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 · 文物考古》2019年第1期
六朝 — 隋唐時期岳州窯器物的外域文化元素考略
作者：李浩
湖南古陶瓷研究，迄今以長沙窯的考古最為充分，其濃烈的本土與外來元素混合風格，是大唐盛世頻繁中外交流史的優(yōu)秀文化產物—許多產品的形制、釉彩、模印貼花裝飾、彩繪圖案等都帶有波斯、阿拉伯等外來元素。然細究湖南物質文化史，六朝時期的岳州窯器物上就已能看到諸多西域文明元素的存在了，換言之，湖南地區(qū)早在六朝時期就已接觸西域文明并積極交流互動，同期的岳州窯器物則紀實了這種歷史信息。交入隋唐，這些外來元素在岳州窯器物上的印記越發(fā)鮮明。筆者整理了一批自六朝至隋唐時期帶有外域文化元素的岳州窯器物資料，做初步的類型學研究，進而以此管窺其時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盛況。并求教于業(yè)界方家。
岳州窯1000多年的窯業(yè)史，其所在區(qū)位的地利優(yōu)勢是帶動窯業(yè)規(guī)模擴大并實現對外輸出的天然驅動力。約在漢、六朝至隋唐時期，因湘陰縣地處“嶺南—湘江—長江—漢江—渭南—關中”以及“嶺南—湘江—荊州—長江—建康（今南京）”這兩條水運交通大動脈的關鍵樞紐位置，由交廣地區(qū)及“岷江道—巴蜀地區(qū)”進入中國的胡人，如欲往中原或南方都會揚州、建康之地，皆需經過湘北地區(qū)。湘陰因此成為南方較早接觸域外文明的地區(qū)之一。
漢六朝時期湖南地區(qū)記載胡人活動的古文獻甚少，但這一歷史印象卻烙在了該時期的岳州窯器物上，今人可從中窺探到中國曾與古印度、羅馬、波斯等異域文明交流的實況。這些中外文化交流帶來的新元素，在器制造型、裝飾藝術、工藝手法上都極大滋養(yǎng)了岳州窯文化及其瓷業(yè)發(fā)展。這也是六朝至隋唐時期岳州窯風格獨特迥異、成就輝煌的背后歷史原因。
一、六朝 — 隋唐時期帶異域文明元素的岳州窯青瓷列示
1、青瓷樽以及青瓷香薰
▋圖1：樽 高16厘米 口徑26厘米 1958年鄂州西山20號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圖2：薰 湖北鄂州博物館藏
這兩件器物分別為酒器與香具，均為當時高門豪族所用之物。尤其是該件香薰，它出自湖北鄂州孫將軍墓（墓主人為吳大帝孫權的宗親），更可確定為三國時期的珍貴器用。這兩件器物屬于三國—西晉時期岳州窯青瓷器中的上品，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器身都裝飾有佛像—青瓷酒樽的外器璧貼塑有坐佛、香薰的底盤與爐體之間貼塑有坐佛，這些佛像造型與三國—西晉時期浙江上虞越窯青瓷的佛像貼塑裝飾風格十分類似（圖3）
▋圖3：上虞尼姑婆山三國 — 西晉時期越窯址出土的帶佛像貼塑青瓷樽
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國以后傳播發(fā)展較快，至三國時期已頗具氣候，雖然這一時期尚未達到儒教、道教的規(guī)模，但已擁有眾多信眾，尤其是已有部分統治者開始參拜佛陀。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東傳至中國的前期階段，皆是天竺、月氏、龜茲等西域諸國的僧人攜帶經卷東行至中土主動傳播，還未有中國人主動去西方求法求經。
江南地區(qū)的佛教傳播于三國時期達到第一個高峰，其代表人物為西域僧人支謙和康僧會。據《高僧傳》記載：“優(yōu)婆塞支謙，字恭明，本月氏人，來游漢境，獻帝時天下大亂，避地于吳。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太子），與韋昭諸人共盡匡益……”這段記載可從側面反映出佛教在三國時期已得到江南最高統治集團的尊崇。而吳大帝孫權在建康（南京）為天竺僧人康僧會修建江南第一座寺院—建初寺，則似可進一步證實上述推斷。在最高統治集團的尊崇下，佛教得以在江南地區(qū)迅速傳播，這一時風即反應在這一時期的青瓷器上—浙江的越窯，湖南的岳州窯在這一時期同時出現了以佛像作為裝飾的現象。這種現象既體現了這一時期制瓷工藝水平的提升，又反映了域外的佛教在中國得到接受并與中華文化開始融合的面貌。譬如：圖1中的青瓷樽，其佛像下方同時貼塑有青龍的形象，這反映出佛教初入中華時與道教互相融合的現象。
2、三聯獅型燭臺
▋圖4： 三聯獅型燭臺 蘇富比拍品
▋圖5：岳州窯 三聯獅首座燭臺 長沙市金滿地建設工地出土
▋圖6：三聯獅型燭臺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青瓷獅子型燭臺，是西晉時期的典型器物，猶以越窯為大宗，岳州窯、洪州窯亦皆有出產。這種器物的出現與佛教的東傳有著直接的關系，獅子在佛教中屬“五護法神獸”之一，享有崇高地位，如那爛陀寺的雕塑中有著眾多的獅子形象。
從鄉(xiāng)土史資料來看，由于湘陰處于長江流域較為關鍵的樞紐位置，湘陰這一地區(qū)屬于佛教較早傳播到達的地區(qū)之一，湘陰境內的西林庵即始建于西晉。在整個六朝時期，湘陰屬荊州治下，而荊州正是佛教在江南最為興盛的地區(qū)之一。再者，三國時期的岳州窯青瓷器上即已出現了佛像貼塑，這說明佛教文化元素自三國時期即已進入到岳州窯的裝飾藝術之中。因此，岳州窯在西晉時期出產這一類器物似乎揭示出當時湘北地區(qū)的佛風之盛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想象。
由于這種三聯獅座的燭臺較為罕見，故這種器物亦是學術界頗為關注的研究對象。霍華老師、尤葉勤老師認為這一造型的器物與古印度阿育王石柱中的獅子塑像有著某種聯系（圖7）。
▋圖7：古印度阿育王石柱獅子塑像（公元前3世紀） 印度加爾各答博物館藏
縱觀整個西晉時期的越窯、岳州窯獅型燭臺，其精細者皆以輪廓線浮雕法表現出健碩的肌肉、卷曲的鬃毛、猙獰雄武的面部表情、以及帶有復雜花紋的尾巴，這種表現手法明顯帶有希臘雕塑的風格。而這一風格在南北朝時期的南方帝王陵前石雕、北方的石窟上表現得更為突出。我們再看整個中國的美術史，便不難發(fā)現希臘、羅馬的藝術融入到印度的佛教以后，再以一個融合的整體自公元3世紀開始向中國傳播，對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中國石雕、瓷塑藝術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影響在南朝時期的岳州窯青瓷器中亦可以得以窺見，代表器物為青瓷硯臺足（圖8）。
▋圖8：南朝 — 隋代 岳州窯青瓷硯臺足
南朝—隋代是佛教最興盛的歷史時期，故這一時期岳州窯青瓷器上有著各種各樣的佛教文化元素，最常見的乃是各種蓮花紋、忍冬紋。由于硯臺的足屬于承重部件，因此南朝至隋代的上品岳州窯青瓷硯臺，都不遺余力在硯足的藝術構思上費盡心力，且往往采用模制的手法來表現各種藝術特點。我們看這一組岳州窯青瓷硯足，有的以蓮花紋為裝飾、有的以蓮花為本身造型、有的以力士為造型、有的以抽象的獸足為造型，還有的以瑞獸為造型等等，這些聆郎滿目的題材充分反映了岳州窯在公元6世紀所蘊藏著豐富的東西方文明內涵。這些硯足中最特殊者乃是一件帶有羅馬石雕風格的柱狀足（圖9）。
▋圖9：岳州窯青瓷硯足 長沙市萬達廣場建筑工地出土
▋圖10：意大利羅馬建筑遺址
▋圖11：餾金銀壺 寧夏固原李賢墓出土（北周，公元569年）
這件硯足表面有豎向凹凸棱，與羅馬建筑中常見的石柱有相同風格（圖10）。它的足底有一圈連珠紋，帶有波斯—粟特系的裝飾風格，其裝飾效果與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的餾金銀壺（圖11）的底部有一定類同性。而它的整體造型呈現出非常漂亮的束腰流線體，頂部再以一朵類似于覆蓮的裝飾體蓋住。其整體的設計獨具匠心，體現出十分強烈的多元化文明交融的歷史面貌。這種豐富的異域文明文化元素在南方同時期其它窯場是見不到的，也只有岳州窯有著如此一以貫之的多元文明元素裝飾藝術發(fā)展歷程。由此反觀西晉時期岳州窯的三獅座燭臺，它們的出現很可能是岳州窯窯業(yè)文明歷史上汲取多元異域文明的初始面貌，而這種文化現象的背后則是“長江—湘江”這一水系在早期中外文明交通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存在著許多尚不為我們所知的豐富內涵，這有待更深入的考證來認知。
3、貼乳丁紋與聯珠紋旋渦底杯
▋圖12：貼乳丁紋及寶相花紋青瓷杯 南京建筑工地出土
▋圖13 — 1：貼乳丁紋及寶相花紋青瓷杯殘件 湘陰縣狀元新城建筑工地出土（左圖）
▋圖13 — 2：二式 長沙萬達廣場建筑工地出土（右圖）
▋圖13 — 3：三式 長沙萬達廣場建筑工地出土、南京水游城建筑工地出土
▋圖13 — 4：四式 南京出土
這種底部為渦旋紋形狀、器外壁帶多種紋樣貼塑的杯是一種酒杯，是南朝時期岳州窯獨有的產品，數量較少。這種杯顯然帶有鮮明的羅馬文化元素并深受粟特銀器、琉璃器的影響，屬于典型的“羅馬—波斯—粟特”器用文明傳入中土之后化身為本土化瓷器的典型案例。從器物的造型來看，這種在外杯璧貼塑聯珠狀紋飾的杯具多見于東羅馬琉璃器，這類器物在北朝至隋唐時期的墓葬中有所發(fā)現，如寧夏固原李賢墓出土有一件此類裝飾風格的琉璃杯（圖14）；另外，何家村窖藏中也發(fā)現有一件類似裝飾風格的斜壁深腹琉璃杯（圖15）。而南朝時期岳州窯出產的這種杯的形制并不完全類同于外壁帶聯珠紋貼塑的東羅馬琉璃杯，一者，杯足的造型不一樣；二者，杯外壁的貼塑內容不一樣。這類岳州窯青瓷杯外壁貼塑既有自魏晉時期延續(xù)下來的乳丁紋、又有佛教文化中常見的寶相花紋、還有波斯—粟特風格的戳印聯珠紋及貼塑聯珠紋，以及一些暫時無法歸類的紋飾內容。
▋圖14：帶聯珠貼塑的琉璃杯 寧夏固原李賢墓出土（北周，公元569年）
▋圖15：帶聯珠貼塑的琉璃杯 何家村窖藏出土
總之，這類岳州窯青瓷杯所包含的多元文化元素涵蓋了公元3世紀到6世紀亞歐大陸上多個國度、多個民族，它生動記錄了亞歐大陸絲路文明帶來的東西方文明碰撞、交融的歷史進程。而推動這一文明交融進程的史實是什么樣子的呢？任志錄先生曾對岳州窯器物上的粟特文化元素進行了統計與考證，提出一種猜想，即最遲在公元5世紀即有一支粟特人群在湘江流域長期定居、活動，并從事跨境商業(yè)貿易。這種猜想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在漢唐時期的東西方貿易中，西人東來是主流，中國人主動去西方尋求貿易、定居者并不多，因此六朝時期岳州窯器物上出現的這些域外文明元素亦應是由中西亞的胡商、僧人所傳播而來。
4、戳印胡人舞蹈紋凈瓶
▋圖16：戳印胡人舞蹈紋凈瓶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凈瓶為佛教禮器之一，為舉行法事時盛水之物，屬古印度佛教文明東傳至中國的物質文明。唐代高僧義凈法師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對凈瓶的材質、功用都做了詳細描述：“凡水分凈、觸，瓶有二枚，凈者都用瓦瓷，觸者任兼鋼鐵。凈擬非時飲用，觸乃便利所須，凈則凈手方持，必須安著凈處，觸乃觸手隨執(zhí)，可于觸處置之。”通常凈瓶都放于袋中以便攜帶。
這件凈瓶為南朝晚期—隋代岳州窯青瓷器，它的特點是瓶的肩部戳印有一圈胡人舞蹈紋樣，長沙曾出土有一件同樣形制但器表光素無紋飾者。這種胡人舞蹈形象不同于在唐代瓷器上普遍流行的胡騰舞、胡旋舞，它刻畫出一個頭戴瓜皮帽的胡人男子右腿屈膝、左腿單膝跪下，左手收于胸前、右手托舉過頭頂的形象，這究竟屬于一種什么舞蹈還有待更進一步考證，但從這個舞者的裝束（頭戴瓜皮帽、束衣窄袖）來看，為典型的波斯—粟特人種，任志錄先生認為這種裝束的人是粟特人種之一的花剌子模人。這種帶戳印的胡人舞蹈紋青瓷器物在岳州窯窯址、長沙市建筑工地、南京市建筑工地都有發(fā)現，筆者近十年來在上述地區(qū)分別有采集到（圖17、18、19）。
▋圖17：湘陰縣文星鎮(zhèn)狀元新城建筑工地出土
▋圖18：南京建鄴路建筑工地出土（左圖）
▋圖19：長沙市東牌樓建筑工地出土（右圖）
由此觀之，最早到南朝后期，岳州窯就開始以胡人舞蹈紋飾來裝飾瓷器，開此風之先河。同時，岳州窯還有另一種同樣裝束，但舞蹈動作不一樣的胡人舞蹈紋飾（圖20）。
▋圖20： 斂口碗 南京市建鄴路建筑工地出土
▋圖21：斂口碗 胡保民先生藏
▋圖22：斂口碗 湖南省博物館藏
這種斂口碗為南朝后期—隋代岳州窯的大宗產品，且器身多飾以戳印的蓮花紋、寶相花紋并伴隨有刻劃的蓮瓣紋及豎線條紋（參見圖21、22），但戳印胡人舞蹈紋及獅子紋者較少。這件斂口碗以胡人與獅子作為圖像組合來裝飾器物，這表明這種胡人所屬的民族有崇獅、馴獅的習俗?？v觀整個中亞、西亞、乃至東歐在公元3—6世紀有馴獅習俗的民族主要有羅馬、波斯、粟特等，而根據史料記載，早在漢代，安息、羅馬等國就將獅子當做禮品送給漢朝皇帝。至南北朝—隋唐時期，關于以獅子進貢來華的記載則更多，尤以波斯為最。在亞述、波斯的文化中，征服獅子或者“格獅”是帝王之榮耀，獅子也代表了王權，故波斯的器物中常常出現人物馴獅，或獅子獨立存在的裝飾圖案。隨著東西方商業(yè)交流頻繁，中西亞地區(qū)的這一風尚也隨之傳播到中土大地，印在了中國的器用之上。這一時期，中國北方地區(qū)的石雕、釉陶器上都有胡人馴獅的內容（圖23）。
▋圖23：模印人物馴獅紋扁壺 （北齊） 山西省博物院藏
因此，從整個時代文化背景來看，這件斂口碗外壁戳印的胡人舞蹈紋及獅子紋應當還是波斯薩珊—粟特這一文化體系。再回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這件凈瓶，它的紋飾內容與這只斂口碗的紋飾遙相呼應，屬同一文化類型，這一切都充分地揭示了岳州窯的裝飾內容中含有典型的“波斯—粟特“文化元素。
5、來通杯
▋圖24 ： 來通杯
▋圖25：來通杯殘件 長沙市萬達廣場建筑工地出土
▋圖26：來通杯殘件 南京市區(qū)建筑工地出土
▋圖27：來通杯殘件 南京市建筑工地出土
來通杯是典型的西亞文明器用，為“Rhyton”一詞的音譯，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的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圖28）。它的造型為以某種動物頭部（牛、羊、豹、獅等等）的寫實形象為器底，器身則為杯體，是一種高檔的酒杯。來通杯自出現以后，在整個東歐、西亞、中亞風行千年，其材質由陶質發(fā)展為金銀質、銅質、瑪瑙質等。同時，隨著鑄造、鏨刻、錘揲等工藝的進步，金屬制來通杯的制作也愈加精巧，藝術性也越來越高，在波斯薩珊王朝達到了巔峰（圖29）。
▋圖28：陶質羊首來通杯 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29： 銀質來通杯 波斯薩珊王朝時期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圖30：瑪瑙質來通杯 陜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 陜西省歷史博物館藏
來通杯這一器用大約是在公元5世紀隨著入華胡商而傳播到中國的，有銀質、瑪瑙等材質（圖30）。自漢代鑿通“絲綢之路”以后，來自西域的器用珍玩即廣受中國貴族階層的歡迎，胡風、胡物自上而下流行于中土，來通杯即是這一歷史潮流背景之下流行開來的。至南北朝—隋代，中國開始出現瓷質來通杯，這是“胡風華化”的結果，也是亞歐大陸文明交融的歷史見證。在當時，除了岳州窯以外，江西的洪州窯、鄴城周圍的制瓷窯業(yè)，也就是學術界目前稱為“相州窯”的這一制瓷窯業(yè)以及早期邢窯也生產瓷質來通杯（圖31、32、33）?？梢?，來通杯在中國南、北方貴族集團中均有非常強大的需求，這是推動南北方瓷業(yè)都生產這類器物的動因。
▋圖31： 相州窯/邢窯白瓷來通杯 大英博物館藏
▋圖32：邢窯遺址出土白瓷質來通杯 邢窯遺址博物館藏
▋圖33： 洪州窯來通杯 江西省博物館藏
7、鸚鵡杯
▋圖34：蘇州市建筑工地出土
▋圖35：岳州窯窯鸚鵡杯 湖北省博物館藏
鸚鵡杯屬于古希臘文明的器用，是一種飲酒杯，它在中亞、西亞、東歐一帶流行的時間亦超過了一千年。它傳入到中國的時間早到漢，但完全按照其原型化身為中國瓷業(yè)的器用形式當在公元6世紀。鸚鵡杯屢屢見載于唐人詩句中，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駱賓王的《蕩子從軍賦》：“鳳凰樓上罷吹簫，鸚鵡杯中休勸酒。”李白的《襄陽歌》：“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钡鹊?，不勝枚舉，可見鸚鵡杯這一器型的酒杯在唐代文人中是非常流行的。唐代是東西方文明交融的高峰，來自異域的文明已經滲透到了唐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家居器用到食物、衣物，甚至是語言中都因與域外文明的融合而誕生出許多新的詞匯，故唐代瓷器中有不少器型、裝飾都直接來自波斯、粟特等文明的器用，這一點在唐三彩、長沙窯的器物上表現得十分明顯。
岳州窯出產的這類鸚鵡杯大約出現于南朝梁陳之際至隋代，似乎為目前這一時期南方青瓷窯業(yè)所獨有。近十余年，六朝時期荊揚二州古城區(qū)域的建筑工地以及洛陽的建筑工地發(fā)現數件岳州窯鸚鵡杯的殘片出土，足見岳州窯的這一類器物在當時影響之大。湖北省博物館收藏有一件較完整的岳州窯青瓷鸚鵡杯，這只杯出土于湖北天門縣石河鎮(zhèn)（圖35），釉色為醬黃色，杯體為圓形圜底，杯的內、外壁都有戳印花及刻花裝飾，充滿著十分靈動的氣息。與此同時，隋唐的鞏縣窯、邢窯皆出產有三彩及白瓷類鸚鵡杯，且做工考究精細（圖36、37），但北方瓷業(yè)出產的鸚鵡杯的杯體均為狹長狀的匙形，與岳州窯鸚鵡杯的形制有所差異。從公元6世紀—7世紀鸚鵡杯在南北方瓷業(yè)中均有出現的這一情況來看，這與來通杯出現的時代因素完全一致。
▋圖36：唐代鞏縣窯黃綠釉鸚鵡杯 民間藏珍
▋圖37：邢窯窯址出土白瓷鸚鵡杯 邢窯遺址博物館藏
8、高足杯
▋圖38：長沙萬達廣場建筑工地出土
▋圖39：鑲金鑲寶石青銅杯（北魏） 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國家博物館藏
高足杯最早出現于羅馬時期，拜占庭時期沿用，是酒杯的一種，六朝時期即開始沿著絲路商隊傳入我國，早期傳入我國的西域高足杯有很多種材質，有金、銀、銅、水晶、瑪瑙等（圖39）。一直到唐代，西域出產的高足杯都源源不斷隨著胡商販客東來，成為上至皇族貴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愛追逐的珍貴器用（圖40）。廣大階層對于這一器型的追逐也直接導致了這一類型陶瓷器的出現，南北朝時期，北方的相州窯、南方的岳州窯、洪州窯都開始出產這一類型的器物（圖41）。
岳州窯在南朝時期生產的高足杯體型偏大，足為喇叭口撇足，杯的口沿亦外撇，與北魏墓葬出土的青銅質高足杯類型一致。而至隋唐時期，其形制接近同時代金銀器，如杯足直徑小于口沿直徑、杯足的中間有一圈凸棱等。這種風格的轉變說明了這一類瓷器的造型緊跟同時期金屬器的造型，為本土瓷器模仿西域高檔器用的又一典型范例。
▋圖40：唐代狩獵紋銀質高足杯 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
▋圖41：北齊釉陶高足杯 瑞士玫茵堂收藏
9、環(huán)曲柄把杯
▋圖42：湘陰縣馬王磡河段挖沙工程出土
環(huán)曲柄把杯是典型的粟特式酒器，與來通杯、高足杯一樣，都屬于由西域沿“絲綢之路”而來華的西域珍貴器用。齊東方先生認為由粟特商隊輸入到中國的金銀把杯出現在公元7世紀，而且筒狀器身的把杯出現于7世紀中葉?！緟⒁姟短拼谔厥浇疸y器研究—以金銀帶把杯為中心》】齊東方先生進一步指出，國內發(fā)現的這一類有粟特文明特征的金銀器既有粟特商隊販運而來的西域物，又有粟特工匠在中國的制品，也有中國本地工匠的仿制品（圖43）。
▋圖43：陜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質把杯 陜西省歷史博物館藏
根據齊東方先生的研究，粟特式金銀質把杯出現于公元7世紀，那么同類形制陶瓷器皿出現的時間應略晚于金銀把杯來華的時間，但相差的時間不會太長。這一件岳州窯青瓷把杯出土于湘陰縣湘江河道，無法根據出土環(huán)境斷定年代，但我們參照同類型金銀器的分類斷代研究可判斷出其燒造年代也應在公元7世紀—8世紀，即初唐至盛唐這一時期。因此，這件青瓷把杯屬于唐代岳州窯制品。
根據已知的材料，在岳州窯傳統窯業(yè)區(qū)域里，這類青瓷把杯的產量并不大，蓋由于唐代時湘陰縣城一帶的窯業(yè)規(guī)模因優(yōu)質制瓷原料的枯竭而大為縮小。而與此同時，窯業(yè)逆湘江而上，流布至湘陰縣樟樹港—湘陰縣鐵角嘴—長沙銅官鎮(zhèn)這一湘江兩岸三角地帶，因而這一類把杯在這一地區(qū)的唐代窯業(yè)中則多見許多，尤其以長沙銅官地區(qū)的窯業(yè)為最（見圖44）。
▋圖44： 長沙窯銅綠釉把杯 李效偉先生藏
二、六朝至隋唐時期岳州窯青瓷器上域外文明元素的成因略考
中國與西域的文明交流最早始于何時，目前尚未有定論，但一定遠比今天史料記載的事跡要早。據《漢書》記載，張騫出使西域來到身毒國（古印度），在那里見到了產自四川的邛竹杖與蜀布。張騫歸國后把這個情況匯報給漢武帝，引起了漢武帝極大的興趣。
自漢武帝鑿通“絲綢之路”后，中國與中亞、西亞、東歐諸國即開始了大規(guī)模文明交流，中國的絲綢、布帛等物產隨著商路運送至天竺、波斯、羅馬等國，而來自這些國家的金屬器、琉璃器等物產亦順著商路運送到長安、洛陽等地。這種物質文明的交流促進了各不同種族文化的融合，也促進了各國、各民族的經濟發(fā)展。終漢400余年，不但大量的西域物品隨著胡人商隊沿絲路輸入到中國，而且有數萬胡人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定居。胡人、胡物來到中土后一方面打開了漢人看待世界、整合異域文化的思想力；另一方面也推動了中國物質文明創(chuàng)造能力的提升。
六朝至隋唐時期則是中外文明大碰撞、大交融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文明融合不再單純依靠商貿交易，而是種族戰(zhàn)爭與商貿交易并序。經過了近300年的大分裂、大征戰(zhàn)、大融合，于是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盛世：隋唐盛世。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7世紀，漢文明成長為唐文明，中國的地理概念、文化內涵、民族屬性都得到了全新的成長。這種成長體現在多方面，如：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社會制度、物質文明形態(tài)等等，不勝枚舉。而記錄了這一切文明碰撞、交融的古代器物則證實了學者們歸納為“胡風華化”的這一文明演進歷程。
1.漢— 唐時期中國與西域貿易情形概述
產自西域各國的珍奇器用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后，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皇室貴族及平民階層的歡迎，這種物質文明層面的相互吸引、相互認同是中外文明交融得以建立并延續(xù)的基礎。在漢代，對胡風、胡物的熱烈追捧自“絲綢之路”開通不久即蔚然成風，并于漢武帝、東漢靈帝時兩次達到高峰。據《后漢書》記載：
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
根據這兩段記載，我們發(fā)現不但西域諸國的物質器用被漢代皇帝所熱烈追捧，而且源自古印度的佛教也在東漢時期進入了皇室的思想信仰體系。由此可以推斷兩京地區(qū)的貴族官僚階層對于胡風、胡物的追捧亦是十分熱烈。
進入到六朝時期以后，此風猶盛不衰，尤其在統治階層本身民族是胡人的北朝，其對于西域金銀器、琉璃器等珍奇物品的追慕程度更超兩漢，而自西域至中原往返的胡商隊伍更較前朝為多。
據《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河間王元琛舉行宴會時特意把西域傳來的金銀珍玩擺出來炫耀：“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余口，甌檠盤盒稱是。自余酒器，有水晶缽、瑪瑙碗、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span>
又據《北齊書》記載，北齊后主高緯非常喜歡西胡音樂及物品，甚至要封自己豢養(yǎng)的波斯狗為官：“猶以波斯狗為儀同、均君，分其干祿?！?/span>
又據《周書》卷50《吐谷渾傳》記載：吐谷渾一次出使北齊的胡商隊伍就有兩百多人，駱駝騾馬六百多頭，雜彩絲絹以萬計。
東晉與南朝因偏居江東失去了漢代所開辟的“絲綢之路”的商貿便利，但東晉與南朝均積極開發(fā)海上航行拓展能力，并立足于長江這條內河大動脈，深挖交、廣二州至長江的內河航運潛力，通過水路與天竺、波斯等國建立外交及商貿聯系。
據《梁書》記載，梁天監(jiān)初年，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稱臣，奉獻之物有琉璃唾壺、雜香等物。
據《梁書》卷54《西北諸戎傳》以及《武帝本紀》記載：“大通二年（公元530年）波斯國遣使獻佛牙；五年八月，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四月，又獻方物。
據《梁書》卷54《滑國傳》記載，滑國（即嚈噠，白匈奴）國王給梁武帝奉獻的方物中甚至有獅子：“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
由中國至中亞的海上航行路線在東晉時即已成熟，東晉高僧法顯赴天竺求法即是通過乘坐波斯商船而抵達今天印度的南部。與此同時，東晉—南朝還利用四川西北部的“岷江道”與吐谷渾、高昌、柔然等國建立外交關系與貿易關系，也就是說，從西亞、中亞到東晉—南朝也是存在一條陸路交通路線的。據《南齊書*州郡志下》記載“益州西通芮芮（即柔然）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為西域之道也?！?/span>
根據新疆吐魯番出土的高昌送使文書，記錄了永康十年（公元475年）三月八日，高昌國出人出馬護送烏萇使(印度西北)、吳客（南朝使臣）、子合使(西域)、婆羅門使(印度)、焉耆王(西域)外來使者至“北山”的史事。根據這一歷史記錄，榮新江先生考證從南朝都城到高昌的行走路線應該是“建康—荊州—益州—吐谷渾—高昌”。
除此之外，榮新江先生根據梁元帝蕭繹的《職貢圖》殘卷上波斯國條題記內容，引釋道安《西域諸國志》殘文，發(fā)現有“中大通二年遣使經犍陀越奉表獻佛牙”等文字記敘，推斷波斯使節(jié)從陸路通使南朝的路線恰好為“西域—吐谷渾—益州—長江—建康”。
東晉—南朝在海上、陸地上均開拓了與中亞、西亞諸國的貿易路線，于是來自天竺、粟特、波斯等國的胡物、胡風也隨之傳播到江南大地，東西方文明的交融以另一種傳播方式在南中國進行著，改變著東晉—南朝的文化風貌。
至隋唐以后，中國的南北復歸于統一。隨著唐朝攻滅突厥，震懾西域，并通過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直接軍事控制西域諸國。漢魏六朝時期已經建立起來的東、西方商貿網絡則以一種更龐大的吞吐量來進行著外交、貿易等人類文明融合進程，這是隋唐盛世下中國物質文明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的根本性因素。
2.從交通史的角度審視漢唐時期湘陰的地理概念及其對岳州窯的影響
岳州窯位于湖南湘陰縣境內湘江兩岸，湘陰位于洞庭湖南岸，亦是湘江、資江二水交匯處，這一地區(qū)既是湖南北大門之咽喉要沖，又是長江航道中段區(qū)域的關鍵位置。因此，在歷史上中原王朝要實現對湖南及兩廣的軍事控制，就必須首先占據湘陰，故湘陰的地利優(yōu)勢在于占據了中原至兩廣交通線路之咽喉地位（圖45）。
▋圖45：漢唐時期長安至廣西合浦郡的水路交通線路
自秦始皇南并百越之后，湘江作為溝通兩廣至關中地區(qū)的關鍵運輸通道地位得以確立。至漢武帝攻滅南越國，重新控制兩廣地區(qū)以后，湘江流域進入了一個較長的穩(wěn)定開發(fā)時期，一直延續(xù)到南朝?！稌x書》卷34《杜預傳》記載：“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余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可見漢晉時期沿著“漢江—長江—湘江”這一路線而分布的武昌、長沙、零陵等郡皆因縱貫南北、橫跨長江而成為中原政治中心通往嶺南的水路交通樞紐，而位于兩湖之間的荊州亦因此通道之重要而在六朝時期成為南方除都城建康以外最大的城市之一，所謂“江左大鎮(zhèn)，莫過荊揚”。
在漢晉時期，來自天竺及南海諸國的貢物、商隊皆需經兩廣沿珠江/漓江行至湖南零陵郡，然后沿湘江順流而下，經長沙、湘陰，入洞庭湖后進長江，再經武昌轉入漢江流域才能抵達陜西，從而進入都城長安。漢代的史籍文獻多記載有南海諸國進貢的物品在都城長安的史事，如班固的《西都賦》描繪皇家園林上林苑時有“其中乃有九真之麟、黃支之犀”之語，這些產自亞熱帶區(qū)域的巨蜥、犀牛等中原地區(qū)罕見的動物皆是通過“湘江—長江—漢江”這一交通路線運送到都城長安的。因此，終漢晉之世，湘江流域成為中國南北方向上最重要的內河航運通道。
至南朝時，湘江所占據的唯一南北水路運輸交通地位開始下降，蓋因一方面航海技術的進步，南海諸國的商船可經廣州直接開往都城建康；另一方面則是由廣州出發(fā)，經始興至南康，而后再轉入贛江，至潯陽后入長江這一水道的開通。盡管如此，林邑、扶南、獅子國等南海國家依舊沿湘江水道進入長江，再抵達建康。故終于整個漢魏六朝時期，湘陰的水路地利優(yōu)勢未有大的削弱。
我們再綜合上一章節(jié)中關于“吐谷渾—岷江—益州—長江—建康”這一水陸“絲綢之路”來審視湘陰在長江航道上的地利優(yōu)勢。六朝時期，湘陰多屬荊州，且由于湘陰位于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南岸，故其離長江主航道較近，離荊州軍事集團的駐軍地也較近。這造就了它既占據長江航道南岸關鍵位置的自然優(yōu)勢，又擁有社會環(huán)境較穩(wěn)定的區(qū)位優(yōu)勢。故東晉、南朝時期，往來于江左地區(qū)至“益州—西域”的胡商販客都極有可能長期于湘陰及荊州其它長江岸邊的區(qū)域開展貿易活動。而史籍中恰恰就有六朝時期沿長江流域從事商業(yè)貿易的大月氏胡商的史料，據《續(xù)高僧傳》卷25《釋道仙傳》記載：“ 一名僧先, 本康居國人, 以游賈為業(yè), 梁、周之際, 往來吳蜀, 江海上下, 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貲貨, 乃滿兩船, 時或計者, 云值錢數十萬貫?！庇?，《高僧傳》中還有一則材料頗耐人尋味：
“釋曇翼姓姚, 羌人也, 或云翼州人, 年十六出家, 安公為師, 以律行見稱, 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由蜀郡, 刺史毛璩深重之?！?…翼常隨安在擅溪寺, 晉長沙太守滕含之于江陵舍宅為寺, 告安求一僧為總領。安謂翼曰:荊楚士庶欲師宗成, 其化者非爾而誰? 翼遂杖錫南征, 締構寺宇, 即長沙寺也?！?…翼常嘆:寺立僧足, 而形象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 布在諸方, 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側, 請求誠應。以晉木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 忽有一像現于城北, 光相沖天, 時白馬寺僧眾先往迎接不能令動, 翼乃往抵, 禮謂眾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迎我長沙寺焉, 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 包還本寺。道俗奔赴, 車馬轟填。后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 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 何時來此? 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span>
這段記述雖然帶有神話色彩，但是卻為我們揭示了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則訊息，即佛教自西域東傳的路線其中有一條是自西域首先傳播至巴蜀，而后再由巴蜀傳播到長江中游荊楚地區(qū)的。這條路線的形成恰恰是由外交、商貿等其它重要因素推動的。
綜合以上材料，我們便不難看出岳州窯在六朝時期至隋唐時期所具帶的域外文明元素是如何形成的。
岳州窯的崛起與湘陰縣的地理優(yōu)勢有關—它同時占據了東西、南北等兩個方向的水路運輸大動脈的關鍵樞紐位置，岳州窯正是借助這一地利優(yōu)勢，可以輕松將產品投放到中原地區(qū)、揚州地區(qū)、巴蜀地區(qū)以及嶺南地區(qū)，方才得以突破本地需求的桎梏，通過外來需求拉動自身窯業(yè)規(guī)模不斷擴張，從而間接帶動制瓷技術的不斷進步，最終實現窯業(yè)規(guī)模與制瓷工藝水平齊升的良好局面。
六朝—隋唐時期岳州窯青瓷上的域外文明元素可分為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由交、廣二州的胡人攜帶而來；第二個來源則是由“西域—益州”這一線路的大月氏、波斯、粟特商人攜帶而來。從歷史文獻記載以及考古發(fā)掘資料來看，似乎來自益州的胡商的影響更大一些。因為巴蜀地區(qū)與域外文明交流較早，而且在漢代就已經有大月氏人寓居于巴蜀地區(qū)的史料記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東西方文明的傳播與交流并不完全是由商人所推動的，而有更多成因，如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活動、宗教傳播活動等。自漢代至唐代，佛教自西而來并成長為與儒、道二家并重的精神信仰，最終確立了“儒釋道”三位一體的中華思想體系，這毫無疑問是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最大成就之一。而我們從考古資料以及歷史文獻中幾乎找不到來自交、廣二州的佛教僧侶至荊楚地區(qū)弘法傳經的相關記載，但卻發(fā)現有不少來自巴蜀地區(qū)的外國僧人來荊楚地區(qū)弘法活動的史料。從這一點來看，我個人認為是經“吐谷渾—益州”入華的胡人胡商將古羅馬、波斯、粟特等域外器用文明元素帶到了湘陰地區(qū)，從而促進了岳州窯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
1、任志錄 《長沙窯瓷器上的粟特因素》，2017年；
2、朱滸 《北朝器物中的域外設計因素：以胡人為中心》，《裝飾》第270期，2015年；
3、齊東方 《唐代金銀器皿與西方文化的關系》，《考古學報》1994年第二期；
4、張東 《唐代金銀器對陶瓷造型影響的再思考》；
5、楊巨平 《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關系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6、陳寅恪 《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精彩回顧
試析中古陶瓷絞胎工藝 ——以鞏縣、渾源、當陽峪、淄博四窯為例
開創(chuàng)瓷業(yè)新時代——元代景德鎮(zhèn)窯概述
《猛虎文化》公眾號子版塊
<文物考古> <玩藏天地>
<市場評論> <工匠精神>
<中國美術> <西方美術>
<百家人物> <人文生活>
<學術思潮> <學藝初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