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將盡，我們收到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的退稿信，真是有點小意外。意外的不是被退稿，意外的是退稿信來得太遲了。2019年，我們向《自然科學史研究》投寄了兩篇論文，一篇是關于二十八宿的研究，一篇是關于武王伐紂牧野之戰(zhàn)確切年月日的考證。前一篇投過去三個月后，我們向編輯部發(fā)消息打聽審稿情況，毫無反應。
沒有反應，我們也不著急，因為這篇論文的核心內容已經包含在后一篇論文中，我們更看重武王伐紂牧野之戰(zhàn)確切年月日考證這篇論文，這篇正文長達5萬字的論文直接將夏商周斷代工程給碾壓了。我們向編輯部推薦的三位審稿人都是負責斷代工程項目的重要人物：劉次沅、江曉原和李勇。我們確信，這三位專家沒有任何可能看不懂論文的論證，相反，他們稍作研讀就能立即判斷論證的真?zhèn)握`。
很顯然，編輯部對武王伐紂這篇論文相當重視，初審之后送了兩個外審，但不知我們推薦的三位專家是否被編輯部確定為外審專家。
編輯部原先估計外審可以在一個月內完成，但直到2020年5月中旬還沒有任何動靜，于是我給編輯部又發(fā)了一條消息，結果依然石沉大海。
編輯部臺鑒： 承蒙青睞，拙文《武王伐紂牧野之戰(zhàn)確切年月日研究》和《二十八宿宿度設置及起源研究》兩篇俱得送呈外審。但以預定外審結束日期計，迄今將近半年，尚無進一步消息。 耐心等待期間，我們又完成了《堯典》四仲中星實測年代研究、殷商甲骨卜辭“己未夕庚申月食”等天象研究、夏仲康九月庚戌日食“辰弗集于房”研究、夏朝元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紀日干支斷裂情況研究等重要課題，可以逐篇撰寫論文并向貴刊投稿。如此前兩篇論文不能錄用刊發(fā)，后續(xù)論文撰寫則頗費文字詳述論證基礎，導致論文冗長，亦不利于專家審閱。 故此敬請編輯部及時賜告兩篇論文的外審意見為感。盼復。謹此，敬頌 編安！
等到2020年11月中旬，外審時間已經超過整整一年，我已經沒有任何興趣再等待下去，也沒有任何興趣再向任何學術期刊投稿，于是在頭條爆出了武王伐紂牧野之戰(zhàn)確切年月日的考證結果。有任何專家能有理有據地反駁我們的論證嗎？No.Never.None.Zero.有任何專家會公開站出來評議我們的論證嗎？我認為，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有。
我公開發(fā)布論證結果，一是阻嚇任何剽竊的企圖，一是要讓中國人民了解到——如此重大的學術研究成果，世界級的學術研究成果，為中華民族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術研究成果，以一人之力橫掃中外學界的奇跡般成果，居然就這樣被怠慢，居然就要這樣被無聲無息地埋沒。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讓華夏文明上萬年的觀象授時絕技重放異彩，遺澤后世；要讓千秋萬代的人們都能從華夏文明的傳統天文歷法知識和技術入手，洞徹華夏文明起源、人類文明起源、早期文明流布等萬古懸疑。
事實上，如果沒有對華夏文明傳統天文歷法知識和技術準確深入的了解，武王伐紂牧野之戰(zhàn)確切年月日的千古懸疑永遠也不可能解開；而一旦準確深入地掌握華夏文明傳統天文歷法知識和技術，能夠取得的學術重大突破遠遠超出武王伐紂一個專題——這就是頭條讀者已經看到我發(fā)布的蘇美爾文明是且僅是華夏文明、公元前2325年以前的古埃及文明是且僅是華夏文明、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印度河流域古文明是且僅是華夏文明等一系列論證。
但是，《自然科學史》對我們二十八宿研究論文的退稿，以及外審專家的評審意見，讓我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至少中國學術界在先秦歷史研究、先秦天文學研究、夏商周研究、華夏文明起源研究等專題領域，不會有任何真正的進步——因為中國學術界在華夏文明傳統天文歷法最基礎的知識和技術方面一無所知。
我說的這個“最基礎的知識和技術”，就是華夏先民用二十八宿為坐標體系測定二十四節(jié)氣。
首先將外審專家的評審意見全文照錄如下，但本文并不打算對這些意見詳加評析，而是選擇重點展開論述。
作者先是用了大量篇幅探討漢代的十二次與二十八宿問題，認為自己“在天文學史上首次初步理清了二十八宿各宿各度相對于各宿距星或恒星的固定黃經差值”，這是不對的。漢代二十八宿赤道度數問題早已清楚，赤道換算成黃道只是一個球面坐標變化問題，本文作者似乎并沒有看過前人的有關研究。本文將二十八宿赤道度數換算成黃道沒有采用球面坐標，只是采用簡單的加法，并不正確。
在前述二十八宿度數研究之后，作者對于《堯典》四仲中星的年代進行了計算。但是作者在基本研究方法上并沒有創(chuàng)建，只是沿用宋君榮的思路，而計算的結果與趙永恒、李勇高度接近，作者并沒有分析趙、李文章的計算方法，只是根據自己用天文軟件的演示結果認定趙、李錯誤，證據不足。
在得出《堯典》年代之后，文章進一步推論說：“回歸年長的測定，必然是且僅是以太陽周年視運動位置的測定為基準；太陽周年視運動位置的測定，必然是且僅是以二十八宿的宿度為基準，因此華夏先民必然早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就已經懂得了二十八宿”，這也明顯錯誤。事實上陶寺觀象臺所用的觀測日出方位的方法完全可以測出回歸年長度，后世確定回歸年長度是通過觀測正午日影長度來確定冬至或者夏至，也并不需要完整的二十八宿。因此作者推斷二十八宿在公元前2400年前已經存在的基本前提是錯誤的。 本文在方法上存在一系列錯誤，又沒有對前人研究的分析，結論不可靠。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的學術地位不勞我贅述，該核心期刊能聘請到的外審專家理所當然也是學界大咖。以我對先秦天文學研究領域的了解，上述評審意見相當典型地代表了中國古天文學界的一般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評審意見特別強調了山西“陶寺觀象臺”的重要作用，我自然會想到論文的外審專家肯定是跟“陶寺觀象臺”有密切關系的學者，比如陶寺遺址考古隊隊長、北京大學考古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何弩。
至于評審專家是不是何弩，其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評審意見所呈現出來的中國古天文學界的基本認知，即中國古天文學界根本不知道先秦時代“二十四節(jié)氣是且僅是用二十八宿來測定”。
簡單地說，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可二十四節(jié)氣萌芽于夏商時期，在戰(zhàn)國時代基本定型，并于秦漢之時趨于完善和定型。關于二十四節(jié)氣的測定方法，學術界則認為有物候觀測法、圭表測影法、斗柄昏時指向標示法，以及從戰(zhàn)國時代開始采用二十八宿（十二次）作為坐標體系測定太陽周年視運動位置到達節(jié)氣點等方法。
江曉原《二十四節(jié)氣與中國的陰陽合歷》一文（載《文匯報》2016年12月6日第012版）認為“二十四節(jié)氣很可能是從初民對物候的觀察記錄發(fā)展而來的”，后來才使用“平氣法”（即將一年時間平分為二十四等分，每一份為一個節(jié)氣）和“定氣法”（即將黃道平分為二十四等分，太陽每行過一份之弧即為一節(jié)氣）。
可是，二十四節(jié)氣固然與物候有緊密聯系，但僅僅依靠對物候的觀測不可能測定陽歷年長為365.25日，而先秦古六歷，如黃帝歷、顓頊歷、夏歷、商歷、周歷和魯歷等，都是年長為365.25日的“四分歷”。江曉原所述的“平氣法”也不是先秦時代的二十四節(jié)氣測定之法，按《漢書·律歷志》所載的“十二次表”（“次度表”），戰(zhàn)國時期公元前450年前后顯然是用“定氣法”測定二十四節(jié)氣。
有學者根據《周髀算經》記載的日晷影長在一年二十四節(jié)氣時的規(guī)律性變化過程，如“冬至晷長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長一尺六寸”等，認為先秦時代二十四節(jié)氣的確定主要是依據圭表測影。如劉曉峰《二十四節(jié)氣的形成過程》一文，認為“圭表測日對于二十四節(jié)氣的最后確定，提供了技術上最重要也是最可靠的數據支持”，“古代二十四節(jié)氣的確定，最主要根據的是從冬至晷長到夏至晷長之間的變化”。
可是，圭表測影也許能測得節(jié)氣交節(jié)的日期，甚至能測得回歸年長，但根本無法測定交節(jié)時刻。如果圭表測影是測定二十四節(jié)氣的主要方法，則黃帝時代何必“考定星歷”（《史記·歷書》），帝堯時代何必測定“四仲中星”，戰(zhàn)國時代何必記錄“十二次”與二十四節(jié)氣的對應關系？
西漢時期成書的《淮南子·天文訓》首次記載了完整的二十四節(jié)氣名稱，而且明確記載北斗七星斗柄指向的有序變化標示各個節(jié)氣。但是，中外學界從未以此作為二十四節(jié)氣創(chuàng)設的機制和起源。同時，斗柄指向標示二十四節(jié)氣到底是什么年代發(fā)生的天象？斗柄在節(jié)氣交節(jié)當天的何時，以及如何指向何種特定方位？凡此種種，中外學界從未作出準確、明晰的解釋。
例如，陳久金《北斗星斗柄指向考》一文僅含糊地指稱，初昏（日落時刻）斗柄指北（子位），“大約是春秋戰(zhàn)國時的天象”。其所引“冬至日在牽?！钡奈墨I記載，就是《漢書·律歷志》所載“次度表”。冬至日在牽牛，這是公元前450年前后的實際天象，我們用高精度專業(yè)天文軟件Stellarium復核，這個年代冬至初昏，斗柄并不指北（子位）。
柯資能《北斗昏建研究》一文，認為“昏一般指民用晨昏蒙影結束時刻”，即“日落后二刻半到三刻之間，這時太陽在西方地平面下6°”。他采用未具名的天文軟件進行“模擬計算研究”，稱“通過對中原地區(qū)（以北緯35度、東經115度為代表）BC2697年二十四節(jié)氣昏刻北斗天象的模擬可知，斗柄昏建方向與節(jié)氣對應的二十四向基本相合”。
事實上，采用高精度專業(yè)天文軟件Stellarium復核，河南安陽BC2697年1月11日冬至，無論是以日落時刻16:55（北京時間）為初昏，還是以日落后兩刻半到三刻之間為初昏，斗柄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在或指向子位。
同時，如果BC2697年時先民已能用斗柄指向標記二十四節(jié)氣，則當時甚至更早時期就已經創(chuàng)設了二十四節(jié)氣，這與前文所引中外學界的“共識”大相徑庭，柯資能對此并未做出恰當說明。
北天十二地支方位
我們用高精度專業(yè)天文軟件Stellarium反復檢測，《淮南子·天文訓》所載冬至昏時斗柄在子（北斗第七星搖光位于北天子午線），以及昏時斗柄指向標示二十四節(jié)氣，是且僅是公元前1550年前后100年內發(fā)生的實際天象。（注：這又是我們的重大研究成果，轉引請注明出處。）
《漢書·律歷志》記載了十二次、二十八宿各宿各度與二十四節(jié)氣的對應關系（次度表），清楚地表明先秦時代是用二十八宿作為坐標體系來測定二十四節(jié)氣，各次就是標記節(jié)氣點的“刻度表”，“日至其初為節(jié)，日至其中為中氣”。
次度表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終于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終于危十五度；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終于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終于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谷雨；中，昴八度，清明；終于畢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終于井十五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于柳八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終于張十七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終于軫十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于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于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于斗十一度。
（注：原文“次度表”中多個節(jié)氣與后世通行排序不同，引文按現今名稱排序。）
二十八宿和十二次
由于該表敘錄冬至點在牽牛初度（即從牛宿一到牛宿一度共59′8.25″黃經范圍的天區(qū)），學界據此推算這一天象發(fā)生的實際年代。如劉次沅在其論著《從天再旦到武王伐紂——西周天文年代問題》中認為：“公元前450年，牛宿一的赤經為270°，也就是說，這時最符合冬至在牛初度?！标愖駤偂吨袊煳膶W史》則根據“冬至點在牽牛初度”的年代推算，認為“十二次制定年代當在公元前430年前后一兩百年之間”。
文獻記載和現代天文學的精確推算都能證明，戰(zhàn)國時期測定二十四節(jié)氣的核心方法就是以二十八宿為坐標體系測定太陽周年視運動位置。
二十四節(jié)氣是什么？二十四節(jié)氣本質上是太陽周年視運動均勻分布在360°黃道上的24個特殊位置。既然先秦時代華夏先民用二十八宿為坐標體系測定二十四節(jié)氣，那么二十八宿本質上就是一個黃道坐標體系，大家明白嗎？
我的天吶，可是古天文學界長期以來居然一直認定二十八宿是一個赤道坐標體系！赤道坐標體系怎么能測定黃道二十四節(jié)氣啊我的天！
大家請看“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中國天文學書大系之一《中國古代歷法》的表述，這是學界大咖張培瑜、陳美東、薄樹人和胡鐵珠等專家的重頭論著。
很明顯，很遺憾，《中國古代歷法》白紙黑字地認定二十八宿的宿度和十二次的刻度都是赤道坐標。
個人專著，如張聞玉的《古代天文歷法講座》，也將二十八宿列為赤道坐標。
二十八宿固然可以用赤道坐標來標記，但用于測定二十四節(jié)氣的二十八宿是且僅是黃道坐標，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天文學界，乃至世界古天文學界，無一例外全軍覆沒。
我們的二十八宿研究論文正是首先在這個問題上取得關鍵性的重大突破，卻被外審專家槍斃。意外不意外，驚奇不驚奇？
“次度表”的特別重要性在于，它列舉了二十四節(jié)氣跟二十八宿各宿宿度的對應關系。由于二十四節(jié)氣交節(jié)時刻太陽周年視運動所在的黃經位置是確定的，如冬至太陽黃經270°，夏至太陽黃經90°等，因此根據“次度表”，就可以用高精度專業(yè)天文軟件核算出“次度表”數據實測當年（如公元前450年）各宿各度與黃經度數的對應關系。
我們選擇公元前451年冬至到公元前450年冬至為考察時間段，將二十八宿各宿各度從牽牛初度起點（距星牛宿一）開始，逐度換算成黃經值，得到各宿各度與各宿距星（或某顆恒星）的黃經差值，這樣就能精確了解二十八宿的“標尺刻度”究竟如何設置。
二十八宿各宿各度對應的恒星
例如，公元前451年冬至，太陽黃經270°，距星牛宿一也是270°，因此牛宿一就是牽牛初度的起點；故牛宿一度就是增加黃經59′8.25″，是為270°59′8.25″；牛宿二度就是再增加黃經59′8.25″，是為271°58′16.50″；牛宿三度就是272°57′24.75″，牛宿四度就是273°56′33.00″……如此逐度遞增依次換算下去，就可以得到當年二十八宿各宿各度的對應黃經值；再用高精度天文軟件進行檢算，就可以得到各宿各度與各宿距星或某顆恒星的固定黃經差值。
為了進一步研究先秦時代如何標記二十八宿各宿各度，我們還整理出與各宿各度黃經值相同或相近、可以用于標記各宿各度的恒星表。這樣一份恒星表有助于揭示先秦時代如何用二十八宿作為坐標體系測定二十四節(jié)氣。
大家看看，我為什么能精確知道十二次的各個天區(qū)（如鶉火）所轄的黃經范圍？我為什么能精確知道二十八宿各宿（如房宿）起點在哪里，終點在哪里？因為我們精確研究過各宿各度對應的恒星。
如此前無古人的重大研究成果，居然被外審專家給槍斃了，居然被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退稿了。
精確了解了二十八宿“標尺刻度”的設置，我們就能根據宋君榮的思路和方法，重新核算《堯典》“四仲中星”是否為實測，以及實測的確切年代范圍。
宋君榮認為：
春分昏時星宿在南中天則日在昴宿（即昴宿為春分點），
夏至昏時房宿在南中天則日在星宿（即星宿為夏至點），
秋分昏時虛宿在南中天則日在房宿（即房宿為秋分點），
冬至昏時昴宿在南中天則日在虛宿（即虛宿為冬至點）。
宋君榮的結論是根據星、昴、房、虛四宿之間的直角關系作出的。
宋君榮的根本錯誤在于，他不知道各宿的起點終點到底在哪里，他以為各宿的起點就是各宿的距星，其實不然。例如，宋君榮以為房宿的起點是距星房宿一，可是房宿的正確起點是西咸三，終點在鍵閉。
如果房宿是秋分點，那么就是秋分點分別在鍵閉和西咸三的年代范圍，也就是鍵閉為黃經180°和西咸三為黃經180°的年代區(qū)間。這是很容易用專業(yè)天文軟件就能精確測算的小問題。
中科院國家天文臺的兩位專家趙永恒和李勇推算二分二至在房、昴、星、虛四星宿范圍內的年代是為公元前2494年至前2315年?？墒牵瑑晌粚＜也⒉淮_切了解二十八宿宿度的設置，他們的論文也未列明究竟如何計算。
由于我們首次精確了解了二十八宿宿度的設置，因此在“四仲中星”課題上再次取得前無古人的重大突破：二分二至在房、昴、星、虛四星宿范圍內的年代就是公元前2483年——前2316年間；也就是說，《堯典》四仲中星的實測年代就在公元前2483年——前2316年間。
這個結論恰好可以得到文獻史料記載的堯舜禹王年斷代情況的驗證，毋寧說，由于確證了“四仲中星”的實測年代范圍，我們甚至將堯舜禹的王年斷代千古懸疑也給解決了。
帝堯出生于公元前2497年，即甲申年；
帝堯即位于公元前2477年，即甲辰年；帝堯即政十載，景星出翼；
帝堯駕崩于公元前2380年，即辛巳年；
帝舜即位于公元前2378年，即癸未年，當年“仲冬甲子，月次于畢”；
大禹出生于公元前2397年，大禹母親懷孕時，看到流星飛越昴宿天區(qū)；
大禹即位于公元前2325年，即丙子年。
夏朝元年冬至子夜南天天象圖
關于二十八宿的起源，近二百年來中外學界眾說紛紜，但鮮有從二十八宿的具體使用情況來究根探源；另一方面，又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深入研究一鱗半爪的文獻史料，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又取得了前無古人的重大突破。
我們特別注意到，伶州鳩向周景王敘及武王伐紂牧野之戰(zhàn)當天清晨的特征天象時，說到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是“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意思是二十八宿、十二次及其用于星占的體系是顓頊所創(chuàng)建，帝嚳所繼承和弘揚。
如前所引，《漢書·律歷志》記載的“十二次”起于“星紀”，星紀初是大雪，星紀中是牽牛初，即冬至點在牛宿初度。
我們指出，秦代至漢初使用“顓頊歷”，“顓頊歷”是“十月歷”，以陰歷十月為陰歷年年首，以立冬為陽歷年歲首。如果“十二次”的確是顓頊時代創(chuàng)設，那么星紀初就應該是立冬，星紀中牽牛初就應該是小雪，即牛宿初度是小雪。
牛宿初度的起點是牛宿一，牛宿一為小雪點，即牛宿一黃經為240°。用專業(yè)天文軟件很容易測算出來，牛宿一為黃經240°，正是公元前2629年。
根據史料文獻記載的顓頊和帝嚳的王年斷代情況，我們從堯舜禹的王年斷代往前推，發(fā)現顓頊元年恰好是且僅是公元前2629年。由此可證，我們的推斷完全正確，伶州鳩所言真實不虛。
公元前2641年庚申，顓頊誕辰；
公元前2629年壬申，顓頊即位；
公元前2552年己丑，顓頊駕崩；在位七十八年，歲在鶉火而崩；
公元前2551年庚寅，帝嚳即位；
公元前2489年壬辰，帝嚳駕崩；在位六十三年，年九十二；
公元前2487年甲午，帝摯即位；
公元前2479年壬寅，帝摯駕崩；在位九年，不肖而崩，（三年喪畢，）弟放勛代立，是為帝堯。
熟悉我頭條的讀者朋友們都知道，這些王年斷代的確證進一步產生了何種“振聾發(fā)聵”的重大學術成果——跟古埃及法老的王年斷代和法老名號一對比，就發(fā)現左徹/嶠極就是左塞爾、顓頊就是胡尼，帝嚳就是胡夫，公元前2325年以前的古埃及文明是且僅是華夏文明。
行文至此，大家都看清楚了——二十八宿就是華夏先民發(fā)明的，“十二次”是顓頊時代創(chuàng)設的，遠在公元前2629年以前，二十四節(jié)氣是且僅是用“黃道坐標體系”二十八宿測定——那么請問：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聘請的外審專家說的“陶寺觀象臺”，比顓頊時代晚了至少600年的陶寺觀象臺，究竟是個神馬東東？
何弩在《陶寺中期觀象臺實地模擬觀測資料初步分析》一文中詳細討論了“陶寺觀象臺”如何測定“時令”，論文堂而皇之地列入了當代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文集》。
“陶寺天文臺”到底是個神馬東東？何弩根據遺址上的所謂地基輪廓，首先“復原”的“觀象臺”是這樣——11個紅磚砌成的方柱，為了防止垮塌，方柱頂上還用水泥板壓蓋連接。我的天，4000年前的觀象臺是醬紫滴？
不知道什么人，大概是嫌這個觀象臺不夠好看，拆了重建，用大磚頭砌得十分美觀，由于不怕垮塌，立柱頂上的水泥蓋板被拿掉了。我的天，4000年前的觀象臺是醬紫滴？
這個觀象臺是干什么吃的呢？何弩研究清楚了，原來是通過立柱之間的縫隙觀測日出方位，由此測定20個“時令”。何弩甚至推論，“陶寺歷法”應該是“秦漢時期廿四節(jié)氣的主要源頭”。高不高級，厲害不厲害？
更厲害的是，何弩顯然并不知道4000年前二分二至的儒略日日期，他以為跟今天只是相差了一兩天呢。還有更厲害的，何弩顯然并不知道4000年前二分二至時日出點跟今天也不同，今天的立柱縫根本無法對應當年的日出點，換言之，這么一堆大立柱在4000年前根本無法按何弩的方法觀測任何時令。
還有更厲害的，中國科學院官方網站發(fā)布《陶寺史前天文臺模擬觀測成功舉行》的報道：
2008年10月由中科院國家天文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天文館聯合組建的“中國古天文聯合研究中心”成立，中心主任孫小淳主持的“陶寺史前天文臺的考古天文學研究”項目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科學院基金支持。項目啟動后，主持陶寺遺址發(fā)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隊長何駑博士在古觀象臺原址上，用磚砌成了觀測柱和觀測縫，為實地模擬觀測創(chuàng)造了條件。2009年春分前夕實施的觀測中，在東7號縫觀測到太陽在此縫的正中與山脊相切，升出山頭?；蛟S4000多年前的陶寺先民，就是以日出東7號縫的這一天作為春分日的。
此次活動由孫小淳、何駑博士主持，國家天文臺趙永恒、李勇、崔辰州、武家璧、楊陽等參加了模擬觀測，其間課題組還進行了研討。模擬觀測和研究計算表明，這可能是一處具有觀象功能的天文觀測臺站。陶寺古觀象臺遺址的發(fā)現對于研究中國早期天文學和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義。
現在清楚了，陶寺觀象臺跟天文歷法其實沒有半根毛線關系，應該更名為陶寺紀念碑或者陶寺里程碑——這是中國古天文學界、考古學界在山西陶寺樹立的紀念碑/里程碑，立足陶寺，走向未來，經典地凸顯了中國古天文學界、考古學界世界一流的學術能力和學術品質，遺澤千秋，萬古流芳。
（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