、哲學、及文化上的不同產生了與西方不同的管理實踐和商業(yè)系統(tǒng)，其中的一些體系經過部分研究者的介紹已被西方社會所了解。在這里較為值得一提的是Chen和Miller（2010）年提出的一種“雙邊文化”（ambicultural）視角，描述了許多亞洲公司在發(fā)展國際業(yè)務時面對東西方不同文化時的一種 “兩面派”傾向，以同時滿足兩種看似分離的目標，促進公司短期的發(fā)展和長期在市場中的地位。一個突出的例子即三星公司在融合西方優(yōu)異的管理措施和公司基本的日本式體系上取得的成功。
然而，在這些正式的商業(yè)組織之外，東方社會還面臨一些發(fā)達西方國家不需面對的一系列社會和制度挑戰(zhàn)，比如貧窮等。而這些是基于西方發(fā)達經濟情境的管理研究很少關注過的問題，需要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企業(yè)家精神和商業(yè)發(fā)展策略。
管理理論的提出
那么，我們已有的這些管理理論都是在什么時候提出的？Colo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回顧了1963年到2007年在AMJ雜志上發(fā)表的667篇文章，發(fā)現(xiàn)管理學領域中的大部分理論都是在20世紀五十年代到20世紀八十年代之間發(fā)展出來的，而在近幾十年中，新理論的發(fā)展似乎處于停滯狀態(tài)。20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美國和歐洲經濟快速發(fā)展和工業(yè)化進程的高峰時期，組織的管理中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復雜現(xiàn)象，因而促進了各種管理理論的提出來解釋這些現(xiàn)象。在這段時間之后，雖然管理學研究都在強調理論貢獻，大部分研究卻只是對現(xiàn)有理論和范式的補充或改進，在模型中加入一些前因變量、調節(jié)變量、或中介變量作為理論貢獻，并借助已有理論的知名度和廣泛應用獲得較高的引用率，很少有全新的理論和構念提出。
究竟什么樣的情境能夠促使新管理理論的提出？這里要提到兩本很有借鑒意義的組織管理書籍，一是Smith和Hitt（2005）的《杰出管理思想：理論發(fā)展進程》（“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介紹了24位提出了管理學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的學者對自己發(fā)展和改進理論過程的回顧；另一本是Pugh，Hickson，和Hining（2007）的《組織領域的偉大作家》（“Great writers on Organizations”），介紹了65名二十世紀以來提出過有深遠影響理論的學者的觀點概要。根據(jù)這兩本書的介紹，早期的這些管理學理論家都是對他們時代社會問題的密切觀察者，親身經歷了組織的一些生產問題，或者困惑于觀察到的各種組織形式和實踐變異。而他們創(chuàng)建理論的動力就是理解這些管理難題，找到當年這些迫切管理問題的對策。在這些早期時代，由于沒有先前的理論可以使用，他們只能針對自己所面臨的各種管理實踐問題，建立自己的理解（構念和理論），從而促使了豐富多樣的構念、理論、和范式的提出。而近幾十年來，管理學研究的導向由對實踐做貢獻轉為對理論做貢獻，卻反而只產生了很少的全新理論。從這點上來說，前人的文獻既是一種指導，又會使人變得盲目。
在AMJ編輯們對反映東方情境下管理問題的新穎理論研究的倡導下，近期也有少量比較好的文章出現(xiàn)。這些文章的共同點就是是對一種觀察到的實際難題的歸納性研究，首先通過深入的對現(xiàn)象的觀察和記錄，提出”為什么“的問題，進而通過分析來逐步提出新的概念理論。這些文章的作者都對觀察到的現(xiàn)象有很長時間的體驗，并且都有多文化接觸的背景。多文化的背景可以幫助研究者識別新穎的研究問題，跳出所處環(huán)境和時間上的局限性。此外，向管理學外的其他學科學習也可以幫助研究者理解一些管理問題。
提出東方化新理論過程需注意的一些問題
盡管存在亞洲化的管理構念，但很多這方面的研究文稿卻都難以通過一流期刊的評審過程。雖然一些文章是因為對一流期刊的風格不熟悉，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在東方化理論發(fā)展中面臨的一些理論論述上的挑戰(zhàn)，分為三種：構念等同（Construct equivalence）、構念突出（construct salience）、以及構念灌輸（construct infusion）。
構念等同是說，新提出的構念可能和已有的一些構念本質是相同的，比如信任這個概念在東方情境下可能有一些自身不同的說法，卻有著相同的含義。這些新構念盡管以一種新的命名出現(xiàn)，與原有概念卻沒有顯著差別，因而在理論上的貢獻并不突出。許多投稿的失敗就屬于這一類別。
構念突出指的是一個已有的西方構念的某種特性可能在東方情境下變得更為突出。比如我們所熟悉的“默契“這個概念，指的是兩人在言語交流之外能夠互相理解對方的意圖和偏好等。這一概念與西方構念中的相互知識及一致性是相似的，但在東方高情境性的交流環(huán)境之下卻有更突出和重要的作用。這種構念突出的情況也是創(chuàng)建東方化理論可以考慮的一種提出途徑。
構念灌輸為現(xiàn)有的理論加入了新的成分，使其內容更為豐富和細膩。這種情況的例子可以參加Chuang等人（2015）的研究，將組織-個體適合度的概念引入儒家情境下的組織中。
最后，想要輸入亞洲情境下的管理新構念的研究者們還面臨比西方學者更多的一個挑戰(zhàn)就是，他們需要首先深刻理解現(xiàn)有的西方理論，才能判斷新的構念是否與原有構念完全不同或有所重疊。大多數(shù)情況下新構念都可歸為以上提到的構念突出和構念灌輸兩種情況，在極少數(shù)構念對西方社會是全新的情況下，就需要進一步考量構念的信效度和邊界情況。
以上就是本期推送的內容，小編覺得這篇呼吁更多東方化管理理論的文章對國內學者的研究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中國社會正是社會轉型、經濟發(fā)展、和各種管理新情境出現(xiàn)的高峰時期，互聯(lián)網+的普及、全國上下的創(chuàng)業(yè)熱潮、股市風暴等等，都給管理學研究者提供了廣泛的研究素材。真心希望我國的管理學研究者們能抓住這一機會，以解決實際管理困境為導向，創(chuàng)造出更多我國情境下獨特的管理理論和構念，再創(chuàng)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到八十年代管理理論發(fā)展的輝煌。
參考文獻：
[1]Barkema, H. G., Chen, X. P., George, G., Luo, Y., & Tsui, A. S. (2015). West meets East: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2), 460-479.
[2]Colquitt, J. A., & Zapata-Phelan, C. P. 2007. Trends in theory building and theory testing: A five-decade study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1281–1303.
[3]Chen, M.-J., & Miller, D. 2010. West meets East: Toward an ambicultural approach to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4: 17–24.
[4]Chuang, A., Hsu, R. S., Wang, A. C., & Judge, T. A. 2015. Does West “fit” with East? In search of a Chinese model of person–environment fi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 480–510.
唧唧堂研究人簡介：sher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