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晉陽古城一號建筑基址出土唐至五代刻款白瓷多件，有以往考古資料中較為常見的“盈”字款白瓷、“官”字款白瓷、“新官”款白瓷，還有首次科學發(fā)掘出土的“易定”款白瓷、“晉”字款白瓷。本文認為“盈”指“大盈庫”，“盈”字款白瓷具有商品屬性；“易定”指“易定鎮(zhèn)”，“易定”款白瓷是義武節(jié)度使官手工業(yè)的產品；“晉”指“晉王”，“晉”字款白瓷與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有關，應是山西本地窯場的產品。
關鍵詞：晉陽古城；“盈”字款白瓷；“易定”款白瓷；“晉”字款白瓷
2013年4月到2014年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晉陽古城西南城墻和一號建筑基址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共出土唐至五代白瓷226件，其中刻款白瓷16件[1]。本文對這批刻款白瓷做一粗淺探討，以企就教方家。
一、刻款白瓷
刻款白瓷中除1件“晉”字款白瓷碗修復完整外，其余均為殘片，計有“盈”字款瓷片1件、“易定”款瓷片1件、“晉”字款瓷片3件、“官”字款瓷片4件、“新官”款瓷片6件?，F(xiàn)以類相從，介紹如下：
（一）“盈”字款白瓷。殘底（T10503G4∶34；圖一，1），平底，外底刻“盈”字。
（二）“易定”款白瓷。殘底（TG7④b∶4；圖一，2），外底刻“易定”二字。
（三）“晉”字款白瓷。釉色泛黃，胎色偏灰，胎質較粗?！皶x”字款白瓷碗（T10605④a∶2；圖一，3、4），敞口，厚唇，碗壁斜直，圈足，外底中心刻劃“晉”字?！皶x”字款殘底（T10405④a∶22；圖一，5），圈足，外底刻“晉”字?！皶x”字款高足器殘底（T10404④b∶7；圖一，6），喇叭形高圈足，足外墻刻“晉”字?！皶x”字款殘底（T10503G4∶33；圖一，7），圈足，外底刻“晉”字。
（四）“官”字款白瓷。釉色光亮，胎色潔白，胎質細密。“官”字款殘底（T10204④a∶2；圖一，8），圈足規(guī)整，外底刻“官”字?！肮佟弊挚顨埰═10405④a∶21；圖一，9），一面刻“官”字?！肮佟弊挚顨埖祝═10204④a∶3；圖一，10），圈足，外底刻“官”字?！肮佟弊挚顨埖祝═10104④a∶4；圖一，11），平底，外底刻“官”字。
（五）“新官”款白瓷。釉色光亮，胎色潔白，胎質細密?！靶鹿佟笨顨埲ψ悖═10303H50∶6；圖一，12），圈足呈唇狀，足跟粘砂，圈足內墻刻“新官”二字?！靶鹿佟笨顨埖祝═10405④a∶19；圖一，13），圈足，足跟及外底粘砂，外底心刻“新官”二字?！靶鹿佟笨顨埰═10603④a∶34；圖一，14），一面刻“新官”二字。“新官”款殘片（T10405④a∶20；圖一，15），一面刻“新官”二字?！靶鹿佟笨顨埖祝═10404④b∶8；圖一，16），圈足，外底心刻“新官”二字?！靶鹿佟笨顨埰═10404④b∶9；圖一，17），一面刻“新官”二字。
二、刻款白瓷的產地和年代
（一）產地
發(fā)掘者認為“官” “新官” “易定”款白瓷為定窯產品，沒有分析“盈” “晉”款識白瓷的產地[2]。崔劍鋒先生對晉陽古城出土部分陶瓷殘片做了ED-XRF分析，認為：“細白瓷主要是定窯所燒，當然也有部分可能是本地窯口所產” [3]。
“盈”字款白瓷只在邢窯遺址發(fā)現(xiàn)過，故多數學者傾向于“盈”字款白瓷為邢窯所產。晉陽城出土的“盈”字款殘底，不施化妝土，釉色潔白泛青、有失透感，胎質潔白細膩，胎釉特征與邢窯產品一致[4]，應該是邢窯產品。
“官” “新官” “易定”等款識白瓷，器壁較薄，圈足狹窄，足底粘砂，有的器形還模仿金銀器，釉色潔白，胎質細膩，符合定窯特點[5]，應該是定窯產品。
“晉”字款白瓷胎色發(fā)黃，胎質較粗，釉色白中泛黃，與河北窯口白瓷有較大差異，當是山西本地窯口的產品。
（二）年代
崔劍鋒先生對部分刻款白瓷進行了ED-XRF分析，認為“盈”字款白瓷的時代可以早到北宋早期，“官” “新官”款白瓷至少可以早到北宋早期，“易定”款白瓷可能是北宋中晚期產品，“晉”字款白瓷雖然化學成分符合金代定窯特點，但應不晚于宋初。這些結論，把晉陽古城一號建筑基址出土刻款白瓷年代上限推后了，且沒有給出年代下限，其原因可能是“晉陽古城延續(xù)時間非常長，遺址出土瓷器來源和時代特別復雜” [6]，并且，ED-XRF分析所用的數據庫還不夠豐富。
發(fā)掘者注意到一號建筑大部分墻內柱礎上都有柱子灰燼，屋內陸面也有成片灰燼和未充分燃燒的木質建筑構件，一些墻面也經過烈火烘烤，認為這些現(xiàn)象應與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趙光義火焚晉陽城有關。大火后一號建筑基址再次遭到破壞，可用的建筑材料，被徹底取走。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宋太宗又水灌晉陽城，此后晉陽古城遺址鮮有人類活動。因此，晉陽古城一號建筑基址出土的刻款白瓷年代下限當為980年。
發(fā)掘者認同彭善國先生關于“盈”字款白瓷流行于9世紀的觀點，認為“官”和“新官”款白瓷片的燒造年代不會早于晚唐，最晚不會晚于北宋。發(fā)掘者沒有對“易定” “晉”款白瓷做明確斷代，但根據發(fā)掘者對地層年代的判斷，可以看出發(fā)掘者認為“易定”款白瓷為晚唐五代產品，“晉”字款白瓷為晚唐到980年產品。
根據已有研究成果，可以進一步探討晉陽古城一號建筑基址出土刻款白瓷的年代。
從晉陽古城一號建筑基址出土的“盈”字款瓷片推斷，原器應為平底，在入窯燒造前刻劃“盈”字。根據公開發(fā)表的資料，考古出土的平底“盈”字款瓷器還有以下這些：1960年山西省長治市東郊唐墓出土白瓷枕[7]，1991年河北省隆堯縣舊城鎮(zhèn)唐墓出土白瓷罐[8]，1992年陜西省西安市青龍寺出土白瓷執(zhí)壺[9]，1992年內蒙古自治區(qū)赤峰市阿魯科爾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白瓷碗[10]，2002年陜西省西安市唐長安新昌坊出土白瓷執(zhí)壺和白瓷盤[11]，2003年河北省邢臺市邢鋼東生活區(qū)唐墓M19出土白瓷碗[12]，2003年河北省內丘縣南郊天頤溫泉賓館工地M1出土白瓷罐[13]，2004年河北省邢臺市煤田地質局唐墓出土白瓷罐[14]，西安市唐大明宮遺址出土白瓷罐[15]，河北省內丘縣禮堂遺址出土白瓷執(zhí)壺底、白瓷碗底、白瓷盤底[16]。
西安市青龍寺出土的白瓷執(zhí)壺，底部有墨書“大中十三年（859年）三月十三日……送來”，其年代應與墨書年代相近或略早。邢臺市邢鋼東生活區(qū)M19為9世紀以后墓葬[17]。西安市新昌坊出土白瓷執(zhí)壺與河南省陜縣劉家渠大中四年（850年）唐墓出土白瓷執(zhí)壺[18]、江蘇省揚州市東風磚瓦廠唐代后期磚室墓出土白瓷執(zhí)壺[19]、河北省石家莊市井陘礦區(qū)北宅磚室墓出土唐晚期白瓷執(zhí)壺[20]、河北省臨城縣大中十年（856年）唐墓出土白瓷執(zhí)壺[21]、陜西省耀州黃堡窯三期（757~840年）Ⅰ式白瓷執(zhí)壺（ⅠT13③∶9）[22]、河南省鞏義黃冶窯第四期（841~907年）白釉綠彩執(zhí)壺（ⅡT35⑨∶224）相似[23]。
西安市唐大明宮遺址、邢臺市煤田地質局唐墓、隆堯縣舊城鎮(zhèn)唐墓出土的白瓷罐與西安郊區(qū)隋唐墓出土第三期（8世紀中葉至10世紀初）Ⅰ型二式白瓷罐（504∶6）[24]、鞏義黃冶窯第三期（684~840年）白瓷罐（ⅡT5⑩∶5）相似[25]。
河北省內丘縣禮堂遺址出土白瓷執(zhí)壺底、白瓷碗底、白瓷盤底處于第三期（7世紀末9世紀初）[26]。
上述平底“盈”字款瓷器的年代，除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碗外，都集中在8世紀末至10世紀早期。耶律羽之下葬于遼會同五年（942年），但其墓葬中的“盈”字款白瓷碗似乎要更早。呂成龍先生曾指出，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與晚唐越窯青釉碗相似……其燒造年代亦應為晚唐而不是五代?！?[27]筆者亦持同樣見解。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在尺寸、形態(tài)方面與河北省臨城縣射獸唐墓（編號84LSM2）出土的白瓷碗極其相似[28]，且兩只碗都是芒口，顯示出相同的裝燒工藝。因此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應是一件前代珍品，其年代應為晚唐。
晉陽古城一號建筑基址“盈”字款白瓷殘底出土于4號水溝，通過分析4號水溝的伴出物，可以探討“盈”字款白瓷殘底的年代。A型Ⅱ式花口碗（T10503G4∶19）與耀州黃堡窯第四期（841~907年）Ⅱg式青釉碗（ⅠT13④∶4）相似[29]。B型葵口盤（T10603G4∶2）與鞏義黃冶窯第四期（841~907年）圈足盤（標本ⅡY6∶12）相似[30]，邢窯花口白瓷碗、白瓷杯出現(xiàn)于第五期（晚唐五代）[31]。B型斂口深腹缽（T10203G4∶8）與河南省密縣西關窯晚唐B型青釉缽（T1④∶16）[32]、河南省鶴壁集瓷窯遺址第一段唐末青釉缽相似[33]。蓮花瓣形蓋（T10403G4∶4），蓋頂置瓜蒂形小紐，這種做法與江蘇省揚州市田氏紀年墓（937年）出土白瓷執(zhí)壺壺蓋[34]、后梁開平三年（909年）高繼蟾墓白瓷壺、白瓷盂、白瓷蓋罐的蓋形相似[35]。D型白瓷缽（T10503G4∶30）與安徽省六安市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盧公夫人墓出土三魚紋白瓷碗相似[36]。因此4號水溝出土瓷器年代應為晚唐五代。
綜上所述，“盈”字款白瓷殘底年代應在8世紀末至10世紀早期。
“易定”款白瓷片，出土于7號探溝，其所處的地層年代為晚唐至北宋初。傳世的兩件“易定”款瓷器，為五代制品[37]。筆者認為“易定”是“易定鎮(zhèn)”的簡稱（詳見下文），易定款瓷器與易定鎮(zhèn)（782~929年）相始終。因此，“易定”款白瓷可能生產于8世紀末10世紀初。
“晉”字款白瓷碗（T10605④a∶2）與密縣西關窯晚唐CⅠ式白瓷碗（T2②∶20）[38]、鶴壁集瓷窯唐末五代Ⅰ式碗[39]、邢窯第六期（五代）白瓷碗相似[40]。
“晉”字款白瓷高足器殘片（T10404④b∶7），圈足甚大，器身較矮，整器應該不是爐，而是杯、盤或盒。高足器一度流行于隋代，唐代早中期罕見，唐末五代重新開始流行。長沙銅官窯第三期（唐咸通以后至五代）出現(xiàn)高足盤[41]，長沙市晚唐土坑墓出土兩件高圈足方形盒[42]，杭州市光化三年（900年）錢寬墓出土高足海棠杯、高足盤[43]，都是高足器流行的例子。
可見，“晉”字款白瓷片年代應為晚唐五代。
“新官”款白瓷殘圈足（T10303H50∶6）與錢寬墓及其夫人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海棠杯的底足相似[44]。其余“官” “新官”款白瓷，殘缺甚重，無法通過器形推斷年代。依據出土地層，這些器物處在第四層，即中唐到北宋。
因此，“官” “新官”款白瓷的年代應為晚唐五代。
三、刻款白瓷的性質
（一）“盈”字款白瓷
1957年西安大明宮遺址出土“盈”字款白瓷后，學人一直追尋“盈”字款白瓷的性質。李知宴先生認為窯址發(fā)現(xiàn)的帶“盈”字款的細白瓷可能就是專門納入“大盈”庫中的貢品[45]。謝明良先生認為大明宮出土的“盈”字款邢窯碗，可能是進奉“大盈庫”的貢瓷，這種貢瓷以官員采買的形式進奉并被大盈庫納藏，同時也可以流通買賣，為一般人使用[46]。陸明華先生認為邢窯“盈”字白瓷是以百寶大盈庫之“盈”字作為標記、供天子享用的定燒器[47]。
陸明華先生的觀點一經發(fā)表，受到學界廣泛認同，不過也有學者持反對意見。王會民先生認為“盈”字款為意在取得商品競爭優(yōu)勢的一種標記符號，與“大盈庫”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48]。彭善國先生認為“盈”字與“張” “徐六師記”等款識一樣，可能也是意在表現(xiàn)制作者的名號，是邢窯白瓷精品用以自高的一種標記。這類白瓷質量上乘，成為地方土貢或進奉的首選[49]。齊東方先生認為把“盈”字直接與大盈庫對號入座的看法還應仔細斟酌，也許帶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供皇室宮廷使用，卻并非專用，在民間和市場上也使用和出售[50]。
筆者以為“盈”字的含義應為“大盈庫”：
1.“翰林”款白瓷是翰林院在邢窯的定燒品[51]，“盈”與“翰林”刻劃于同一件器物底部[52]，表明“盈”與“翰林”具有同等地位，非私人窯場標記，而是官府機構的簡稱。西安市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罐和“翰林”款白瓷罐尺寸相當[53]，造型規(guī)整、釉色瑩潤、質量上乘，都應出自官方管理的窯場。
2.2001年邢臺市出土了一批“大盈”款白瓷殘片[54]，由此似乎可以建立“盈”——“大盈”——“大盈庫”這樣一個邏輯關系。質言之，“盈”就是“大盈庫”的簡稱。
“盈”字款白瓷是土貢朝廷的名品，但并非皇宮專用，同時也具有商品屬性，會進入市場流通，供各階層消費：
1.“盈”字款白瓷是土貢名品。《新唐書》卷三十九《地理三》載：“邢州鉅鹿郡，上。本襄國郡，天保元年更名。土貢：絲布、磁器、刀、文石?！薄短屏洹肪砣渡袝鴳舨俊份d：“河北道……厥貢：……（注）邢州（貢）瓷器?！笨梢?，邢窯在唐玄宗年間已開始向朝廷土貢瓷器[55]。唐后期還在邢州設立專門管理土貢瓷器的“進奉瓷窯院”，茶器是“進奉瓷窯院”的主要品類?！短乒授w府君夫人墓志》載“季子公素，食糧進奉瓷窯院”?！洞筇乒授w府君墓志》又載“府君進奉茶院十將，諱公素”，“男，長曰進奉茶院驅使官元霸” [56]，趙公素卒于咸通二年（861年），他與長子趙元霸都為“進奉瓷窯院”工作，可見“進奉瓷窯院”設立于唐晚期，持續(xù)時間較長。西安地區(q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達到了類銀似雪的藝術效果，屬邢窯貢瓷的代表。
“盈”字款白瓷本身質量較高，又是進貢朝廷的上品，從而影響到當時的瓷器審美，引發(fā)追捧邢窯的熱潮。官方窯場產生的高等級瑕疵品，正好滿足了民間的這種需求。這些瑕疵品一般采取就近銷售的辦法，就目前看來，其消費區(qū)多集中于邢窯附近的長治、邢臺地區(qū)。長治出土的“盈”字款白釉枕釉面失光嚴重，應為欠燒后埋藏所致。長治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罐或是燒成溫度欠缺，或是器身有窯粘[57]。邢臺市內丘縣天頤溫泉賓館出土的“盈”字罐釉色偏黃，色澤暗淡[58]。
2.“盈”字款白瓷并非皇宮專用。出土“盈”字款白瓷的遺址類型較為豐富，有皇城禁宮大明宮、太液池，有佛教名剎西明寺、青龍寺，有皇親國戚耶律羽之墓，更多的則是普通官吏墓[59]、城市遺址[60]。這些遺址中，大明宮、太液池與皇宮直接相關，可視為高等級遺址，耶律羽之墓較為特殊不做討論，其他遺址可視為一般遺址。從器類看，高等級遺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僅有罐、碗，一般遺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要豐富一些，有碗、碟、罐、執(zhí)壺、盞托等。從數量看，高等級遺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遠遠少于一般遺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一般遺址出土的“盈”字款白瓷來源應是多元化的，可以推測其中一部分來自商業(yè)流通。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島（Belitung Island）海域發(fā)現(xiàn)了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船上裝載了六萬余件主要產自長沙窯、越窯、邢窯及廣東窯系的9世紀瓷器[61]。其中的一件“盈”字款綠釉碗可能是河北地區(qū)窯廠的產品，它由揚州裝船，被運至室利佛逝的巨港（Palembang）登上了黑石號，在前往爪哇的途中沉海[62]。黑石號是一艘來自阿曼的商船，船上發(fā)現(xiàn)“盈”字款瓷器，顯示了“盈”字款瓷器的商品屬性。
（二）“易定”款白瓷
“易定”款白瓷，存世完整器僅見兩只白釉碗，分別藏于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據傳出自同一墓葬。陸明華先生將“易”和“定”單獨解釋，認為碗底刻字實際上是“昜”而非“易”，“昜”是“陽”的簡體，“易定”就是“陽定”，應是“曲陽定碗”或定瓷、定器一類名詞的簡稱。“易定”款白瓷為五代后期之產物，其下限不會晚于顯德末年，是定州入貢后周朝廷的貢瓷[63]。呂成龍先生認為“易定”中的“易”似乎可以理解為“交換”，“易定”可理解為“用來交換的定瓷” [64]。賈敏峰先生認為“易定”是一個聯(lián)合的地方名稱，即古時的易州和定州，“易定”款瓷碗是領有易州、定州的統(tǒng)治者在定窯定燒的標志[65]。
筆者以為“易定”指“易定鎮(zhèn)”：
1.晉陽古城一號建筑基址出土的“易定”款殘底，其刻劃文字字形明顯為“易”字，因而也就不可能有“陽定”及“曲陽定碗”的演繹。
2.“易”如果指“交易”的話，“易定”刻款白瓷理應發(fā)現(xiàn)較多，而實際情況卻是“易定”刻款白瓷僅見兩件，“官” “新官”款白瓷已達到一百九十一件[66]，各地出土沒有刻款而用于交易的定窯白瓷就更多了。
3.唐宋時期沒有單獨以“定”字表達“定窯” “定瓷” “定碗”的習慣。唐末定窯稱為“瓷窯冶” [67]。定窯在宋金文獻中被稱為定州白瓷、定州花瓷、定州紅瓷、金花定碗、定器、定磁、金裝定器等，如“瓷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定州花瓷琢紅玉”，“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器”，“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后再入窯燒，永不復脫”，“某出疆時，見虜中所用定器，瑩凈可愛”，“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 [68]。
4.“易定”作為固定搭配，從唐末到宋初，都指地名，是易州和定州的合稱，如建中三年（782年）“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為義武軍節(jié)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元和十二年（817年）“義武軍節(jié)度使渾鎬喪師，定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jié)度”、會昌元年（841年）“易定軍亂，逐節(jié)度使陳君賞”、大中九年（855年）“以吏部侍郎鄭涯檢校禮部尚書，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武軍節(jié)度、易定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乾符六年（879年）以王處存“充義武軍節(jié)度使、易定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 [69]、同光二年（924年）“契丹寇易、定北鄙” [70]、建隆二年（961年）“執(zhí)易定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削官勒歸私第” [71]。
“易定”款白瓷是義武節(jié)度使官手工業(yè)的產品。易定鎮(zhèn)設置于建中三年，從成德鎮(zhèn)中析出，由張孝忠任節(jié)度使，其常轄為易、定二州[72]。易定鎮(zhèn)建立之初困難重重，政治上成德鎮(zhèn)、幽州鎮(zhèn)兩個強藩虎視眈眈，經濟上“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豉而已”。為應對這些危機，易定鎮(zhèn)在政治上依靠朝廷，不與河北藩鎮(zhèn)為伍，經濟上大力發(fā)展手工業(yè)，尤其是瓷器制造業(yè)[73]。正是由于易定鎮(zhèn)重視定窯的生產，強化了定窯的管理，使得定窯燒造水平突飛猛進，在晚唐五代取得長足發(fā)展：白瓷制作精細，造型優(yōu)美，胎色潔白細膩，瓷化程度很高，具有一定的透明性；造型上模仿金銀器皿，胎體輕薄，采用花口、起棱、壓邊等做法[74]。五代時期，易定鎮(zhèn)在政治上奉行獨立政策，周旋于契丹與中原王朝之間，將瓷器生產作為其重要的財政來源，在高檔白瓷上刻劃“易定”“官” “新官”等款識以提高定窯白瓷的識別度，無形中達到了廣而告之的目的。
因此，“易定”款白瓷可能生產于782~929年間[75]，與易定鎮(zhèn)相始終。
（三）“晉”字款白瓷
“晉”字款白瓷出土于唐末五代的太原，“晉”字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兩種含義，一是作為地名的“晉陽” “晉陽宮”，二是作為封號的“晉王”。
“晉陽”在唐代為縣名，“晉陽縣……在州南二里” [76]，與“太原縣”同為附郭縣，它們的上級行政區(qū)為“太原府”。迄今為止，尚未見到以縣域名稱為款識的唐末五代瓷器，“晉”字幾乎沒有“晉陽”的可能性。
“晉陽宮”為太原府城重要的建筑之一，“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連倉城，北面因州城，東魏孝靜帝于此置晉陽宮，隋文帝更名新城，隋煬帝更置晉陽宮，城高四丈，周回七里” [77]?！皶x陽宮”是李淵起兵的大本營，“高祖發(fā)跡太原，因晉陽宮留守庫物，以供軍用” [78]，“晉陽宮監(jiān)”裴寂是李淵起兵的得力助手。五代“晉陽宮”地位依然，后唐莊宗誕生于晉陽宮，他在后梁爭奪天下之時，不忘到晉陽宮冊封皇太后?！皶x”指“晉陽宮”的話，則為宮殿用瓷，但“晉”字款白瓷質量不甚高，況且又如何出現(xiàn)在晉陽古城一號建筑基址？
“晉”字作“晉王”理解倒是順理成章。李克用在鎮(zhèn)壓黃巢起義中受到唐政府重用，883年被封為河東節(jié)度使，895年受封晉王。908年，李克用死，子存勖襲晉王。923年，李存勖建唐（史稱后唐），都洛陽[79]。895年~923年之間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割據河東，與朱全忠爭奪天下，在官營窯場生產的白瓷上刻劃自己的封號“晉”，一方面表明政權是出于唐王朝冊封的正統(tǒng)，另一方面意在表達與朱梁爭天下的決心。
因此，“晉”字款白瓷的“晉”字意指“晉王”，其生產時間大約為895~923年間。
附記：本文圖片承蒙晉陽古城遺址考古發(fā)掘領隊韓炳華研究員提供，特致謝忱。
（作者：安瑞軍，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趙凡奇，山西博物院。另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查《江漢考古》2022年第2期）
責編：段姝杉
審核：方 勤
陳麗新
——版權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