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中人的“學”與“行”
大學不僅是研究和傳播高深學問的場所，大學也應該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者。文化既包括價值觀，也包括行為方式。大學中人的“學”與“行”就有著特殊的意味。德國哲學家、教育家雅斯貝斯爾認為：“大學是研究和傳播科學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長的世界，是個體間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學術勃發(fā)的領地。”（[德]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第150頁）。為了大學的獨特性和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價值，體現(xiàn)其辦學宗旨和理想追求，大學應該從“學”與“行”兩個方面對師生提出要求。
大學第一位的是“學”。而“學”，首先是學識，這種學識不是簡單地俯就于狹隘性的日常職業(yè)生活的需要，而是基于理智好奇心的需要和全人類的福祉。大學乃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fā)現(xiàn)、實驗和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它描繪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對任何一邊既不侵犯也不屈服”（紐曼：《大學的理念》）。豐厚的學養(yǎng)，在今天這樣一個資料信息外儲系統(tǒng)十分發(fā)達、文獻資料檢索極其便利的時代，仍然是令人稱道的，因為只有人腦才有可能將信息轉化為思想。
學，其次是學術規(guī)范。怎樣尊重同行的勞動成果，這樣做到研究過程的合理，怎樣做到不屈服于外在壓力堅持真理，堅持學術自治、學術中立，這都是學術規(guī)范的問題。學術規(guī)范不僅是方法的問題，也是學術操守、學術道德的問題。其底線是不抄襲，不剽竊，不作偽。
第三是學術創(chuàng)新。大學是知識精英云集之地，是生產(chǎn)知識、學術創(chuàng)新的場所。學術創(chuàng)新不僅是服務社會的途徑，也是培養(yǎng)具有學術前沿的知識視野、具有探索精神的學術薪火傳承者所需要的一種精神氛圍。一流的大學一定是研究性大學，有著濃厚的研究氣氛和強烈的學術創(chuàng)新意識。
從學術上看，真正能影響后世的學人不是那些競技者，而是極少數(shù)求道者。哲學人文學科所求之道必須上升到形而上學層次，形而上的真理不是技術性的，而是高度抽象的，高度綜合性的，是對世界、社會與人的博大圓融的理解，是大智慧，是真正的遠見灼識。大學是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學術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文化的策源地。它作為一種與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機構鼎足而立的功能獨特的文化機構，承擔著重大的社會責任，應當具有一種超凡脫俗的獨立品格和價值追求。求道者是追求大智慧者，他們今天被我們嘲笑為“不合時宜的人”，但他們有可能為后人所景仰。
陳獨秀在《隨感錄：學術獨立》中指出：“中國學術不發(fā)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圣。譬如文學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文學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六經(jīng)，妄稱‘文以載道’，‘代圣賢立言’，以自貶抑。史學亦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音樂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圣公王道，甘以音樂學位政治學之附屬品。醫(yī)藥拳技亦自有其獨立之價值也，而醫(yī)家拳術家自身不承認之，必欲攀附道術，如何養(yǎng)神，如何練氣，方‘與天地鬼神合德’，方稱‘藝而近于道’。學者不自尊其所學，欲其發(fā)達，豈可得乎？”（陳獨秀：《隨感錄：學術獨立》，見楊東平：《大學精神》，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頁）。
“行”，即一個人的立身行事。任何意志行為都是由內(nèi)在動機和外顯活動構成的。因而一個人的行就反映著他的修養(yǎng)、境界和操守。“行為世范”，也就是需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大學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學校文化的體現(xiàn)者、創(chuàng)造者和傳承者。
在我看來，大學中人的“行”，不僅僅是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設。大學應該是社會的理想類型，而不應是社會的縮影。大學不僅要產(chǎn)生思想和學問，還要為社會提供實踐的行為模式。大學理應成為最文明、最具理性、制度最為完善的機構。大學的真義就是無限的廣大、無限的包容。英文中的“university”(大學)的詞根“universe”的含義就是“宇宙的”、“普遍的”、“至大無垠的”。大學應該是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學術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識和新文化的策源地。它作為一種與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機構鼎足而立的功能獨特的文化機構，承擔著重大的社會責任，應當具有一種超凡脫俗的獨立品格和價值追求。1930年蔡元培為《教育大辭書》所寫“大學教育”詞條稱：“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即被公認，能完全實現(xiàn)者，卻惟大學。大學教員所發(fā)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和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制。茍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并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蔡元培全集》（5）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07—508頁）。
著名教育家雷沛鴻先生在《什么是構成大學大的要素》中指出：“什么是大學的特性？或者什么是構成大學大的要素？在此地，我要指出三點，就是與民眾結合、自由思考和科學方法。”董任堅先生更是強調(diào)：“大學的教授們，應該有了理智的工具，客觀的態(tài)度，歷史的背景，遠大的視點，研究的時間，這種訓練和機會都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企業(yè)家所容易得到的。但是要大學有這種貢獻，第一須使大學的教授能夠獨立研究，不感受到一黨一系的恩賜，指揮，限制，強迫，他們才可以內(nèi)無顧忌，外無猜疑，自由的探討真理，公平的批判結果。”（《大學的學術自由》）。美國教育家赫欽斯指出：“我能夠想得出的大學的最好的定義，就是大學是一個獨立思想的中心。”（R. M.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 Harper&Brather,1953.p.10.）每一個教師和學生都要自覺地踐履有尊嚴的多樣性、有理想的包容性和健康心態(tài)的批判性，這也是對于大學中人的“行”的特別的要求。
從“學”與“行”的關系上看，“學”也是第一位的。大學應該是“訓練和培養(yǎng)人的智慧的機構，大學講授的知識不應該是對具體事實的獲得或實際操作技能的發(fā)展，而是一種狀態(tài)或理性（心靈）的訓練”。正如洪堡十分強調(diào)科學研究對于道德完善的作用：“大學的真正成績應該在于它使學生有可那、或者說它迫使學生在他一生當中有一段時間完全獻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學，從而也就是獻身于他個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中庸》中有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可以闡釋為：一個人的德性的修養(yǎng)需要經(jīng)由學問的修養(yǎng)來達成。所謂的“腹有詩書氣自華”，所謂的“學問深時氣自平”，講的都是同一個道理。
“行”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教師的“教”。在孔子看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作為教師應該具備的兩個重要品質(zhì)。“學而不厭”體現(xiàn)著教師內(nèi)心的開放、自強不息和不斷進取，而“誨人不倦”體現(xiàn)著教師的愛心、耐心和敬業(yè)精神。在我看來，學而不厭是誨人不倦的前提、基礎和條件。作為教師，只有學而不厭，才能保持內(nèi)心的開放和鮮活，才會有不斷增長的與人分享的內(nèi)在需要。否則，誨人不倦就只能是無休無止地嘮叨，空洞的說教，就只可能教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痛苦，就只可能是“教”的低效、無效甚至負效。
可是，今天中國的大學不過是“能者多撈”的地方，不僅令人失望，也很令人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