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了一篇關(guān)于毒瘤北京奇文，其中介紹的明朝永樂定都北京得缺陷，其中糧食市重大問題，而明成祖不知為何不用元朝遺留下來的海上運輸？查了下資料，發(fā)現(xiàn)元朝的統(tǒng)治者盡管是個野蠻民族，可是在城市建設(shè)、海洋事務、商業(yè)等國家建設(shè)方面確實比后面兩個朝代要強，如在交通和通訊建設(shè)方面---除了疏浚整修運河系統(tǒng)，還大力發(fā)展新型海運，并把古老的驛傳制度推到全盛。
首先在內(nèi)河水運方面，大科學家郭守敬等元朝官員，先后開鑿了“會通—濟州河”和通惠河，使京杭大運河全線通航。漕糧船從杭州出發(fā)，經(jīng)江南運河進入揚州運河，再北入黃河、泗水，通過“會通—濟州河”，再由衛(wèi)河入通惠河，直達大都，比原來經(jīng)洛陽到涿郡的水運線縮短了500多公里。
但是運河自建成之日就有這重大隱患，一個是泥沙淤積，還有運河水量不能很好調(diào)節(jié)，運輸沒有保障，因此元朝又發(fā)展了海上運輸。說起海上運輸就不得不提起幾個海盜，這幾個海盜為中國海運貢獻極大，這也說明元朝這個野蠻政府在處理海洋事務方面的靈活性。兩個海盜朱清、張瑄在崇明島率眾在海上“嘯眾剽劫”，擄掠富商巨舶，1273年海盜朱，張率部降元，成為元水軍的重要力量。他們對內(nèi)攻城占地招撫海賊，對外交流使團征伐倭寇，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
大量運輸糧食則始于1282年。這一年伯顏派人從海道運糧到直沽（天津），開始時用平底船60艘運糧4.6萬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達到360萬石。航道改過三次，自蘇州劉家港開航，“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海運比陸運和內(nèi)河航運要省費得多，不僅“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東南。
至1293年，元朝政府確定了從長江口北上至直沽(天津)的海上運輸路線，以糧食為例，最多時一年有300多萬石。海運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為商業(yè)、交通、對外貿(mào)易作出極大貢獻，元朝同很多國家和地區(qū)有貿(mào)易關(guān)系，泉州是元朝最大的港口，“刺桐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列為當時世界最大的兩個港口，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里稱贊其“不可思議”。（這些都是記載在
歷史書上的）
元朝野蠻確實，但要像一些說得那樣老百姓水深火熱，政府一塌糊涂，中華文明倒退就有點大了，也就功過相抵了。
到了明朝，永樂十三年，運河南北全線疏浚通航，朝廷決定停止海運，把運河作為漕運的主要渠道。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回朝后，震驚世界的遠航壯舉隨之終止。嘉清年間，倭寇在我東南沿海地區(qū)侵擾更甚，于是朝廷明令海禁，三令五申“片板不得入海”。
兩頭船也始終未成為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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